社会学 | 当代中国家庭观念的延续与变迁

对当前中国的家庭变迁，学术界大抵有两种观点。家庭变迁论者认为，个体日益从家庭和血缘关系的外在社会约束中脱嵌，不再相信自己应该为了维系家族血脉而奋斗，他们从自己出发建构社会生活，将家庭视为可利用的资源。家庭延续论者则认为，当前我们依然是家庭本位的，结婚、生育是为了尊祖敬宗和血脉绵延，家庭不是子女成长的凭借和手段，而是他们人生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所在。

学术界这两类观点很少对话，原因之一在于家庭延续论者实际上并不那么关注经验层面的家庭，而是把它当作制度和观念的理想类型与精神隐喻，致力于用不变的传统家庭伦理、家本位文化这一工具去理解中国社会，并希望借此重建社会秩序。因此，他们聚焦于中国家庭跨越时代的恒常性与被传承的静止不动的文化符号，将它视为一种价值倡导似乎也不为过。

我们有必要回到经验来判断中国家庭是否发生了根本变迁，这不仅关乎进行具体的家庭社会学研究时的框架选择，还关乎未来家庭建设的方向。如果家庭延续论者认为不变的家庭本质实际上已然发生了根本变化，那么我们据以重塑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精神内核也许需要重新审视、谨慎对待。

如何判断中国家庭是否发生了根本变迁？家庭延续论者明确指出，要看中国人是否仍以家为生命的源头和归宿，是否将生命的意义寄托于父母和子女的命运，是否有基于一本（以父母为本）和一体（父子一体、母子一体）的感通和感动。具体说来，我们可以通过人们的生育观来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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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育观念的类型与变迁

从作者团队长年累积的调研资料来看，人们的婚育观念主要经历了如下变化。

绝户头。在20世纪80年代初执行计划生育之前，“绝户头”这类词汇绝对是最恶毒的话语，如果当面骂出来，基本就是绝交的架势了。由此可见，（养儿子）传宗接代的思想是多么根深蒂固。

八妹和九弟。20世纪80年代，多子女的大家庭很普遍，A乡供销社的赵矮子生了八个女儿之后不甘心，再次超生，终于生了个儿子。虽然超生丢了工作且家里孩子太多穷得吃不饱饭，但赵矮子的人生因为九弟有了意义，生儿子之后他见人腰都挺直了，说话也大声了。周围的人只觉得他未免太倒霉，生那么多女儿才生了儿子，且太穷了，但也没觉得他这么做有多么不对，毕竟想要一个儿子传宗接代也是挺正常的追求。

我不信你是丁克。1999年，33岁的肖春离开故乡到首都求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孩子。每天面对各种关心、询问和异样的眼光，她觉得受不了，就考博士离开了家乡。到大学也偶尔有人会提到生育，她都会说自己要做丁克。其实大家心里都不太相信，因为那会儿真心选择不生育的人实在太少了，普婚普育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规范。

女儿也可以传宗接代。2013年，“80后”小亮、小梅夫妇生了女儿贝贝，了解父辈想要孙子的心理，夫妇俩原本也打算再生一胎的，奈何一直也没怀上，就不了了之了。对此，小亮觉得生孩子是应该的，这样就给世界留下了自己存在的印记，但传承就是基因延续，女儿一样可以传承。

谁生孩子谁决策。小亮的表弟小力（生于1995年）表示：“我还是愿意要孩子的，但生孩子对女方影响更大，她付出更多，所以我觉得应该由她决定。她害怕生孩子，其实也没那么喜欢孩子，那就不生。”对付父母，他的说法是：“咱家也不是啥名门，有啥必须传承的？！”

我可能没有资格生孩子。小亮的表妹小溪（生于1992年）将自己坚决不生孩子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原生家庭不和谐，“我没有信心，我觉得即使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下定决心绝对不变成我妈那样，但还是很像她，情绪也不稳定。就怕将来万一我也不喜欢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也不喜欢我”。然后她表示：“现在的环境，越来越多人不要孩子或者不结婚，也给我另一种选择的可能。其实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婚育这些只是生活的一种状态或者阶段。”

养孩子太难了。小力的朋友小侯是个程序员，级别不高收入也不高，但自己一个人生活也还过得去，不用考虑发展和未来生活问题。但是，如果结婚生子，情况马上就会变得复杂，他的职业、收入可能难以维持体面的家庭生活，所以小侯目前的想法是不结婚不生育。

养儿不如养宠。1997年的佳佳生活在沿海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重男轻女的家庭氛围、当地女性的弱势地位对她刺激很大。虽然她外出求学脱离了家乡，但对生育的抗拒导致她甚至不愿意结婚：“毕竟如果结婚了，婆婆就有理由要求我生育了！”目前佳佳和男朋友养了3只猫，她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

生育对我没有意义。小溪的闺蜜小蔷的原生家庭幸福健康，但小蔷坚决不生孩子，她的理由是“不能从生育中得到快乐和成就感”。她分得非常清楚：“有成就感又快乐的事大概有学术研究上出的成果、运动健身的成效、学新的技能等，总之就是能自我提升的事情。只快乐的事包括看电影上网冲浪之类的。”同时她还非常冷静或者说消极：“虽然我家庭还算幸福，但这个世界也不怎么好，人一生能遇到的苦难太多了，何必非要把一个本不存在的孩子造出来受罪呢，我觉得没必要为了‘可能的幸福’冒‘可能的苦难’的险。”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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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变迁的性质判断与机制分析

前述案例中，“80后”小亮的行事虽然已有变化，但依然是在传统的一本一体框架中思考和行事，下意识地将生育看作一个流动的、延续的脉络中的一环，且极力维系这种延续。“90后”小溪和小力、小蔷等人的情况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不再将自己视为家庭延续的一部分和必要桥梁，也不觉得自己有延续家庭或家族的义务与责任。相反，他们首要考量的是个人的感受尤其是幸福与快乐。与之前的世代相比，“90后”表现出来的个体观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突变。

至此，“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是以为人子始，以为人父终”，“既知慈，终必知孝”不再是铁律。以文中列举的“90后”为代表的个体本位者，他们感受过父母的慈爱和尽心照顾，也可能会对自己的慈父慈母尽孝，但自己并不一定愿意再成为慈父，慈孝一体的社会结构核心被削弱，据此重建家庭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构思也会存在疑义。

“90后”的突变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从晚清开始，社会结构的变迁就已深深影响中国家庭的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宗法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礼治秩序逐渐被土地改革与新的法律框架等削弱。与之伴随的是对传统家庭伦理话语的抑制，导致家庭社会化过程中传统伦理的部分失语，这也是“80后”尤其是“90后”观念变迁的重要原因：他们的父母成长的环境都已经发生了改变。

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的兴起终结了国家对资源分配与生活机会的垄断，个人和家庭实现了新的脱嵌。之后，国家推动的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发展、住房商品化等重要的结构因素变迁，都对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削弱了传宗接代这一血脉绵延责任，对应的话语是“生儿生女都一样”“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在特定的政策影响下，很多独生女家庭不得不接受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血脉传人的事实。国家密集的话语宣传也让其中一部分人逐步接受新的观念。既然生儿子不是必需的，生育不再有神圣、超越意义，青年一代逐步发展出“生育本身就不是必需的”这一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

面对当前“推动适龄婚育、提振生育水平”的新需求，除了已有的时间、经济、服务支持外，倾听生育者的故事、理解生育对生育者的价值，进行有效的意义生产与话语建构，形成一种积极的生育观，也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