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漫 张梦洋 | 从《春秋》义法看明代宋史研究的书写风格

按：本文发表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第106—113页。微信版已略去注释、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请以原文为准。

从《春秋》义法看明代宋史研究的书写风格

吴 漫，张梦洋

摘 要

《春秋》义法奠定了传统史学书写特色与治史旨趣，后世依此探讨“义”“法”的统一，表达儒家伦理和政治立场，通过属辞编次与历史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建构出一种独特的书写体系。明人受其影响探讨、重修宋代历史及元修《宋史》。以正统论张大一统观念，重建政治旨趣以突出褒贬劝惩，照录诏令奏疏及新体佳作以传承实录垂鉴之原则，又突破微文刺讥的旧范式发展史论新体。整体上突出了强调大一统意识、义理之正及重视实录等历史关怀，彰显出《春秋》义法书写体系持久生命力。明代宋史研究的风格与成就丰富了传统史学书写文化的内容。

关键词：《春秋》义法；明代；宋史研究；书写风格

《春秋》义法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叙事理论，通过“书法不隐”的历史书写，将礼法原则、名分观念与儒家伦理政治观熔铸于史事叙述，形成以例显义，经纬国家的独特书写体系。其源于孔子笔削《春秋》的实践，经《左传》《春秋毂梁传》《春秋公羊传》三传阐释及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史学建构，逐步形成“义为经，法纬之”的双重维度。近人陆懋德更提出义法兴而史学立的观点。这种书写传统深刻影响着历代史学的重构实践，尤以明代宋史重修最具代表性，史家以《春秋》义法为经纬，在统绪建构与史事取舍中平衡义理之正与客观之公，既彰显儒家伦理政治原则，又以笔削范式弥合历史真实与道德教化的张力。关于《春秋》义法的研究现当代学者在传统经学、史学、语言学及跨文化比较领域持续深入，但对后世史学编纂实践中《春秋》义法的影响和演进则关注不足，尤其是如何通过重修前代史书探讨书写策略与价值重构的关系，以及审视《春秋》义法的传承和突破，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本文以明代重修宋史为契机，重在考察其传承《春秋》义法精髓下的宋史书写风格及其历史观念，揭示其如何在历史书写框架中持续深化儒家价值体系的阐释空间并赋予传统义法以新的生命力。

一、以《春秋》正统观为理论指导

明朝学者瞿景淳说：“明于《春秋》之义而后可与言正统，明于正统之义而后可言史法。”当代史学思想史家吴怀祺曾在《正统论和史书的编纂》中评价正统论“是一种先验的历史联系的观点，它直接影响史书的编纂和对历史材料的处理”，揭示传统正统论的特点及其对史学的直接影响。元修《宋史》对宋、辽、金各与正统，打破了汉人修史秉持的传统史观，为后来明代重修实践埋下了伏笔。明人关于宋代历史的价值判断，首先表现为对宋、元朝正统地位的认知，一是受新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二是程朱理学《春秋》正统论的强化。明朝建立伊始，洪武十八年（1385）十月《御制大诰序》云：“宋遭辽、金之窘，将士疲于锋镝，黎庶困于漕运，以致终宋之世，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衣冠礼乐日就陵夷。”相应地，在文化领域明确程朱理学的主流地位，“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以朱熹《四书集注》为科举取士的范围和标准，宣扬以儒家礼教为核心的文化思想，以此巩固政权基础。朱子之学尤其强调《春秋》微言大义中的“正统论”，其《朱子语类》卷一○五载：“问《纲目》主义？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统。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这种文化导向在士人中的影响是显著的，明宣德四年（1429），学者刘剡纂辑《资治通鉴节要续编》，以宋为正统，辽、金分书，元直续宋统，以尊宋的方式，表达正统观。又如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上疏，严夷夏之防，提出重修宋史：以宋为正统，辽、金附于其后，“俾统纪之道明，夷夏之分定”。

官方既推崇程朱理学，则极为热衷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纂。景泰六年（1455），代宗下令修纂《续资治通鉴纲目》，提出：“独宋元所纪，窃有歉焉，卿等其仿文公例，编纂官上接《通鉴纲目》，共为一书，以备观览”。成化九年（1473）十一月，宪宗下令编纂《续资治通鉴纲目》，提出：“顾宋、元二代之史，迄无定本，虽有《长编》《续编》之作，然采择不精，是非颇谬，概以朱子书法，未能尽合”，要求“一遵朱子凡例，编纂二史……凡诛乱讨逆，内夏外夷，扶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而植纲常，亦庶几得朱子之意而可以羽翼乎圣经”。《续资治通鉴纲目》在编纂过程中曾有中断，时隔近二十年，但两位统治者关心宋朝地位及历史评价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成化十一年（1475），商辂任总裁，十二年（1476）十一月竣成。商辂在所上《进续资治通鉴纲目表》中，不但对元修宋、辽、金三史提出批评，而且对本朝官修《元史》也提出批评：“著《宋史》者讫无定论，撰《元书》者罔有折衷。或杂于辽、金而昧正统之归，或成于草率而失繁简之制，或善善恶恶之靡实，或是是非非之弗公。况其前后抵牾，予夺乖谬，众说纷纭，卒未有能会于一者，是诚有待于今日也……若胡元之主中华，尤世运之丁极否泰，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纲既沦，九法亦鉩。第已成混一之势，矧复延七、八之传，故不得已大书其年，亦未尝无外夷之意”。商辂不仅对前人的编撰进行了批评，而且对元朝统治也表达出明确的看法，可见此次编修与其说是一项文化举措，毋庸说是一种政治态度的鲜明展示。以正统观为指导，他强调清晰地界定历史书写中的正统王朝，进而才能维护历史评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显然，通过编修《续资治通鉴纲目》构建符合明朝统治的历史认知和文化认同，才是统治者的根本需求，因而金江在《进续资治通鉴纲目书法表》中进一步申明：“《纲目》追《春秋》而并观斯治法与心法，而胥显艺文失纪，风会渐漓。《宋史》杂于辽金，《元书》成于管蠡，善恶靡定，观省奚裨？洪惟我宪宗纯皇帝慨宋元二史之芜，昧《春秋》一统之义，微言既绝，大道斯湮。遂敕诸臣续修《纲目》，是非必录，凤麟与魑魍而杂陈；予夺攸分，华衮洎斧钺而兼著。正例变例，大书特书。植世道之巨防，界限独严夷夏；守王朝之定律，分名尤重君臣。”此次编修传承了《春秋》和《纲目》的“治法与心法”原则，对宪宗提出的“迄无定本”问题进行了充分回应。

与修诸史臣还通过私人撰述强调正统观。统绪在正统论中是重要内容，程敏政结束《续资治通鉴纲目》的参修工作后，于成化十三年（1477）又独自撰成《宋纪受终考》对前期工作进行补充。他将宋朝统绪定于崖山之亡，曰：“宋亡而崖山未已，则宋之正统犹自若也，必崖山亡而后归之”，并称：“胡粹中之书恐未当”，对永乐间胡粹中所撰纲目体《元史续编》中的宋史断限提出疑问。与修史官丘潜于成化十七年（1481）亦独自成书《世史正纲》，强调正统观在历史书写和阐释中的重要性，序曰：“《世史正纲》曷为而作也？著世变也，纪事始也。其事则记乎其大者，其义则明夫统之正而已！”在这部编年体通史著作中他严格区别了各朝代的正统与非正统地位，为世人理解正统观在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提供了参考。与修史官杨守陈在《重锓刘诚意伯文集序》中也直言：“自昔夷主华夏，不过膻一隅，腥数载耳。惟元奄四海而垂八纪，极弊大乱，开辟以来未有也。高皇扫百年之胡俗，复三代之华风。”由最初的胡粹中编纂纲目体《元史续编》肯定元朝的历史地位，到程敏政等人的质疑并张扬宋朝正统，再到丘潜、杨守陈等人的直接否定，均反映出《春秋》义法是明代官方史学实践的重要理论指导。

嘉靖初期世宗革故鼎新，皇权不断强化，朝臣围绕大礼之议，奏言更定祀典，在关于元世祖祀典方面屡有触及。嘉靖十年（1531），翰林院修撰姚涞上《论元世祖不当与古帝王同祀疏》：“惟其猾夏之罪深，故圣祖攘夷之功大；惟其乱华之祸惨，故圣祖诛暴之义彰。既以大义驱之，当以大义绝之。臣窃恨当时诸儒臣，怀其平日豢养之私，值我圣祖御极而不能明大义以佐下风，乃使元主得与帝王并列，以渎我祀典。”礼部以“春秋与善之法”，认为“宜遵旧制，庙祀如故，此千古不易之论”，上从部议，此时与正统间明廷回复周叙奏言重修宋史时的态度并无二致。嘉靖二十四年（1545）礼部右给事中陈蓒奏《除胡邪正祀典以昭华夷大分疏》：“质以《春秋》内夏外夷谨微之大义，将帝王庙所祀忽必烈及木黎华、博尔忽等五臣并行黜祀”，又有主事傅伯栋建言，世宗始罢去元世祖陵庙之祀，以及从祀木华黎等人。从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缘先王之意，采隋唐之制”而修筑历代帝王庙，奉祀自三皇五帝至元世祖的历代帝王，到嘉靖二十四年罢元世祖庙祀，明廷关于元朝的历史态度有了突出转变。其间，嘉靖十五年（1536）世宗于天寿山召见大学士李时，决定重修宋史；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浙江临海人刑部尚书郎王洙的纪传体《宋史质》一百卷刊刻，开篇即言：“史者，《春秋》之教也”，其书写与旨趣鲜明地表现为“辟夷狄而尊中国”，称“自此义一明……中国之势始尊，外夷之防始严”。此年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南下，导致“庚戌之变”，这一政治危机刺激明人将《春秋》“外夷狄”之意作为一种学术武器而尽力张扬。

时势转折是传统史学诠释体系中的重要动力，《春秋》义法既以正统论维护其政治观，同时其追求实录的精神也促使士人对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拥有清醒的认知，围绕正统观不断进行深刻反思。万历年间礼部主事徐学谟针对嘉靖间革去元世祖祀典一事，提出：“虽曰夷狄，自不能废之矣，乃宋人正闰之说，尤为无为。”此时徐学谟对形式上的正统划分，颇不以为然，对于明朝长期以来的华夷观念进行了反思和突破。同样，学者于慎行也专对教条地理解《春秋》书例的做法提出批评：“以迂阔之见妄加摈斥，此老生之陋识。”于慎行所言“迂阔之见”，即指那些过于拘泥于正统观而对辽、金政权采取片面排斥态度的观点，他的批评反映了晚明一部分士人对传统史观的反思，即正统观在推动史学进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束缚史家思维的枷锁，从批判的角度传达出对于政治需求投向文化借力的一种辩证认识。在明人的宋史修撰实践中，这种反思清晰可见。他们以用辞的不同来区别对历史事件的认知，留意兼得义理之正和客观之公。天启年间王惟俭撰述《宋史记》，首先规范其体例曰：“宣尼作经，左丘立例。然后世学者，亦恐过为揣摩之词。今即不逐事立凡，亦须少为区别。如侯王曰薨，宰执而封公王者亦曰薨，卿辅曰卒，官卑而直谏理学者亦曰卒，其奸邪者削官曰死，滥刑者备官而曰杀，刑当而有罪者曰伏诛。金、辽、夏、元，争战云扰，得其地曰取，取而复陷者曰入。宰执免罪，原无低昂，而奸回退位，方书罪免。朱紫略分，用存体例。”这里他一方面批评了后世学者在理解运用《春秋》义法时过度揣摩的情况，另一方面又肯定了通过用辞的不同来保存史学义例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遵行正统论所蕴含的政治和文化秩序。此外，元修《宋史》关于蒙古的记载从始至终统称“元”“大元”，亦有“大元北兵”之称，关于元政权建立前后蒙古部落的称呼以及与此相关的王朝断限问题，王惟俭也作出修正：对于忽必烈之先祖，号曰“蒙古”，至元朝建立，始有国号称“元”，用以避免元修《宋史》中的混称，实践正统观与历史客观性之间的平衡，增强历史书写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二、重建历史书写的政治旨趣

《春秋》书写尤重历史大节处的垂训鉴戒。休宁人程敏政于成化年间与修《续资治通鉴纲目》，针对元修《宋史》不载或误载的宋代史事，进行补充和纠谬，其言：“予修《宋元纲目》，因参考史传，得合州守张珏首末，重其谋国之忠，死国之义，实与文公相先后者，恨旧史书法多晦，而珏之心事不尽白也，因数大书其名于纲，详其事于目，自谓可补前史之阙，而不知公实为珏后也，抚卷之际，为之惘然。”又撰成《宋遗民录》十五卷，专记宋朝王鼎翁、谢翱羽、唐玉潜三人。三人皆布衣，为文丞相客，虽未承蒙宋朝的高爵厚禄，然于南宋覆亡之际却以匹夫之力尽忠报国，“或欲死其主于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于既死以暴其志，或欲存其庙食于既亡，续其王气于已断，以求尽此心而不负其主”。此三人事迹足以砥砺士节，程敏政肯定了宋朝以人文设教，以仁义立国，以为三人事迹“足以起人心之忠义，振末世之委靡，百代之下读其文想其人，将必有任天理民彝之责于一身”“天理民彝藉之以不泯”“为有天下国家者鉴矣”。成书之时正值蒙古南下扰边，其于书中提供政治借鉴、激励士人以挽世风、时局的旨趣显而易见。

除纲目体外，纪传体以史法整齐叙事，尤为符合大一统王朝政治的需求。明代纪传体的宋史书写以王洙《宋史质》、柯维骐《宋史新编》、王惟俭《宋史记》等为代表，关注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际，克服元修《宋史》繁简无法，“重复非体”的鄙陋，于历史几微处昭示垂训。学者秦鸣夏说：“夫史，昭往诏来者也。是故述废兴、正统纪、审沿革、明功罪……是故事不提其要，虽该洽其何裨？言不钩其玄，徒猥冗而可厌”。如世人所知，宋末权相贾似道误国，南宋谢枋得曾“愤贾似道误国，极言天心怒，地气变，民心离，人才坏，兵必至，国必亡”。而贾似道跻身朝堂为祸朝政，启衅强敌流毒生民，离不开贾贵妃荐举和庇护之“功”，元修《宋史》虽于《奸臣传》记载其事，却无理宗贾贵妃传。对此嘉靖间柯维骐说：“似道缘是进用……妃册封及身后恤典皆？常制焉”，“诸帝妃事有关系者，皆有传，何理宗贾贵妃有宠，似道由之而进，乃不为立传？”王惟俭承接此论，认为：“后妃传，理宗贾贵人，乃似道之所攀附者，启衅？敌流毒生民，而宋社之屋，实维兹始，今依《新编》增入。”史家在人才进废之际尤为关注，其见微知著，警示后人，深得《春秋》几微之意。

明人又以书与不书突出有重要价值的历史内容，以示鉴戒。王惟俭力纠《宋史》芜杂之弊：“今《宋史》烦芜，景德一年之事二千余言，足以当他史之一帝纪。高宗一朝之事几二百纸，足以当他史之全纪。核其所录，乃县丞医官毕载，召见入对亦书。徒累翻阅，何关成败？今宜力加删削，用成史法”。在书中，他为宋朝宰执韩富等建立功勋者立传，以示褒奖；为耿南仲等败乱朝政为祸国家者立传，以示警诫。他视宋代的李昌龄、姜遵之等人为尸位素餐的庸臣，仿照《汉书》处理陶青、刘舍等人的史例，提出可附于他传之后，或于《年表》中略述姓名、登录官爵即可，无须设立专传。这种处理史料的观念还大量见于他在处理《忠义列传》《方技列传》《宦官列传》的书写中，认为：“非有殊尤绝绩，亦乌足溷简牍乎”“林灵素诸人，亦存之以见人主惑志幻术，足为鉴戒，其他棲真通玄吃菜事魔之俦，又乌足取乎”“今录其尤甚如李宪、童贯之生事边疆，阎文应、陈源之酿祸宫闱，如斯，传之可也。寻常扫除之隶，何足辱载笔乎！”将《宋史》入传的宦官五十五人删减至三十人。

明人多称引《汉书》以追崇《春秋》，整齐体例，通过重新审核列传分类及人物入传适得其所，表达鲜明的价值立场，以贯彻《春秋》义法劝惩、鉴戒准则。元修《宋史》在类传中设置《道学传》为明人所认可，不论柯维骐《宋史新编》还是王惟俭《宋史记》都沿着这一思路设置类传，只是在人物入传方面进行了调整，使入传人物的分布适得其所，如《宋史新编》称：“旧史先《循吏》而后《道学》，似失本末之序，今以《道学》居首，次《儒林》，次《循吏》，次《文苑》，仿孔门四科，亦《汉史》例也。”《宋史记》称：“两汉诸史，《儒林》列篇，大都无它事迹，总在一卷，其有勋业，不在此例，如董郑不名《儒林》，卓鲁不称《循吏》，是也。《宋史》于杨龟山之论奏，魏鹤山之执政，胡文定之劝讲，概入《儒林》，误矣，今皆更定。”调整入传人物的分布，既为适得其所的客观要求，同时也传达出对入传人物历史价值的重新判断。再如，柯维骐《宋史新编》重新调整《忠义传》中的入传人物，将元修《宋史·忠义传》中孙昭远、曾孝序、高永年、翟兴、陈求道、陈淬、刘晏、姚兴、张、欧阳珣诸人移出。王惟俭《宋史记》也对《忠义传》的入传人物进行了调整，称：“德祐时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诸人，皆忠存赵社，力弹宋皇，虽没有先后，而志无异同，乃文天祥《列传》，而陆、张《忠义》，何也？今为改之”，将文天祥增入《忠义传》。此外，元修《宋史》虽立《忠义传》，却又按“死节”“死事”定以“等差”。柯维骐提出“宜依世代，不宜第其等差”，反对以“死事”决定忠义、等次及入传先后的做法，于细节处显示在扬善罚恶方面义法结合的书写原则。

三、追崇注重诏疏的史学遗风

《春秋》义法强调通过对史料的选择与编次，传达一定的历史观念和价值取向，进而影响世人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知。明人重修宋史强调对其诏令、奏疏以及一代佳作等内容的重视，表面上是进一步完善历史记录，实则蕴含着对历史真实性、制度风尚以及观念认同等多方面的追求，通过这一书写体例，使读者领会深层次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文化内涵，实现历史书写与价值传递的有机统一。

在元代所修的《宋史》中，效仿《新唐书》的体例，于《本纪》部分并不记载诏令内容，这一做法或许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史学观念等多种因素有关，而明人在《本纪》的编纂方面则秉持不同的原则，柯维骐崇尚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及宋濂《元史》体例，重视诏令的补录，于《凡例》中强调此为“修史者之法”。例如，关于周恭帝禅位的记载，《宋史》于《太祖本纪》仅流露出：“召文武百僚，至晡，班翰林承旨陶谷出周恭帝禅位制于袖中，宣徽使引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至于周恭帝禅位诏书的具体内容如何，世人尚需从他书中查阅。而《宋史新编》则于此处移录周恭帝柴宗训的禅位诏书：“天生柔民，树之司牧。二帝惟公而禅位，三王乘时而革命，其极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归。咨尔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禀上圣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纳麓，东征西怨，厥绩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讴歌狱讼，归于至仁，应天顺人，法尧禅舜，如释重负，予其作宾。呜呼，钦哉！祗畏天命！”这段诏谕作为特定历史时刻的重要文件，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传达了政权交替之际，各方的态度和所遵循的“天命”“人心”政治原则，既为世人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和社会价值提供了重要窗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人的认知和判断。

无独有偶，王惟俭也强调书写“诏命”的史学价值。在《宋史记》撰写中，他援引古史体例说：“孟坚《汉书》擅美‘十纪’，以西京诏命简古而尔雅故也。欧阳《唐纪》诏旨全无，《宋史》承之……简诸志及采他书，凡关诏敕，悉收《纪》中。若临轩酬答之词，臣下追崇之典，难以例论，亦所不录。”至于《列传》书写中涉及的传主奏疏和文章，王惟俭说：“子长所载张仪、苏秦之辨，乐毅、黄歇之书，孟坚所录晁、董之策，司马之赋，莫不具其全文，《宋史》列传至二百余，可谓多矣，而一切表疏尽加删削，甚至止引款项，并无文辞，遂使读者莫能睹事之颠末，罔繇识议之妍媸，今简诸书，疏奏华缛，国体通达者，全文具录，其过冗长或无关系者，从《宋史》旧例。”晚于柯维骐成书十年的薛应旅在撰述《宋元通鉴》时称：“昔人谓司马迁作《史记》，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作《汉书》，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以是为固不如迁。愚则以为迁、固之优劣，盖自有在不在文之烦省间也，故今历览宋、元之史，及诸名家纪录，及诏令、奏疏、议论、启札，有可为世法戒者，直掇全文，多不裁减，恐其抑而不扬，则志意不舒，事体不悉，无以快心明目，不能使人感发惩创也。”这里，薛应旅再次肯定了班固的史例，主张对那些能够引起后世借鉴、警戒的名家记录、诏令、奏疏，直接抄录全文，唯恐这些内容得不到传扬，其中的思想意图不能充分表达，事情的全貌不能详尽展现，希望借此引发世人的反思。如果说王惟俭在书写过程中受了柯维骐《宋史新编》的影响，而以理学扬名、注重在《宋元通鉴》中阐发义理的薛应旅也坚持同样的书写理念，则不如说从柯维骐、薛应旅到王惟俭，从纪传体撰述至编年体编纂，在处理诏疏等对国家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史料编次方面，明人达成了共识，同时也构成明代宋史书写的突出特点。显然，这与《春秋》义法中选择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意义的事件进行记载的原则是相符合的。

薛应旅追崇《汉书》的史学遗风，但并不过度模仿。就文辞样式而论，他关注到骈文在宋代官方文书和重要场合中使用的时代特色，指出：“文至于宋，其施之郊庙、朝廷，宣之华夷、臣庶者，多为四六之词，亦其一代之典章也，虽司马公不喜四六，亦未尝沮朝廷不用，抑他人不为。而欧、苏诸钜公皆奉行如制，程、朱诸大儒咸遵行之。若遂削而不书，务模仿以拟迁、固之文，则非当时之实录，而一代之制度文为亦何以考见也！”可见，骈文成为宋代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文辞形式，虽与《汉书》典雅精炼不同，但蕴含有丰富的政治和文化内涵，体现当时的政治运作方式、礼仪规范以及统治阶层的文化素养。因此，薛应旅“于宋以后之文章，凡有关于世道可以垂鉴后人者，多为录入，要诸实事，不在虚文”。薛应旅反对修史时无视时代特色的做法，在历史书写中如实保留具有经世意义的文章，不因文体决定舍弃，则可以使后人了解其时独特的政治文化生态。这种尊重历史进程中新事物的史观，与《春秋》义法中重视实录的原则实相契合。

四、《纲目》体影响下将史论系统成书

《春秋》义法以“一字褒贬”为核心理念，通过属辞比事实现道德评判的功能。然其作为先秦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一旦置于史学方法论演进的视域中考察，便可发现其存在着双重结构性困境：在史义层面，微言隐晦的书写策略与复杂的伦理政治的阐释需求之间形成张力，书法义例的象征性难以承载系统化的理论建构；在体例层面，编年体的线性叙事特点制约了跨时空史事的关联考论，简省的书写方式亦无法满足历史因果的深度解析。这一书写范式危机在明代程朱理学官学化进程中尤为凸显，当正统史观要求构建更具有解释力的史学体系时，《春秋》义法的诠释效能便面临着困局。

成化年间《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纂完成，标志着朱子纲目体史学思想的制度化实践。这一体系通过纲以举要、目以备载的书写结构，既继承了《春秋》“属辞比事”的伦理维度，又创新出“经纬互证”的诠释空间。在此背景下，明代史家群体展开双重突破：其一，弘治年间张时泰撰写《广义》，周礼撰写《发明》等纲目体注疏著作，专注于义理褒贬的系统化阐释。其评判宋代史事、人物均以理学为准的，论说中的扶天理，遏人欲，正名分，植纲常等《春秋》之义显而易见；它使历史中的正统之争，回归到理的范畴，实现了理学与史学的深度嵌合，成为建构义理化史论体系的代表；其二，以成化至天启年间的学者如程敏政《宋纪受终考》、刘定之《宋论》、蒋谊《续宋论》、何乔新《宋元史臆见》、正谊斋编《宋史笔断》、归有光《宋史论赞》以及项梦原《读宋史偶识》等专题论著为代表，在正统史观的驱动下将对史事的评论从依附性注疏转化为独立的系统史论，建构出自成体系的史学研究范式。这种转型不仅意味着书写形式的革新，而且更深层次地折射出史学认知范式的转变，强调以理论史，深度剖析历史规律。

具体而言，明人借鉴纲目体范式实现史论形式的突破发展。以成化年间刘定之的《宋论》为例，其以宋朝十六位帝王为纲，在对应的纲条之下，编次史事并发表议论，作为目，以此构建出一套阐释框架，纲与目均另起一行以示区别。综观其所论史事，多为宋朝政治舞台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内容。如“太祖”纲条下以39字勾勒陈桥兵变始末：“镇定二州言辽汉会师，自玉门南下，周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将兵御之，至陈桥，匡胤为众拥立而还”，叙事虽简赅，却通过“御之”“拥立”等言辞蕴含正统性判断；又另起一行展开篇幅进行评论，开篇即曰：“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谋。”这种纲简论详的结构设计，既保持了《春秋》辞约义旨丰的特质，又通过层级化书写强化了论证逻辑；可见《宋论》并不以保存史事为旨趣，旨在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择取反映历史进程的重要史事作为抒发议论的依据。弘治年间许浩的《宋史阐幽》进一步推进了这种书写体例，其在“天禧元年王旦抑张师德”十字标题式叙事后，另起一行发表评论：“奔竞之风在下者之罪欤……小人能奔而君子不能奔也，噫！安得文正复生以绝夫此风也耶”，直接表达态度和立场，相较《春秋》义法“微言大义”的传统范式更具有针对性和思想深度。这种史事与史论分层书写的创造性尝试，还见于弘治年间何乔新撰写的《宋史臆见》和嘉靖年间正谊斋所编《宋史笔断》的书写体例。相较前述提及的史论形式，嘉靖年间归有光撰写的《宋史论赞》彻底解构了传统史论依附叙事的书写模式，将人物或群体作为标题，建构独立的评论单元，如标目“皇后总论”“诸王总论”“公主”“范质王溥魏仁浦”“侯益赵赞”等，运用类比的方法对某类历史人物进行“专题评价”，通过这种类属分析和关联考察的方式，推动史学由事件的记载转向规律的探寻，使史论升华为独立体系的学术形态。嘉靖间唐枢撰写的《宋学商求》以人物为标题，对宋代诸儒之学展开评论，亦采用了此类论说形式。而到了天启年间，项梦原撰写《读宋史偶识》，进一步省去标题，开篇即展开评论。这种去叙事化的书写变革，实为史论书写转型的关键节点。总体上，明代宋史史论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变，其发展轨迹由《续资治通鉴纲目》的依附性注疏，经过纲目体范式革新而实现简纲详论的史论自觉，最终通过归有光《宋史论赞》等史论的解构性实践，完成了对传统评论模式的重构。这种将“一字褒贬”的评论发展为系统论说的体例变革，不仅解决了传统《春秋》义法的阐释制约，更催生出具有时代特质的史学思维。从明代前期许浩的“标题式问题意识”到明代后期归有光等人的“专题化史论”，皆显示出明代史学逐步突破《春秋》经学附庸，努力建构独立话语体系的理路探寻。

综上，《春秋》义法在明代历史文化领域中仍为重要的书写原则，也是当时人们度量品评人物和事物的重要准绳。明人基于对前朝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受到本朝政治文化政策的影响，对于元修《宋史》颇为不满。在此背景下，他们以《春秋》所蕴含的精神为指导，深入探讨宋代史事，在书写中构建历史认知和文化认同。一是运用正统论来解决历史统绪问题，以此弘扬大一统的历史观念。二是在史书编纂方面，他们注重规范史书的书写体例和笔法，严格把控记事内容，从而重建了史书的政治旨趣，对于符合正统观念和道德规范的人物与事件给予褒奖，对于违背者则予以批判，突出了褒贬劝惩的原则。三是重拾前史著录诏疏的传统以及历史进程中的新事物，致力于补足元修《宋史》中当记而未记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发展了史学的实录和垂鉴之风。四是在遵循《春秋》褒贬原则的基础上，突破了以往微文刺讥的局限，将史论系统成书以加强《春秋》义法的诠释效能。这些史学实践使得明代的宋史研究在整体上体现出追求义理之正与客观之公的历史关怀，以及理学内核驱动下对于史学新范式的积极探寻。

总之，《春秋》义法作为明代重要的书写体系，为明代的宋史研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在编纂风格与史学旨趣相结合方面，也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展现了《春秋》义法在历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和深远影响。

往 期 推 荐

作者简介

吴漫，郑州大学黄河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心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文献学与传统文化研究；

张梦洋，郑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

主编：陈晓华

常务副主编：王玉敏

副主编：魏新

编辑部编辑：董晓月 冯鑫 管众 姜雨行 孔硕 刘兆轩 聂毅 蒲雅丽 孙惟轩 王晴 伍萍萍 姚艳芳

本期责编：聂毅

/ sikuology /

投稿邮箱

/ sikuxue@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