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与文章学

王 芊

“文体”指文学作品的体裁与体貌，包括形下的体制形态、语言特征、表现方式，形上的风格面貌、精神内涵等方面。中国文学由诗、赋、文、词、戏曲、小说等诸多文体组成，每种大类文体下还可按不同标准细分出各式小文体，如诗歌按格律可分为古、近体诗，按字数可分为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等。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形态演变、地位升降以及相互融合，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演进线索之一。王国维“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即是从文体角度对中国文学史的概括。文体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基础，任何文学写作都离不开对体制的把握，文学批评也通常以文体为纲目、基准或前提而展开。文章学同样与文体学密不可分。

中国古代的“文章”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不同时代或同时代的不同应用语境中，其内涵都有所变化，不尽相同。大体言之，早期的“文章”可泛指载于典册的一切文字、著作，汉代逐渐产生狭义内涵，指独立成篇的文辞、辞章。南朝兴起“文笔之分”，“文”进一步缩小为专指“有韵者”，主要即诗赋骈文。唐代以后，在“诗文之分”的观念下，“文”转为指与有韵之诗相对的散文，随着古文革新的深入进行，宋代的“文章”含义愈发倾向以古文为主，但同时也包含骈文，且不排斥诗赋韵文。明清近代的“文章”概念几乎兼综前代，甚至包括词、曲。无论任何含义下的文章学，始终建立在文体学的基础上。

文章学专论、著作多分体论说，文章总集、别集也多以文体为纲进行汇选、编次。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等早期文学批评专论辨析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文学体裁的风格特征，并讨论文体创作与作家秉性的关系等话题。晋代挚虞《文章流别》按体选录，萧统《文选》更是文体分类的典范。刘勰《文心雕龙》以文体论作为主要组成部分，所论涉及文章学各层面问题，标志着文章学与文体学的成立。唐宋以来，总集与别集出现编年、分门、分类、分人等多样编纂方式，但以体序次依然是主流。一些总集在以体序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多种层级的分类方式，如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将各式文体归总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清代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采用门、类、体三级分类法，将历代文体划分为十一类，再统摄为“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三门。同时出现各种专体选集、论著，如论述、选录骈体文的《四六谈麈》《骈体文钞》，编选古文的《古文关键》《古文辞类纂》，专选奏议文体的《宋名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针对碑志文体的《金石录》《金石例》等。

文章学中的很多思想、命题都根植于文体观念。在体用论上，中国古代基本文学观念“文以载道”即是针对文体的功用而言，唐宋古文家从文体入手革新文风、倡导“明道说”，以古文取代或改造骈文。在源流论上，“文本于经”的宗经思想是贯穿历代文章学的基本理念之一，其内涵很大程度上是指“文体本于经”，以六经作为后世抒情、议论、叙事等文体的体制与思想源头。创作论方面，“文章以体制为先”的尊体观念是文学写作的重要主张，而“破体”则是文学创新的重要手段。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欧阳修“以文为赋”，唐诗中的“以古入律”，宋文中的“以古文为时文”“以文体为对属”“以论为记”等现象或主张，均是通过不同文体之间的互鉴而别开新路。尊体与破体的理论依据，往往来自批评论中的“辨体”思想。李清照《词论》、元代祝尧《古赋辩体》通过辨析词、赋区别于诗、文的“本色”特征确立其文体独立性。“正变说”“通变观”亦与辨析文体风格的“正宗”“本色”相关。“唐文三变说”、陈衍“三元说”是基于不同时段内文体的风格变化所提出的论题，“南北文学不同论”则揭示了不同地理环境、风俗文化下文学创作的体貌差异。文学史上著名的李杜之争、唐宋诗之争、秦汉文与唐宋文之争、骈散之争、文言白话之争，均是围绕文体的价值序次或风格优劣所展开的论争及理论探索。

文体学与文章学具有诸多相通之处，但也存在差别。从学科的逻辑起点出发，文体学的发生源自辨体意识，而文章学则产生于篇翰意识。尽管理论自觉意义上的辨体与篇翰观念要到魏晋南北朝才形成，但相关意识早在商周时期已萌芽。据有关学者研究，早期礼制仪式与职官制度等人类活动、行为当中蕴含了祭祀、盟誓、政令、规谏等文体运用，这些文体很多是口头、辞命性质的，并未形成篇章，但从甲骨刻辞、《左传》等文献记载的文辞称引中，如“祝曰”“谏曰”“戒之曰”“对曰”“祷曰”等，已显示出文体分类、辨别文体性质的辨体意识。篇翰意识的发生同样很早，甲骨卜辞中的界线区分等刻写方式即是最原始的对文意单位的辨识，青铜器铭文、战国简牍的结构格式已具备一定的篇章性质，春秋时期《诗》《书》等文献编集整理工作体现出更为明晰的篇翰意识。

辨体与篇翰的不同逻辑起点，令文体学与文章学虽有相同的研究对象和许多重合的关注领域，但各自的侧重点和学科特性仍有区别。相对而言，文体学更加注重对文章体裁体貌的辨析、文体归类与分类、文体源流的梳理等体制方面，而文章学更多分析作品的谋篇立意、章法结构、遣词造句、修辞技法、典故运用等文本层面。中国古代的很多理论作品都同时兼具文体学与文章学的性质，但其中仍有一些在文体学视域下更为重要、另一些则在文章学领域更具标志意义。前者如梁代任昉《文章缘起》，元代郝经《续后汉书·文章总叙》，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黄佐《六艺流别》等，无论在体例还是内容方面，均体现出一定的概括化、简明化、体系化或谱系化倾向。《文章缘起》采用简明的簿录体例著录文体及文章名；《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六艺流别》采用“序题”模式，在目录或每类文体选文之前简明扼要地概括、梳理该体的体制特点、渊源流变；郝经将各式文体归入《易》《书》《诗》《春秋》四部，构建起一个“文本于经”的文体谱系；《六艺流别》进一步采用“文体树状图”的阐释模式，将历代文体系于《诗》《书》《礼》《乐》《春秋》《易》六经之下。后者如南宋陈骙《文则》、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章轨范》、魏天应《论学绳尺》、孙奕《履斋示儿编·文说》，元代陈绎曾《文说》《文筌》、倪士毅《作义要诀》等，大多产生于科举取士背景下，以指导举子应试写作为目的，主要着眼于作文技法的总结、揭示，具有强烈的实用性指向与精细化特征。《文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讨论修辞学的著作，总结出“取喻”“助辞”“倒言”“长短句法”等多种写作手法；《崇古文诀》《文说》《文筌》以“格法”评文，提炼文格、文法近百种；《论学绳尺》《作义要诀》阐说制义程式中“破题”“接题”“讲题”“原题”等写法，成为明清八股学之滥觞。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体分类与文学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体学与文章学研究均与古代实际状况发生一定错位。在外国文学分类的影响以及白话文运动的背景下，古代文体被简化为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四种，其中“散文”概指文章，而大量丰富的文章体裁被忽视。古代的“文章”概念本就含义宽泛、变动不居，现代文章学研究出于学科本体性的考虑，约定俗成地将“文章”界定为排除诗词曲及专书的狭义概念，又在“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倾向于将文章学内涵窄化为修辞学。近年来，文体学与文章学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很多曾经被忽视的骈文、韵文、著述文体以及在古代很重要的实用文体、文章都得到关注。文体学与文章学都是中国本土自有的方法论，如何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立场出发，在回归古代文学原始语境的同时兼具中西视野，将文体学与文章学研究有机结合，或为当今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作者：王 芊，系中山大学中文系特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