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手迹辑存》出版：林放和巴老都倡导过“说真话”，台历留下最后“生命日记”

5月4日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著名杂文家和社会活动家赵超构先生诞辰115周年纪念日。最近，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赵超构手迹辑存》一书，该书汇集了散佚于公藏机构、私人藏家、赵氏后人等现存的赵超构手迹，特别是林放杂文手稿和最后的“生命日记”等，可谓绝无仅有。全书分为四辑：一是题词，二是手稿，三是信函，四是其他，共收入各个时期有关赵超构的手迹一百三十余件。

本期新闻晨报《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就此采访了《赵超构手迹辑存》编著者、赵超构研究会会长富晓春，就赵超构先生的题词和手稿以及他与上海文化名家的书信往来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介绍和分享。

他和巴老都倡导过“说真话”

赋诗题词，历来是文人墨客的专有爱好。赵超构喜欢作诗，但不喜欢题词。在上海，目前并无公开可览的赵超构题词。这位以“林放”闻名报界的新闻巨擘，生性低调，对题词之事尤为谨慎。在《赵超构手迹辑存》中，共收录与赵超构相关的题词48件，其中他本人的题字屈指可数。正式场合下，他仅为《杂文报》《信息汇报》《钱江晚报》等少数媒体题过词；更多的是私人题签，如赠予好友张友鸾、《人民政协报》副刊编辑邹士方、上海统战部干部殷之俊及歌唱家金钟鸣等人。

“短、广、软”“飞入寻常百姓家”和“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16字办报方针，凝练了赵超构毕生的办报思想。为找寻这些手迹印证，富晓春可谓历经波折。“后来我发现，赵超构在一位读者的首日封上以及接受《上海文化年鉴》图片编辑、摄影记者管一明采访时，普经题写过‘飞入寻常百姓家’。1991年6月，《钱江晚报》创刊5周年时，他也曾经题写过16字办报方针。但很遗憾，至目前为止，我个人没有找到有关‘短、广、软’的手迹。”富晓春告诉记者。

“说真话”，是赵超构与老友巴金都倡导过的。这三个字，富晓春是从一篇文章中发现线索的。当时上海的“赵超构手迹暨《延安一月》出版八十周年展览”正在布展，富晓春当即告诉了策展人李天扬。他们找到了年届九旬的《新华日报》老报人支德裕先生，从他手中拿到了赵超构的题词，并对他进行了采访。这是一本普普通通的工作笔记本，“说真话”三个字小小的很不起眼，却承载了赵超构与老朋友巴金共同坚守的精神底色与社会担当。

寻访赵超构先生的手稿

手稿是一个作家的脸孔。从修改或涂改处，可以看到作家推敲的痕迹，窥见隐藏于笔底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国内外的一些高校，还专门成立了手稿研究中心，将手稿作为文学史料进行专题研究。

那么，赵超构的手稿目前保存情况如何？据富晓春介绍，赵超构一生写了万余篇新闻性杂文，如果将他的手稿堆积在一起，体量是很庞大的。但历经岁月淘洗，确认留存下来的赵超构手迹不多，目前发现的30篇还不到，大部分珍藏于上海档案馆。公众若想目睹真迹，需前往馆内查阅。若想品读内容，也可参考《赵超构手迹辑存》，书中收录了21篇林放杂文手稿，从中可窥见其晚年杂文的写作风貌。

在富晓春追寻手迹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戏剧性的插曲。一位网友在“报人赵超构”的公众号留言，称藏有几千张林放杂文手稿。得知此消息，富晓春激动不已，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收藏者——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的瞿永发先生。“去年10月份，我与赵超构研究会的另外一位同事兴冲冲坐动车赶到上海，却发现这批手稿不是赵超构的手迹，而是别人誊抄的林放杂文。赵超构是否还有其他手迹存世？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希望今后能够有奇迹发生。”

5月3日晚上，瞿永发先生告诉记者，富晓春与同事确实在去年来家中拜访过。

与上海文化名家书信往来颇多

《赵超构书信往事》是一本书信集，全书收集现存赵超构的大部分信件，由文汇出版社于2020年3月出版，以纪念赵超构先生诞辰110周年。在该书跋中，富晓春认为：“书信是人类历史留给后人的文化瑰宝，它像一面镜子映照着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精神与情感。小小的信笺，它承载着一抹记忆，传递着一份情感，讲述着一段故事……它让时光慢了下来，将某些流年碎影或情感细节留住，在漫长而厚重的历史天空中浮现。留住了书信，也便留住了人类情感的根。”

在这本最新出版的《赵超构手迹辑存》一书当中，共选赵超构书信四十四封。有写给名家的，有写给新闻界同行的，也有写给老家亲友的。还有写给家人的“家信”，给四个子女的信仅存一封，写给孙子赵丰的信最多，共有十余封。赵超构惜墨如金，习惯写短信，但给孙辈的信却“洋洋千言”。这些珍贵的书信手迹，反映了赵超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行状和家庭情况。透过书信可以窥视人生，读它犹如看一个人的日记一样真实可信。书信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真实可亲的报人形象。

赵超构因儿时在梧溪外婆家玩水致耳疾重听，这在常人身上或成交际阻碍，他却逆势而上，晚年身兼多职，成为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与巴金、张乐平、黄佐临、郑逸梅、丰一吟、徐开垒等文化名家书信往来。其致巴金的信虽无手稿留存，却在《随想录·三论说真话》中留有印记；致黄佐临、张乐平、徐开垒的信，则分别收藏于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

在富晓春寻访书信时，赵超构与郑逸梅的通信故事尤为曲折。郑逸梅在《美国朋友林培瑞》中记载，他以林培瑞朋友身份作陪，在上海和平饭店与赵超构初遇，林培瑞为二人拍下一张合影。当时郑逸梅正撰写《清末民初文坛佚事》，不想林培瑞抢先出版英文版。因赵超构无存信习惯，郑逸梅致他的短札早已失传；而郑逸梅凭借收藏爱好，完好保存了赵超构的来信。戏剧性的是，此前赵刘芭提供给富晓春的照片中就有这张合影，却因未被认出，还曾拿给张林岚先生辨认，险些将郑逸梅错认成周扬。

赵超构最后的“生命日记”目前收藏于文成县博物馆，日记是这位老报人的生命终结之余响。这本《文汇养生知识台历（康复专辑）》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它由原《文汇报》编委、评论顾问全一毛赠予，却意外成为赵超构人生中的最后一本台历。此台历曾为赵超构家属珍藏。2014年5月，家属将其捐赠给赵超构的故乡文成县，现陈列于文成县博物馆。台历上零星的字迹，是这位报界泰斗留存于世的最后手迹。

赵超构向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然而命运使然，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这本台历却成了他的“生命日记”。自1992年元旦起，他断断续续在台历上书写，共记了17天。1月28日夜，赵超构突然瘫倒在地，被紧急送往华东医院。据其小女儿刘芭姐后来回忆，父亲住院后特意嘱咐她将台历带到医院，摆放在床头柜显眼位置。透过台历上的记录可知，他生前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永别了，铸成同志》 ，最后登门拜访的老友是巴金。即便在生命垂危之际，他依然心系工作，在牛皮信封上写下未竟的工作日程。若不是突发重病，他本要出席张乐平捐赠《三毛从军记》原稿仪式、上海理论文艺新闻出版界迎春座谈会等重要活动（见上图，1992年1月24日台历）。

弘一法师临终留下“悲喜交集”四字，引发后人无尽遐想。而赵超构在台历“日记”中写下的最后一句话——“吵闹得狠（很）”，同样耐人寻味。这短短几个字，究竟是他嫌尘世喧嚣，还是渴望安宁离世？名人临终前的最后念想，往往成为历史谜题，引得后人不断猜想，却大多难以参透其中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