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当精神科医生

【留美学子】第3550期

12年国际视角精选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悲伤的源泉

文 杨军

引言

本文作者为医生，通过他笔下的故事，让读者穿过医学诊断的重重迷雾，见证一位女性如何用惊人的理性与癌症共舞，如何在死亡面前重新定义爱与告别。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误诊与确诊的医疗案例，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医学的认知边界，以及人类情感在面对终极失去时的复杂光谱。

当苏菲亚选择单人墓地的那一刻，当她的丈夫在后来的婚姻中不断与亡妻对话时，我们终将明白：有些悲伤无法被治愈，只能被完整地见证；有些爱不会因死亡而终结，反而因失去而获得新的维度。

杨军，笔名杨伊德，安徽芜湖人。安徽医科大学神经药理学博士，前安徽省医学科学研究所正研究员，安徽省生物医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2000年赴美博士后留学，从事神经药理学和动物行为神经影像学研究，后担任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精神科学系助理教授。2007年进入美国西奈银杉医学中心(Cedars Sinai Medical Center)，接受精神科住院医生专业训练。系美国精神神经委员会（ABPN）认证执业精神科医生，现任美国洛杉矶郡精神卫生部主治医生，阿罕布拉市心理精神咨询中心主任。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我在美国当精神科医生》，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洛城浮生》，安徽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

01

那是一个平静的下午，前台给我连续安排了好几位新病人。我看了看就诊单，接下来的是今天最后一位新病人。我不由稍微轻舒了一口气，忙碌了一整天，该准备收拾东西下班了。我让前台工作人员请病人进来。随着两声轻轻的敲门声，门被轻轻推开，杰西卡将一对中年华裔夫妻领进我的办公室。

病人名叫苏菲亚，年纪五十出头，她的神情有些疲惫，面容稍显憔悴，但她说话举止干净利落。陪同而来的丈夫则显得忧心忡忡，他的眉宇间藏着深深的不安。还没等苏菲亚完全讲清楚今天来看医生的原因，他就在旁边急着插话，“医生，我太太最近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她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

我将目光转向苏菲亚，她低声补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过去这两个月，我就是觉得全身没有力气，对什么都失去兴趣，每天晚上睡不好，白天坐着也发呆。”

我详细了解她的病史和背景：苏菲亚从未有过任何精神疾病治疗史，她也没有酗酒、吸烟等不良嗜好；她的家庭状况良好，丈夫事业稳定，她自己也有一份高收入的工作。夫妻俩育有一对子女，两个孩子都在大学就读，儿子已读大三，女儿是大学新生。一家人生活宽裕安稳，他们的生活是许多移民家庭羡慕的典范。

苏菲亚问道：“医生，我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会一下子变得这样萎靡不振。我的性格一向随和、快乐豁达，即使有什么烦心的事情，我也从来不会放在心上。”

“你们夫妻间感情还好吗？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没有!” 苏菲亚微皱双眉。“我实在想不出我们家有什么特别值得烦恼的事情。我们两个人都在大公司里工作，都是中高层主管。我们有两个懂事听话的孩子，孩子们很争气，俩人的学习成绩都很好，兄妹俩人在学习上都不需要我们做父母的费心。我们拥有一个非常幸福和睦的家庭。”

“我好像真的生病，我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

我转头看着苏菲亚的先生，问道：“你们家里有没有其它的压力，比如说对自己父母身体健康的担忧、或者家里经济上有问题？”

他迟疑地摇摇头，“我真想不出我们家目前还有什么特别的烦心事？”

我给苏菲亚做了进一步精神心理评估，她目前的临床症状符合中度抑郁症的标准：兴趣丧失、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精力疲惫，注意力下降及社交回避。我没能发现她有什么明显的致病诱因。

这类中年女性初发或偶发性忧郁症，在精神科门诊并不少见，医生通常会认为这种病症与女性更年期后性激素水平减低有关，也称作更年期后忧郁症。我给苏菲亚开了处方，建议她服用一种常规抗抑郁症药物。我叮嘱她按时服药，每天做适度运动，并定期来诊所随访。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忧郁症病例，其背后却隐藏着一场沉重而无法逆转的风暴。苏菲亚和她的先生也完全没有预料到：她的情绪障碍会来得如此凶险！

02

治疗开始后，我按临床治疗常规、安排病人每两周来诊室复诊一次。但苏菲亚服药后，她的忧郁症状未见多大的改善。她仍然感到情绪低落、失眠愈加严重。苏菲亚主诉头脑中开始出现难以形容的“虚空感”。

“我每天都感觉自己像泡在灰色的雾霾里，糊里糊涂，许多事都想不清楚。”

苏菲亚唉声叹气，“我现在干什么事情都是力不从心，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会这么虚弱！”

我仔细分析她的症状表现、左思右想，接着问她，“苏菲亚，你上次在家庭科医生那里做血液化验检查是什么时候？”

“也就是大半年前吧。家庭科医生说我各项生化检查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

“我们还是重复一下血常规、肝肾功能和甲状腺功能检查吧。我担心你会不会有甲状腺功能低下呢？”

几天后，苏菲亚的血液检查结果出来了。化验指标显示：苏菲亚有轻微的贫血，血液中白蛋白含量稍低，但她的甲状腺功能完全正常。这样的结果并未让我觉得有很大不妥，这些检验指标与苏菲亚胃口不好和消化功能减弱是相关的，不代表特别的临床指征。

我尝试更换不同的抗抑郁症药物，小心地调整剂量，同时每次面诊时给她提供支持性心理辅导。苏菲亚的丈夫李维始终陪伴在妻子的左右。但无论我怎么用心地治疗，苏菲亚的情绪状态一直低迷，她的治疗始终未见起色。

苏菲亚第三个月来复诊时，她告诉我：“医生，我的胃肠道消化功能退化了。近来我吃什么都没有胃口，而且觉得特别恶心，有时还会吐，我吐得很厉害，是那种止不住的痉挛状呕吐。”

她的话让我一下子警觉起来。我仔细再看苏菲亚，她的面庞明显消瘦了。原来总想着她的胃口不佳，可能导致卡路里摄取不足。但今天苏菲亚谈到的频繁呕吐现象，已经不只是单纯情绪或忧郁的问题了。

我详细地询问苏菲亚的胃肠道症状。她描述说她的呕吐有时是干呕，有时是大量喷吐，常在饭后不久发生，同时伴随胃胀感与体重下降。

苏菲亚说：“医生，我的呕吐症状更像是胃肠道消化系统的问题，而非我起初认为的精神科药物的副作用。”

见我的神色凝重，李维变得紧张起来。他盯着我的眼睛，非常着急地问道：“医生，我们需要怎么办，要不要转诊胃肠道专科？

我思索片刻，觉得苏菲亚的检查不能再耽搁。我建议李维带她前往诊所对面医学中心急诊室，苏菲亚的病情严重，她不能走家庭医生常规预约的慢通道。

“苏菲亚，你需要立刻做腹部、特别是胃肠道CT扫描检查。”我语气不容置疑。

李维看上去有点慌张，他匆忙收拾了俩人的东西，拉着太太直奔医学中心的急诊室。我用门诊处方笺写下建议急诊腹部CT检查，并描述了苏菲亚胃肠道的主要症状。我让李维将这张处方笺交给急诊室医生。

03

第二天一上午，李维就打电话给我，他的声音小心低沉：“医生，CT检查发现苏菲亚的胰腺有问题。她胰腺尾部有一块密度异常的增生组织，急诊室医生怀疑可能是癌症。”

我感到心口一紧。胰腺癌，这是最令医生忌惮的一种特殊肿瘤。胰腺部位的肿瘤往往隐匿生长，大多数患者在确诊时，他们的癌变都被发现步入了晚期。

由于胃肠道梗阻症状，她当即被急诊科医生转入医学中心住院，苏菲亚接受了胃肠减压和营养支持治疗。内科医生安排了胃肠镜检查和局部活检。可是，第一轮活检报告并未显示她的胰腺存在恶性细胞。苏菲亚出了院，医生让她继续门诊随访，并接受进一步后续的检查。

几天后，苏菲亚带着比上次更苍白的面容回到我的诊室，情绪依然低落。

她轻声说：“医生，我知道自己得了重病了。”

我沉默片刻，缓缓告诉苏菲亚和她的先生：“有一种情况我们在精神科临床中也见过。不少患有胰腺癌的病人，在被确诊前，首先以严重的情绪障碍为起始表现。这种抑郁症来得突然、查不出明显诱因，而且这类病症对抗抑郁症药物反应很差。”

我建议苏菲亚接受PET-CT检查。那是一种通过放射性示踪剂追踪体内异常代谢活跃区域的影像技术，能在早期发现某些实体肿瘤。

李维紧张的不得了，他赶忙与苏菲亚的肿瘤科医生协商并获得一致共识。肿瘤科医生立即向苏菲亚的医疗保险公司提出申请，这一申请迅速得到保险公司的批准。PET-CT检查结果很快发现：在苏菲亚胰腺尾部，有一个高度代谢异常的病灶。根据定点病灶的部位，胃肠道专科医生进行了第二次胰腺活检穿刺术。

数日后，苏菲亚拿到了她的第二次病理学检查结果，她的胰腺尾部被确认有癌细胞的存在。这与PET-CT检查结果完全吻合。更不幸的是，PET-CT也发现她身体里的肿瘤细胞已经浸润到临近的肝区和小肠。

那一刻，我意识到，苏菲亚主诉的这一连串情绪症状，并不是精神疾病的“源头”，而是身体深处重大疾病的一种真实反映。

她的悲伤，并非无源之水。

04

当病理报告正式下来的那一刻，我本以为苏菲亚会崩溃，或至少会表现出相当的震惊与恐惧。但她的反应让我意外。我听李维回述当时苏菲亚的反应，她只是轻轻地点头，“我知道了。”

苏菲亚后来告诉我，在等待PET扫描结果的那几天里，她已经查阅了大量关于胰腺癌的资料。她甚至用笔记本记录下胰腺肿瘤的分型、转移机制、常规治疗方案与预后数据。

“我知道胰腺癌的预后通常很差，”她平静地说，“尤其在我这个年龄段，五年生存率很低。我大概还有一年的时间吧。”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她，苏菲亚的冷静不是漠然，而是一种看穿了死亡、却依然温柔对待生活的理性。

望着苏菲亚，我的心中泛起敬意。作为医生，我见过太多人在确诊癌症或重大疾病时的愤怒、否认和讨价还价。但苏菲亚没有这样做，她以一种近乎哲学的理性方式接受了自己命运的安排。

她的丈夫李维则明显情绪崩溃了。他不断问：“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我们的生活方式一直很健康。苏菲亚的父母亲和亲友们都没有肿瘤病史，我们从来不抽烟、不酗酒。为什么苏菲亚会得这种怪病？老天爷对她太不公平了!”

苏菲亚握着先生的手，反过来安慰他：“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好的生活，孩子健康，家庭美满。剩下的，顺天由命，许多事情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

几周后，苏菲亚接受了外科手术：她的整个胰腺被切除，部分肝脏组织和小肠肠道也被切除。外科医生给她做了胃肠道重建吻合手术。她的手术复杂而漫长，持续了6个多小时。

苏菲亚在重症监护室接受了五天关键性恢复治疗，她的恢复起初非常艰难。她几乎无法进食，只能靠营养输液维持体力。苏菲亚一度出现了血压持续性下降和频发的心律不齐，情况危急，心内科医生也被紧急受邀会诊。但苏菲亚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她积极配合治疗，微笑着鼓励探视的亲友。

手术后几周，苏菲亚再度接受血液检查。结果是欣喜的，她的肿瘤标志物指数明显下降，CT影像中没有发现残余病灶。医生们认为，她可能是那个早期的幸运患者。

术后这段时间，苏菲亚的抑郁情绪有所改善。丈夫李维细心照料她，孩子们轮流从大学回家探望，家人围绕，温情可感。

按照肿瘤医生的治疗安排，身体恢复后的苏菲亚开始接受化疗。正如医生预先告知的那样，化疗引起的副作用如潮水般涌来：呕吐、食欲不振、脱发、口腔溃烂、极度疲劳。苏菲亚虽然坚强，有时她也会焦躁、失眠、坐立不安。但她克服了身体的痛苦不适，一声不吭，始终没有放弃。

“人生无大事，生死而已！和死相比，这些副作用算不了什么！”

她在回访时轻描淡写地说道：“我还想陪先生和孩子们更多的时间。”

李维给妻子买来了精致的假发，为她精心准备软烂可口的食物，耐心温柔地一点一点喂她吃下。那是一种无声的爱，在苦难中显得更坚实。

这一阶段，我为苏菲亚开了一种起效迅速的抗焦虑药物，并维持她的抗抑郁症药物治疗。我继续对她的情绪进行阶段性评估。苏菲亚表现得坚强和沉着，她身边的亲友非常开心，都认为她已经从死亡边缘走了回来。

作为她的精神科医生，我也何尝不也满怀这样的期待，我真诚地希望阳光能再次温暖照亮苏菲亚和李维的家。

05

苏菲亚接受手术半年之后，在一次常规随访中，她的化验报告出现了异常。

她血液中肿瘤指数CA 19-9、CA 125和癌胚抗原CEA均再度出现了显著升高，她的肝功能指标异常，CT扫描显示她的肝脏边缘有可疑影像。这些检查结果证实了医生最大的担忧——苏菲亚的胰腺癌复发，并已经扩散伴转移。

这一次，没有医生再提“治愈”的可能。肿瘤科医生直接告诉苏菲亚：她剩下的时间，大约是三到六个月。

苏菲亚没有再接受手术，因为她已经不具备可以手术治疗的条件。她改为接受靶向药物治疗和姑息性化疗，她身体反应越来越差，骨髓抑制、贫血、免疫功能衰退。她的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白纸，但她的眼神却仍旧平和。

苏菲亚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她还是继续和我定期随访。但我知道，在这个特殊的阶段，我们不再只是“治疗者和被治疗者”，而是陪伴和守护希望——哪怕这种希望，只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存在。

和任何其它的医学专业不同，我们精神科的治疗原则是：永远不給病人做临终关怀，永远不去告诉病人他们的人生已经没有任何的希望。我们被要求守护患者心灵里最后的希望火苗，哪怕这点微光已经失去它该有的亮度和温暖。

我为苏菲亚准备了几种镇定药物，帮助减轻她的紧张和睡眠困难。苏菲亚是一位非常理性和勇敢的患者，她说现在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临终前对家人的拖累”。

李维始终陪伴在侧，寸步不离。他的眼神开始变得沉重，话语少了，但每一次推轮椅、喂饭、擦汗，都像是在写一封无言的情书。

终于有一天，苏菲亚对我艰难地说出了那句她根本不愿说的话：“医生，我可能不久之后就不会再见你了，医生，谢谢你一直在支持我、陪着我。”

我的心情同样地沉重，但还是给予她微笑的支持。我轻轻地点头，小声地叮嘱她：“只要你还愿意来，我都会在这里。”

06

苏菲亚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做了一件几乎没人敢轻易面对的事——她亲自为自己选好了墓地。

那是一次诊间谈话，她低声提到：“上周我去了玫瑰岗。”

我一愣。“是那个纪念公园吗？”

她点头，眼神温和，语气像在谈一件生活琐事。

“我买了一块墓地。依山傍水，很安静。”

我本能地问：“你选的是双人墓吗？”

她笑着说：“不是，是单人墓地。”

我微微怔住。许多深情的伴侣，在死亡这件事上，都会选择并肩长眠。但苏菲亚却做了相反的选择。

她缓缓地解释：“我的先生还年轻，他应该有自己新的生活。也许将来他会再婚，我不希望我某种形式的存在会成为他的负担。”

“我当然希望他能一直记得我。但我不想捆住他的未来。”

苏菲亚眼里有光，“我认真地和他谈过，我走了以后，如果他将来遇见合适的对象，希望他不要因此错过将来的幸福。”

李维后来也告诉我，那天苏菲亚回家后，轻声向他陈述了这个决定。他开始不解，最终泪流满面。

“她永远是我唯一的爱，”他说，“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后。”

最后那次随访时，苏菲亚和李维俩人握着手，在我面前沉默良久，我看见他们眼中的泪，感受这份爱的无怨无悔。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病人如此温柔地安排自己的离去，既理性、又充满爱。她没有留下遗憾，也没有留下纠缠。她甚至为自己设计了墓碑。墓碑上的文字，她只希望刻一句：

“我曾深爱，也曾被深深地爱着。”

苏菲亚最终还是离开了，她走得安静、平稳、没有挣扎。先生和儿女都陪伴在她的身旁，李维牵着她的手，直到最后一刻。

她被葬在了玫瑰岗。那是一场小而温暖的葬礼，两个孩子泪流满面，亲手将鲜花放入泥土。孩子们对母亲说：“妈妈，你是我们全家的灵魂。”

07

葬礼之后，李维陷入深重的忧郁。他说：“她不在了，我像丢了舵的船。”

李维成为了我的新病人，他的症状是深深的忧愁和悲哀。我定期地为他提供药物治疗和情绪支持。他是一个压抑的病人，不轻易表达情绪。但有一次，他突然问我：

“医生，人真的可以再爱第二次吗？”

半年后，他告诉我，他认识了一位女士，这位女士的相貌和他的亡妻苏菲亚非常相似。他隐约地认为，这位女士是苏菲亚冥冥之中安排给他的。听李维说，对方是位离异女性，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李维说他没想过太多，他看到她，就好像看见了苏菲亚的身影，而现在苏菲亚的身影变得如此真实。

“我太孤独了，不想一个人老去。我知道这是苏菲亚给我安排，否则事情不会这样地巧合！”李维对身边的朋友们解释道。

李维和苏菲亚的朋友很多，其中几位非常要好。他们劝李维选择要谨慎，人与人截然不同，不能相貌相似就会性情相似。李维谢谢朋友们的提醒，说他一定会认真地考虑大家的意见。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李维和新女友迅速同居，并很快登记结婚。两个孩子起初有些难以接受，但母亲生前的教导和嘱咐仍在耳边，他们最终选择尊重父亲的决定。

但在之后的随访中，李维坦承：

“我大概是太痛苦了，我适应不了没有苏菲亚的日子。我本想选择一个和苏菲亚容貌相似的女人。可是，我再次结婚的决定确实太仓促，我根本不了解她。”

李维在新的婚姻里感到越来越多的落差，他常常将新伴侣与亡妻比较。而每一次比较，都是对他内心的再次撕裂。

“她不理解我，不理解我们原来的家，不理解我对已故妻子的怀念。”

新妻子也有自己的性格、习惯和过去的痛。李维承认他始终无法投入真正的感情。他说：“我以为孤独是最痛的，没想到——最痛的是，我把爱的影子强加在另一个完全不同人的身上。”

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李维只能和我保持着电话随访。他是疫情期间极少数从未错过任何一次电话随访的病人。

疫情过后，李维终于再次走进我的诊室。

“医生，我还是常去玫瑰岗。”他说：“我坐在苏菲亚的墓前，和她说说心里话。”

他轻描淡写地说着，眼中闪着泪光。

“每次我觉得难受时，我就去那儿。她好像还在，听我说话，理解我所有的情绪。”

李维悔恨自己当初匆忙的决定。悔恨并非因为再婚本身，而是以为可以靠另一个人填补自己心灵的空缺。可是，他后悔了，这样的填补却给自己造成一个极大的失落。

“苏菲亚太特别了，”他说，“没有人可以取代。”

我没有打断他。作为精神科医生，我知道有些悲伤不能被开解，只能陪伴。

李维努力在新的婚姻中修复自己，他试图学会不要用过去的标准要求别人，不要用苏菲亚的美好善良去比较他现在的妻子。他渐渐懂得——有些人，不能替代；有些爱，不能复制。

但他依旧选择继续。他说：“我不能一直活在过去。我爱她，但我也还要活下去。”

08

至今回想，那是我人生中最沉默的一次会诊。

苏菲亚坐在我面前，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流泪。我也没有多话，只是在纸上写下几句医嘱，把药方递过去，然后轻声说：“我会一直在。”

她点了点头，说：“谢谢你，医生。你不是在治疗我，而是在陪着我。”

我在精神科工作了许多年，见过太多失眠、焦虑、躁郁、幻觉、创伤、成瘾，也见过死亡的临近、生命的终结。我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这些“人间事”，可苏菲亚的故事，却一直留在我心底。

苏菲亚因抑郁就诊、却因胰腺癌离世，她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对她的安排。她以一种极其平静和理性的姿态，完成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她用有限的时间，把每一件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她关心丈夫的未来、担心孩子们的情绪、体贴医生的无奈、甚至还留下一句叮咛：“如果李维以后再婚，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不要太责怪他。”

她没有留下怨，她的生命就像一束秋天的光，在落叶纷飞的时节仍温暖着周围人的心。

而她的丈夫李维——那个后来娶了别的女人、却常常回到墓前与亡妻“对话”的人，他并不懦弱，并不无情。他只是太爱，害怕爱的缺乏。他没有从另一位女人身上找到同样的爱。他对爱的渴望无处寻求，只能把自己的情感埋进土壤，让思念在妻子墓前玫瑰花丛中发芽。

每当我想起苏菲亚和李维最后一次在我诊所牵手的画面。那一刻，俩人的眼里不只是泪，更是一种无声的承诺：无论生死，情意不绝。

在此后的临床诊疗时，我更加小心地对待每一个“莫名其妙”的抑郁症患者。我知道，有些悲伤的源泉，不在大脑，不在心灵，而在身体最隐秘的角落。

有时候，医生是一个侦探；有时候，是一个桥梁；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一点微光。这点微光在黑夜中，不一定能将人带出悲伤的大海，但至少可以让那些处在困境中的人知道，他们不是在独自漂泊。

我不轻易说“会好的”。因为我知道，有些悲伤并不会“好”，它会随着时间变形、转移、沉淀、或成为某种生活的一部分。

悲伤并不是病，悲伤，是因为爱……正因曾深爱，失去才会痛。

而这痛，是人之为人的证明。

“悲伤的源泉”不是一个器官的病变，不是一种癌症的终点，而是一段关系的中断，一个家庭的失衡，一种真爱的泯灭。

有时，我们无法阻止死亡，但我们可以选择怎样面对告别。

而在每一段即将散场的关系中，总有人，学会了温柔离开；也有人，努力在残缺中继续生活。

而我们，作为医生，所能做的，不过是见证这段旅程，并在最孤独的时刻，默默站在他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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