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回早逝，子路赴死：孔子最得意弟子为何命运如此悲惨？

吾道穷矣！（《史记·孔子世家》）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同时是获麟之年，也是孔子作《春秋》绝笔之年。这一年，孔子在政治理想的实践上，奋力做出最后一击，结果失败了。从孔子在请见鲁君、三家大夫受挫之后，告诉别人“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在《论语》中，这句话连说了两次，很有点老人家发牢骚、絮絮叨叨的感觉）来看，其实孔子对这件事早有“知其不可而为”的自觉。两年前（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才白发人送黑发人——长子伯鱼去世。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也就是陈恒弑君之年，颜渊中年早逝，孔子悲恸逾恒。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年底，子路死于卫国国君父子相残的夺位政变中。儿子和两个最亲近的学生，在四年内相继去世。一年后的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带着满腹的理想，抱憾而终。

孔子晚年居鲁，虽然重新整理诠释六艺，培养出曾参、子游、子夏、有若等孙子辈的后进学生，也因此传下他奋斗一生、无日或忘的“道”的理想，但是他人生的最后这五年，恐怕是悲伤多过欣慰吧！毕竟孔子是个实践家，而非空想的哲学家，“退藏于密”只是不得已的后路，“行道于天下”才是他真正的想望。但是就实践的层次来说，孔子是个彻底的失败者，终其一生，他不断地等待、焦虑、殷盼与挫败。

钱穆说：“盖孔子早年讲学，其意偏重用世。晚年讲学，其意更偏重明道。来学者受其熏染，故先进弟子更富用世精神，后进弟子更富传道精神。”（钱穆《孔子传》）也有学者认为，孔子对后世的影响主要靠人生最后四年才收的几个年轻学生，发扬光大其学说。但也正是有了这短短四年，有了这批孙子辈的学生，孔子才可能成为儒家始祖，中国历史才有了所谓的儒家。

孔子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第三》）

其中有着历尽沧桑后的豁达，但是这样的豁达，究竟在孔子晚年占有多大的比例？《论语·述而》中记录了孔子说的一句话：“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即使已到五十之年，“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史记·孔子世家》）苦无行道机会的孔子，当公山弗扰以费畔（叛）而召时，在犹豫着该去还是不去时，他曾这么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篇第十七》）当孔子抑郁不得志时，固然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而子路闻之喜悦时，孔子又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篇第五》）甚至在周游列国，几经艰险时，孔子仍然坚定而自信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篇第七》）“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 子罕篇第九》）这些故事，都说明了孔子的意志力何等坚强。然而当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乃至颜渊去世时，他悲恸地说：“天丧予！”（《公羊传》哀公十四年）那样的无可奈何，甚是绝望。这样的心情，和“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豁达，恐怕是两种不同的心境吧！

《史记· 孔子世家》这么描述“西狩获麟”：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狩猎于大野。叔孙氏的车士鉏商捕获一异兽，以为是不祥之物。仲尼检视，说：“这是麟。”因此把它运了回去。孔子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我还能如何呢！”颜渊逝世，孔子伤痛地说：“上天要亡我啊！”等到这回西狩见麟，孔子说：“我的道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喟然兴叹，说：“没有人能了解我！”子贡问：“怎么说呢？”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人事而上达天命，知我的只有上天了吧！”

“天丧予”“吾道穷矣”“莫我知夫”，这就是两千五百年前，那位无可救药的梦想家，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梦想永远不能实现的悲鸣。孔子的伤逝，除了伤怀颜回、子路、伯鱼的逝去，也是哀悼自己梦想的死亡。

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篇第十五》）

正如通过对春秋时期历史的写作，来负载现实世界中不能行的“道”一样；暮年的孔子，一定经常回忆往事，在当中寻求可以支持自己的力量。在孔子凄微跌宕的生命当中，称得上惊心动魄的事可太多了。哪些才是他恒常记挂心头的呢？

颜回的死，孔子在伤痛的同时，一定会忆起十六年前，落难于匡，师生失散，颜回未能跟上老师的牛车。孔子焦急地等待，终于等到了颜回，孔子激动地说：“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颜回答说：“夫子还在，回哪里敢先死？”（参阅《论语·先进》）

这样的回答当然是没什么道理的，但是却鲜活地刻画出孔子和颜回之间的深挚情谊。颜回总是态度从容，总是淡泊无所求。从学于孔子之后，他似乎一直在孔子身边，如影随形。他对孔子所传的“道”，总是能铭诸肺腑，又能笃行信守，三月不违。他不像子贡那样机敏聪慧，不像冉有那样沉稳干练，不像子路那样义无反顾、豪迈过人。他的话总是很少，却言必有中。孔子曾说：“我与回谈论终日，他始终如愚者般不违师说。而后察考他的生活，也都能发扬我所说的义理。回啊，他一点也不愚笨。”（参阅《论语· 为政篇第二》）孔子对学生最好的赞辞，都落在了颜回的身上。如：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篇第九》）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悦）。”（《论语·先进篇第十一》）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则亡（无），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篇第六》）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篇第六》）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篇第六》）

孔子和颜渊之间的确有着极特殊的情愫。孔子与其他弟子之间，是一种师生之间传道、授业、解惑的关系，但颜渊与孔子却是莫逆于心。孔子曾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孔子甚至曾对子贡说，我和你都不如颜回啊！

颜回这次真的走了，孔子还在，他就先走了，不能信守“子在，回何敢死”的许诺。而且是在孔子最丧志，早年的弟子们一个个离开他坚守的道路，站在他的对立面的时刻。对孔子来说，这真是重重的一击，其力道应该超过陈恒事件和西狩获麟对孔子的打击。这一击，把孔子顽强的意志力几乎打垮了。

柴也，其来；由也死矣。（《史记· 孔子家语》）

颜回死后一年，子路因赴卫大夫孔悝之难而死，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卫国纠缠十数年的家庭伦理（兼为国家伦理）大闹剧，终于演至完结篇。孔文子死，其夫人孔姬，即卫大子蒯聩的姐姐，接应蒯聩秘密归国，并挟持自己的儿子孔悝，要求孔悝站在蒯聩这一边，赶走蒯聩的儿子卫出公辄。子路闻讯赶去，《左传》这么记载：

子路正要进入，遇到子羔要出来，说：“城门已经关闭了。”子路说：“我姑且去看看。”子羔说：“来不及了，别去遭受祸难。”子路说：“食人俸禄，不能祸到临头就逃避。”子羔于是出去，子路进入。到了（孔氏）大门口，公孙敢在那里守门，说：“不要再进去了。”子路说：“公孙啊，只谋其利而逃避祸难。我不是这样的人。既然拿了他的俸禄，必得要救援他的祸患。”有使者出来，子路就乘机进去，说：“太子哪里用得着孔悝呢？就算杀了他，也会有人接替他的角色。”又说：“太子胆小。如果放火烧台，烧到一半，他必然会释放孔叔。”太子听了害怕，让石乞、盂黡下来和子路搏斗。他们用戈击中了子路，截断了子路的帽带。子路说：“君子即使身死，帽子也不能除去。”结好帽带从容死去。孔子听说卫国发生乱事，说：“柴会逃回来的；由可是要死了啊！”

孔子人在鲁国，听闻卫国的动乱，断言子路将死，他对子路的了解可谓深矣。子路自从归服于孔子门下，数十年来追随夫子，无日或离。他在孔门弟子中年岁较长，只小孔子九岁，早在孔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鲁国政治上受到重用时，就和老师并肩作战，甚至有学者认为“堕三都”其实是子路主导的。

子路为人质朴、豪迈，有时还有些鲁莽。孔子答冉有问“闻斯行诸”时，说“闻斯行之”；而对子路却说“有父兄在”。对于弟子的疑惑，孔子说：“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篇第十一》）当孔子说了“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因此不敬子路。孔子却回护子路说：“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论语· 先进篇第十一》）

当孔子悲伤地预言了子路之死时，一幕一幕的往事，想必浮上孔子的心头。

居鲁未仕之时，颜回、子路这两位最得孔子疼爱的弟子随侍在旁。孔子要弟子言志，颜回云淡风轻地说：“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却豪气干云地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 公冶长篇第五》）

孔子当然不会忘了，在他两次动念要应公山弗扰与佛肸之召时，子路提出强烈的质疑；当他不得已去见卫灵公夫人南子时，子路毫不隐讳地表现出他的不悦，以至于夫子必须对天发誓：如果我违背了一向坚持的信念，老天要惩罚我呀！

当然孔子也一定会想起，当自己对“行道”的前景开始感到悲观的时候，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也与”（《论语· 公冶长篇第五》）的时候，子路的那种喜悦之情，就好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兴奋地准备要玩一场家家酒似的。这时，眼角泛着泪光的孔子，是否会禁不住地微笑呢？

那个属于孔子和子路共筑的海外仙境在哪里呢？

本文经 重庆出版社 授权，文摘自 王健文 著 《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