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家家都有“妈妈说”

熊景明近照

学人简介：熊景明，1943 年出生于昆明，1979年移民香港。1988–2007 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其间参与多项中国大陆的农村扶贫项目，并编撰数本中国研究论文集。主编《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中外名学者论21世纪初的中国》，著有《家在云之南》、《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近年从事民间历史写作、推广、资料收集。本文摘录自新著《妈妈说》（ 云南美术出版社2025年3月）

母亲出生于1914年，1973年去世。我在《母亲与我》一文中记述了她殊不容易的生涯。母亲四十二岁起，因心脏病卧床十八年，终其一生，她始终是家庭，乃至家族中的核心人物，以爱的关照、用言行，影响其子女和亲友。至今，朋友常笑我动辄就“我妈说的……”这些“妈妈说”不见得能够指导我的言行，却不时会冒出来。例如大冷天去游泳，好像听到我妈说“死丫头，作死不挑日子”，然后笑起来，我行我素。然而，我的“妈妈说”，就像你的“妈妈说”那样，对我们的潜移默化不可估量。

“妈妈说”引用的母亲的话，当然不是她的原创。从她口中说出，往往加上“你外婆说”。也许，我的外婆、她的母亲在将这些行为规范、俗语告诉她时，也会加一句“你外婆说的”。我在90年代初，为了写论文，在昆明访问了十九对母女，对女性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深有感触。虽然我们在学校、在社会上受到各种影响，但“妈妈说”已经融入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观念，大多数人依然按传统的方式行事待人。

人生道理、对子女教诲之外，“妈妈说”更多的是生动的形容和表达。我不知道哪些是昆明或者云南的说法，哪些全国通行。记忆中，语言是最为活泼有趣、生动幽默的。除了我的父母，还有识字不多的外婆、奶奶、伯娘；我曾经想记录她们“创造”的许多说法与词汇，可惜都失去了机会。这里能记载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这些“妈妈说”大都押韵，朗朗上口，但大多数得用方言来念才有味道。我的女儿在香港长大，不会讲昆明话了。我用别别扭扭的广东话念出“妈妈说”时，失却韵味，也就失掉影响力；况且，我自觉地避免做个唠唠叨叨的母亲，从母亲的唠叨那里接受的民间格言和俗语，到我这里，往下传递的链条似乎断了。

近年夏天回故乡居住，惊讶地看到许多父母不再和他们的孩子说昆明话，反而操带乡音的普通话对话。据说学校要求说普通话，为了让孩子从小适应，家长放弃了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最生动传神的表达方式和子女交流。不知不觉中，长辈在和后辈交流时扬短避长，离弃多姿多彩的地方文化。当然，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发展和变化迅速，技术、观念、经济、生活方式今非昔比。许多民间格言俗语，因为离开了它原有的时空背景而难以传递。

多年前，一位香港朋友听到我引用母亲说的“天不容跳蚤长大”，哈哈大笑，劝我整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011年开始，断断续续记下二百多条，其中许多是天南海北华人熟知的俗语，却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写作过程中我才意识到，许许多多对我和父母，以及之前不知多少代人都是耳熟能详的格言俗语，到我女儿一代已经不甚了了，而再下一代就更陌生了。

我对每一条“妈妈说”写了简单的说明，或者写一个有关的小故事，立此存照。这些解说或者情景对话，大多基于我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感悟。我希望用轻松、幽默的漫画来衬托它的含义，拉近这本小书和年轻人的距离，我为插画中人物写下的“独白”，有些需要一点脑筋“急转弯”，希望引人会心一笑。等候多年，终于遇到出色的插画师，生活在法国的昆明人李焱女士。她为部分“妈妈说”配的插图相当于“示范”，对漫画有兴趣的朋友尽管按书中的提示发挥。

二百多条“妈妈说”简单归为人处世，天命观，家庭、亲友，理财，饮食、起居，个性、行为，健康、样貌，形容、比喻等类别。

妈语录 熊景明

一句好话暖三冬

不吝惜对别人真心赞赏，本是绝对灵验的做人秘诀。不过这和人的个性有关，有人天生说不出夸人的话。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上司，曾在美国念书工作十多年。他待人接物的方式兼有东西方的特色：秉承西方学风，研讨会上批评起人来，不留情面；持东方人含蓄的君子风度，对自己佩服的人，不轻易赞扬。我在他手下工作五年，心里明白他对我的评价十分正面，却不记得听到他的正式表扬。一次，他在我起草的一份议案上批示“很好”，我几乎想将它保存起来做纪念品。后来，我准备离职去申请另一个职位，虽然失去该名下属非他所愿，他却写了一封赞赏有加、令我面红的推荐信，既符合西方的专业精神，又具东方的君子之风。有一阵，联合书院餐厅卖早餐的师傅见面就用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熊小姐，你今天很漂亮！我也高高兴兴地回答：谢谢！过了好些天，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你天天都这么说？答道：我只会这一句国语。

吃得亏，在一堆

而今回顾母亲的为人处世之道，就想起她常挂在嘴边的话：“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过，这些言简意赅的格言，并非从孩提时代就明白。小时候我又笨，又比同班同学小一两岁，一道玩耍，受委屈是难免的，于是就在心里叨念这句妈语录，自我调整一番。

大伙吃，大伙香，独吃独生疮

物质匮乏的当年，小孩通常口袋里没有半分钱，幸运地得到一点糖果，母亲会残酷地要求我们与人分享。这与孩童时代的友谊誓言吻合。两个玩伴一时开心，就会轻易发出终生不渝的誓言，相互钩住小拇指道：“金钩钩，银钩钩，你的东西分我吃，我的东西分你吃，从小挨（好）到老，不挨就是短命佬。”这与人的自私习性违背的约定不容易遵守。

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宜解不宜结；莫记隔夜仇

记忆中，没听母亲说过“和气生财”或“家和万事兴”之类的陈词滥调。然而，母亲也好，时代的风气也罢，“和为贵”是大众认可的与人交往的核心。有趣的是，当整个社会提倡“斗为先”时，父母并不在我们的面前表示异议。从懂事起，就满耳的斗这斗那，斗地主，斗资本家，斗反革命分子，斗右派分子，斗右倾机会主义者，斗四不清干部。“文革”开始，斗完走资派后，造反派互相斗，然后每个人开始自己斗自己，叫“斗私批修”。不止要斗，还得“狠狠地斗”。你若不信，请翻开“文革”十年间的大字报，满纸“狠批”“狠斗”“狠抓”“狠狠打击”。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

这种服务精神，曾经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母亲和她同时代许多妇女身上，虽然她们不一定读过曾子的“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回到母亲去世30多年后的昆明，周围的朋友和邻居中，依然很多助人为乐甚至可以说助人为生者，女性居多。她们无私地帮助的对象，通常是自己的熟人和朋友。不过，投缘的话，和一位云南人交朋友，可在半小时之内。有个北京人告诉我，他到云南来过一次，现在他的朋友中有一堆云南人。相识的云南人，会主动将自己所有的朋友介绍给你，因为认识了一位值得交往的人，就有义务在朋友圈中分享这份“乐莫乐兮新相知”的乐趣。

你敬我三分，我敬你一尺

上大学时，听到一位同学的母亲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可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到香港后，最深地感触到人与人之间的防范心理，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相处很好的同事，也不会轻易约到家中做客。反之，在单位邂逅的西方人，大部分都和昆明人差不多，相处不过半天，就成为直呼其名的朋友了，闲聊间，甚至会坦然地告诉你有过几次离异。与云南人不同的是，无论彼此多融洽，人一走，茶就凉，不会彼此认了朋友就期待“从小挨到老”。

将心比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这类中国人的妈语录，在毛泽东时代是缺乏阶级斗争观念的“四旧”。60年代盛行的雷锋语录中，流传最广的有两组，即“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冬天般严酷无情”。和平时代，敌人在哪里？“就在我们身边。”斯大林身边有赫鲁晓夫，毛主席身边更是许多以朋友面目出现、打算“篡党夺权”的“敌人”，例如刘少奇。无数没有改造好的“四类分子”“五类分子”，以及他们那些“没有教育好的子女”，都是得区别对待的准敌人。“文革”中以派系为先，“亲不亲，线上分”，两派争斗，都说自己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裁判是没有的，就看各派拥护的党政军领导人物是否受到中南海最高领导的青睐，而得宠与失宠是顷刻之间的事，就像改朝换代在快速摄影机下变幻。

亲兄弟，明算账

财钱分明乃交友之道，同时也有一条奇怪的、约定俗成的规矩：为人服务，送人东西，请人吃饭，都不在财钱的范围，无须计较，也无所谓礼尚往来。一旦有急需，向人借贷，要知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90年代下乡扶贫，做小额信贷项目时，想到这条妈语录，建议他们写在村里的土墙上。后来听说还款率不到30％，如果知道借款人的无奈，则会理解标语口号为何不起作用。

宁为烈汉牵马，不替瘟奴公当军师

“瘟奴公”在云南话中，指优柔寡断且不明是非之人。等到我自己活到有人让我替他出主意的时候，常常在事后才想起这条明智的语录，后悔来不及了。自己在内，大部分人心中都有一个死结，任何“军师”也解不开。例如我许多旧时同学、朋友现在都全职照料孙辈。当她们向你诉苦时，你充满同情，劝她说养育小孩是父母而不是祖父母的职责。谈话兜来转去，都是白费口舌，不由人想到这句妈语录。

跟好人，学好人，跟了师娘（巫婆）跳假神

这原本严肃的教诲，印象中，是母亲时常对我的嘲笑。我自己常常扮演“师娘”的角色，出鬼点子，带着一群小朋友疯。活到如今，仍不时显出“师娘”本色。那时小学课本中，有一课讲巫婆想加害于人，最后害了自己。对今天的小朋友讲巫婆，他们的联想也许不再是尖嘴尖脸，裹小脚师娘，而是《绿野仙踪》或《哈利·波特》里的巫婆了。她们不会跳神，这条俗语也失去了生命力。

人比人，气死人，马比骡子驮不成

相当于“莫以己之长，比人之短”。《居里夫人传》中，说到她四岁时，姐姐背不出功课，她站在一旁，流利地背了出来，父母无言地看着她，眼中带着责备，她哭起来说“我不是故意的”。你可以想像，今天大陆的父母，看到儿女比人强，将作何反应。一个亲戚念小学的女儿年年考第一，有次考了第二，回来哭得很伤心。我劝她说：你也替别的小朋友想想，不要总霸住这份荣誉，还有那些考倒数几名的同学，难道得去跳河吗？她一边哭，一边道：“就是不！就是不！”——什么意思？

欺人莫欺头，做贼莫上楼

这本是男孩子打闹时提醒他们，身上挨一拳没什么，头不可随便碰。拳击运动，无论哪一种类型，打对方头部都犯规。惟独“文革”的批斗会，首先要挨斗的人“低下狗头”，不依，狠狠按下后脑勺。哪里来这么大的仇气？大概看过五六十年代斗地主的电影吧。

使憨狗咬石狮子

这是我们经常不自觉的行为，尤其当这头石狮子藏于云里雾中。有人指责一位著名的台湾作家，说她在香港演讲时，回避批评大陆政府。她回答说：我自己受到法律保护，不会因言获罪，但我没有资格去鼓励大陆的朋友。自然，这个世界的可爱，在于有许多“憨狗”，在良知的驱使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我们坐在安全处的人，鼓励别人去冲锋陷阵时，得三思。

身正不怕影子斜

70年代末到香港，听到些闻所未闻的“常识”，例如同性恋，例如青春期反叛。如今，这些行为在内地已司空见惯了。与此同时，许多妈语录似乎有违事实，例如上述这一条，以及相关的一条，“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试想，从小被告知这些为人处世道理的孩子，到自己会看报纸时，明白在真实和传媒报道，即“影子”之间，后者起的作用可能更大。大陆贪官被告发的比率据说不到十分之一，而其中受到惩罚的比率更低。你让他怎能没有受父母蒙骗的感觉？幸而，对大多数来说，一旦成熟之后，与生俱来的是非观抬头，等他们做了父母，又用自己的妈语录教导儿女。

心有天高，命如纸薄

我在1961年高中毕业考大学，受到相当不公平的对待。母亲为我落泪，一面重重复复地说：“妹妹，怨命呵。”她看到女儿的付出，为她优异的学业成绩骄傲，此时，不是没有抱怨。所谓“命中有的自会有，命中无的莫强求”，并非她真心的信念，却可以用来宽慰受委屈的心。

成龙的上天，成蛇的钻地

有趣的是，同一句话，父母分别赋予不同的含义。在父亲口中，是告劝我们，成龙还是成蛇，会有不同的结局，类似种瓜得瓜，只有通过努力才能成才；母亲说起来，则表示人各有志，就好像“有人弃官归故里，有人半夜赶科场”。

阎王叫你三更死，两更小鬼来敲门

这类的说法极多，总而言之，阎王老爹掌着生死簿，人的命数早在你出生之时就定下了。老人到身体虚弱得茶饭不思时，会说“我的衣禄满了”，我也不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一直理解为每个人一生该吃多少均有定数，完成定额，时辰到也。这些新时代视为迷信的观念，到“后新时代”，又被基因学、生命科学证明其合理性。

油干灯草尽

久病的三姨妈给母亲的信上说，她已是风前烛、瓦上霜。母亲读罢，饮泣不止。生命之火都有燃尽的一天。

早死早投生

如此对生死的坦然态度，令人想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说。有位历史学家撰文，写某历史人物一生多次化险为夷，论证他置生死于度外的生命观，却没有触及根本：他个人之命还是民众的生命。此人论及生死，气度恢宏；行事为人，视人命如草芥。他漠视他人的生命，对本人生命终结的惧怕，越到晚年越烈。谢天谢地，投生之说不可信，天佑中华。

人有小攥攥，天有大算盘

这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差不多，升斗小民当然没有曹雪芹那么儒雅。

云南人知足常乐的性格也许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懒散是常态，形容进取心重的人用贬义词，“穷攥饿算”。这也有因为穷了饿了，才需要钻营的意思。当然，要逍遥得起来，先得衣食足。云南许多地方，植物茂盛，雨水充足，老百姓说，插根扁担到地里都会发芽。去到山区扶贫，看到当地人的生活与原始人差不多，等到多些了解，你就满心疑惑……人类的现代化出了错吗？

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

自小听惯了这一排解忧虑的遁词，让人宽心，更多为了壮胆。许多天性乐观，随遇而安的亲友，就以这样的心态应付世事的艰难。我的大姨妈是其中一位。“文革”时她在云南双柏县教书，被学生斗，每天要跪在碎瓦渣上几个小时。事后讲起自己的遭遇，一面笑，一面说她是“气管冲食管”，一生气，胃口就特别好。跪完后，回去悄悄打两个鸡蛋在搪瓷口杯里，拿到锅炉房，冲开水烫熟，回宿舍慢慢吃。她深信“文革”会过去，天也塌不下来。何况，她不是顶天的高个子。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许多事情得拖就拖，而最终总是要做的，例如交作业，健康检查，或者实践一桩令人后悔的承诺。这句话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即命中注定的关卡。例如跌一跤，骨折了，或者得了什么不轻的病，这时内心的挫伤往往比病痛本身危害更大。有人说，癌症患者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被医死的，被癌细胞夺命者不到三分之一。如果相信命中“关卡”之说，坦然以对，就避免了第一种死法。

天不容跳蚤长大

这句母亲用来嘲笑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小挫败的话，日后就成我自嘲的常用语。万事齐备，东风不起；或者一心一意策划的事（主要和玩乐有关），事与愿违，例如约了一班朋友去行山，到时候下起大雨。遇到小小的倒霉，以跳蚤自居，将自己惹笑完事。

1974年，与两位朋友骑自行车到澄江绿冲，需要步行翻越尖山。心生一计，去与驻地海军士兵攀谈，进而为他们表演民歌。果然奏效。我们应邀坐上他们的摩托艇，向绿冲进发。水花打湿衣服，我们在破浪飞驰的快意中禁不住大叫、大笑。不几时，小艇出了故障，摩托声歇，只得调转回头。用这句妈语录来形容此时遭遇，再恰当不过了。

到内地参加亚洲银行或世界银行的技术援助项目，可以报销商务舱机票，但我觉得没必要费那个钱，从来都只乘经济舱。2000年从香港去昆明，突然想到自己从没坐过商务舱，决定开一次洋荤。到香港候机厅，意外碰见一位好朋友，她遇到桩伤心事。上了飞机，我对她的邻座说，“可以和你换个位子吗？在前面商务舱。”此刻，不由想到这条妈语录。

刁钻人专遇古怪事

命运和性格有所关联，人越是挑剔、苛刻就越不如意。也有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一位对人对己都严格要求的朋友，常常遇到古怪事：新买的电脑出故障，乘电梯被困，赶火车扭了脚。听她抱怨，不得不同情她，同时也会想起这句妈语录，当然不敢说出来。这和“疼处专碰着”“越穷越见鬼，越冷越刮风”一样，经常得到验证。

（转自财新网杂志频道，地址：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1-28/100222112.html。原文载于《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