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河泊所遗址重大考古发现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脉络

　　新华社昆明5月1日电（记者伍晓阳、严勇）作为中国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的河泊所遗址近日入选中国2024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河泊所遗址考古成果表明，这里既是古滇国都邑，也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更以出土的封泥、简牍、建筑基址等实证，串联起中国西南边疆从多元文化到国家一体的历史脉络，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

　　古滇国的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两千年前中国古代西南边疆的一个区域性政权。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金质“滇王之印”，以考古实证印证了汉武帝赐印封王的历史事件，标志着滇国从相对独立的酋邦转变为汉王朝郡县制下的特殊政体。

　　自2014年开展系统性考古发掘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泊所遗址西部发现密集的居住区、祭祀区和手工业区，出土的“滇国相印”封泥与青铜器、陶器等遗存，首次确认这里就是古滇国的政治中心。

　　而在遗址东部，以上蒜第一小学为中心的区域内，宽约12米的道路、大型官署建筑基址、城墙遗迹以及“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封泥的集中出土，则指向了另一个重要“身份”——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立的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益州郡是汉朝在公元前2世纪为加强西南边疆管理设立的一个行政区，位于今天的云南地区。

　　2024年河泊所遗址发现的“益州”铭文瓦当，成为推定益州郡郡治位置的关键证据。河泊所遗址考古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这种“一址双城”的独特格局，既保留了古滇国都邑的文化基因，又展现出汉王朝在此营建新城、推行郡县制的治理智慧，生动体现了中央政权“因俗而治”的边疆政策。

　　如果说青铜器是古滇文明的瑰丽象征，那么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与封泥，则是中原制度在边疆落地的直接见证。蒋志龙介绍，目前遗址共发现简牍5万余枚，其中1.4万枚带有文字，内容涵盖行政文书、司法记录、户籍名册等，详细记录了益州郡的赋役制度、司法程序和民族管理。

　　河泊所遗址内，一枚写有“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的简牍，将云南文字史料的跨度延伸至西汉中期。“罪当死”等司法文书的出土，实证了汉律在边疆的施行，“滇池以亭行”“益州太守府滇池以邮行”简文揭示了汉代覆盖益州郡的邮亭网络，而记载《论语》的简牍残片则表明两千年前儒家文化已传入边疆。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这批珍贵简牍，还完整再现了汉代西南地区郡、县、乡、里四级地方行政区划和组织层级，填补了汉代社会基层结构的空白。

　　封泥是中国古代简牍文书或物品捆扎结绳处的泥团，通常盖着主人印章，既能标识来源，又能防止被私拆。一般来说，官方文书资料会采取焚烧、填埋等方式集中销毁，在焚烧过程中封泥发生陶化，因此被保留下来。

　　在河泊所遗址，与简牍互为印证的，是2000余枚封泥的发现。尤为珍贵的是“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填补了文献空白——汉武帝在赐予滇王金印的同时，亦设立“滇相”一职，形成“郡国并行”的治理模式，既保留滇王“复长其民”的传统权威，又通过郡县制将边疆纳入国家行政体系。

　　“益州刺史”“广汉太守章”等官印封泥，不仅串联起益州郡与周边郡县的行政网络，更揭示了中央与地方、边疆与内地的文书往来。

　　专家指出，河泊所遗址完整串联起古滇国与汉代两大阶段。石寨山文化青铜器展现的狩猎、祭祀等场景，印证了历史文献中“椎髻、耕田、有邑聚”等关于古滇国的记载，凸显西南边疆的文化多样性；而汉代益州郡的设立，标志着中央政权对云南的正式管辖。益州郡郡治与滇国都邑比邻的格局，既保留地方文化特质，又通过行政制度推动“国家一体化”，成为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缩影。

　　蒋志龙说：“河泊所遗址实证了西南边疆自古以来的国家认同，是‘多元一体’文明演进的成功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