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80岁时，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我要补补课，“我的头脑，要从乡土中国进入现代化中国”。早已誉满天下的费老，何出此言？
因为，1840年以来的中国，根本问题只有一个，但却难倒百年中国人，始终不得上岸。这就是如何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青年时期的费孝通就以几部成名作，为这一问题找到病根：中国是乡土社会。因此，费孝通发出了“农村问题解决了，中国问题就解决了”的感慨。
然而，到了晚年，费老越来越发现，农村问题背靠的是整个农耕文明。90岁时他说，要真正在现代化上做出突破，还是要读他上一辈社会学家的书，然后停顿一下，说：“吴景超是有点东西的。”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病是费孝通看得准，药方却是吴景超开得好
吴景超是谁？他是费孝通的老师，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中国都市社会学创始人和代表人物。
他是中国倡导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第一人，独创“四种国家”分析框架，首提“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在社会学界和公共舆论界，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民国几次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著名辩论中，吴景超先生几乎以一己之力，用他“技压群雄”的历史意识与世界视野，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立国理念在政学两界形成共识。
关于传统中国，病是费孝通看得准，药方是吴景超开得好。费老90岁时曾强烈推荐吴景超的书，然而太多人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过，更别说读他的书。
在费老去世20年后的今天，吴景超先生的《历史意识与世界视野》也终于艰难出版了。和他民国时期出版的《都市社会学》、《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劫后灾黎》等作品相比，这是一部集合了吴先生关于现代中国种种建设方案的精华之作，一部真正让我们洞察当下、预判未来，从底层逻辑读懂世界风云的好书：
1、以人口密度和农村人口占比为衡量指标，独创“四种国家”理论。中国属于处境最艰难的第四种：人口密度高、农业人口占比高。本书专辟一编“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出路”，指出中国的未来出路唯有“发展都市”，核心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2、对世界各国社会生态的熟谙，经济学家的另一身份，使吴先生拥有极其广博的世界视野。本书收录美苏两国制度对比研究，其独有的分析框架，对拆解今天诡谲动荡的世界局势，非常有用，甚至可以拿来“套用”。
3、收录吴先生最经典历史文论，从历史中看懂当下。吴先生是用社会学视角分析史料的第一人，更是能和傅斯年等史学大家切磋的“圈外高手”，深厚的历史意识既为社会学研究增添历史纵深，也让历史肌理更清晰可辨。
种种原因，天地玄黄之后，吴先生的文章被湮没于历史尘烟。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吕文浩先生，多年来爬梳整理，于重重险阻中推出这部《历史意识与世界视野》，并亲自撰写长篇导读，提醒我们书中无处不在的问题意识，借此解读当下中国。用某书友的话来说，“来自八十年前的药方，却早已对准了今天。”
同时拥有最深刻的历史意识和最广角的世界视野，这样的社会学著作凤毛麟角。囿于时局动荡，他的真知灼见，生前始终无法落地；然而，作为一个被遗忘了太久的学者，他的远见卓识，已被今天的时代证明，正是一个转型国家最急需的思想资源，本书中超越时代的洞察比比皆是：
·为乞求某一种平等，很容易陷入另一种不平等。
·在经济平等的含义之中，不要放弃经济权利平等这一概念。
·消除人民的不满，是政府无可避免的责任。
·只有在都市经济之下，国家和人民才可富庶。
1930年代西方的经济危机，让很多人推崇起苏联模式。对此，吴景超说：“我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联姻，而愿意他与价格机构百年偕老。”
1953年，面对社会学被取消，他的这句话，让他从此告别了学术：社会经济发展，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共同作用的结果......
国家的出路，和个人命运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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