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叙事 || 福洞村记

故乡叙事 || 福洞村记

1984年的秋天，我站在芙蓉寺卢塅中学的操场上，听着老师宣布去福洞村暗坡里捡茶籽的消息，心里十分高兴。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福洞”这个名字，脑海中浮现的是一片幽深的树林和崎岖的山路。那时我才十五岁，背着奶奶缝制的布书包，揣着铝制饭盒，和同学们踩着晨露出发。

我们从李家塅大屋那里开始爬山，爬到相思山顶后再下山，下到了半山腰就到我们捡茶籽的目的地了。暗坡里位于福洞村的边缘，山势陡峭，茶树高而又茂密。村民的土坯房集中在山腰，屋顶的青瓦上覆着薄苔，烟囱里飘出几缕炊烟。我们借了村头李婶家的灶台热饭，她见我们饭盒里只有咸菜和米饭，转身从菜园摘了一把青椒，又切了半块腊肉，锅里“滋啦”一声响，香气顿时溢满整个灶房。

“细伢子长身体，要多吃点！”她笑着往我们碗里夹菜。那时的福洞村，于我而言是山间的一碗热饭，是村民粗糙手掌传递的暖意。

返程时，夕阳将山影拉长，茶籽沉甸甸地压着背篓，脚底沾满红泥。有同学指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山峰问：“那是什么地方？”带队的老师答：“相思山的眉毛尖，福洞村就在它的南麓。”我回头望了一眼，只见山色苍茫，恍若藏着无数未解的故事。

许多年后，当我翻阅县志，才知福洞村的厚重远不止于一片茶林。这座湘北边陲的村落，与湖北通城县仅一山之隔，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村东北的柞树咀古桥，建于光绪十四年，麻石拱券横跨溪流，桥面斑驳的凿痕中沉淀着百余年风雨。村支书胡东华曾告诉我，这桥是乡绅李瑞南募捐所建，桥下溪水湍急时，如碧玉环中穿行，桥身则似苍龙卧波。

更令人震撼的是黄旗坳的青龙关。那日随胡书记探访，车行至山腰，忽见一道麻石垒砌的关墙残迹，如巨兽脊骨般匍匐于湘鄂交界。关隘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咸丰时重修，门楣虽坍，门槛石臼犹存。胡书记抚着关墙说：“战乱年月，这里一闭门，便是生死界。”我想起村中老人万振英，那位“八百壮士”中的幸存者。1937年淞沪会战，他死守四行仓库，背部嵌着弹片写下遗书：“国难当头，岂能避之……”他的故事，与青龙关的断壁残垣遥相呼应，成为福洞人血脉中不灭的刚毅。

（青龙关）

福洞村的传说，是山民与自然共生的寓言。烂船坡上，大禹治水的木船腐朽成泥，却让村民世代铭记疏导洪水的智慧；狮子岩下的碗盏筲箕石，曾慷慨借出金碗玉匙，却因一次失信永闭神恩。这些故事被老人口口相传，让后辈们生出许多的遐想。

初中毕业那年，我曾随杨林村的曾书同学徒步上相思山。他指着半山腰两块巨石道，他也这么说：“这是箕石和碗盏石，早年间谁家办红白事，焚香一拜便能借得餐具。”我蹲下身细看，石缝间野草蔓生，仿佛神明早已隐入尘烟。曾书又带我去寻“黄巢插旗石”，只见一方巨岩上碗口粗的石孔空空如也，却让人遐想千年前义旗猎猎、杀声震天的场景。

那日下山时，乱石坡上的杜鹃花开得正艳，红如血，艳如霞。曾书叹道：“这山里的石头会说话，只是如今听得懂的人少了。”

再访福洞村，已是三十年后。昔日的土路变成了水泥道，村口立着“县级文明村”的牌匾。胡东华书记的办公室墙上挂满奖状。“脱贫攻坚优秀个人”“乡村振兴带头人”。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身患重疾却笑声洪亮：“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再拼几年！”

他带我参观油茶基地，两千余亩油茶树沿山势起伏，绿浪接天。贫困户老万正在修剪枝叶，见到胡书记便咧嘴笑：“去年光卖茶油就赚了三万！”曾经的荒坡，如今成了“绿色银行”。艾草田里，几名妇女弯腰收割，麻利地将草药捆扎装车。“公司+农户”的模式，让山货直通城市药厂。胡书记说：“脱贫不能光靠给钱，得让乡亲们自己长本事！”

更让我触动的是村里的“微信卖货群”，驻村书记李勇的手机响个不停，他说：“今天又订出去两头土猪、五十只土鸡！”他打开后备箱，塞满干笋、黄精和腊肉，“这些都是帮村民代卖的，我顺路捎去县城。”胡书记在一旁补充：“以前好东西烂在山里，现在手机一点，全国都能买！”

第三次离开福洞村时，我特意绕道暗坡里。当年的李婶早已过世，她的孙子在村文化广场打篮球，身后是新建的太阳能路灯和自来水塔。茶林仍在，但捡茶籽的孩子换了一茬又一茬。胡书记说，村里正规划乡村旅游，想重修青龙关、复原古民居，“到时候你再来，看看咱们的民宿和登山步道！”

福洞村多姓万，村人常说：“万姓是相思山的老藤，枝叶虽散四方，根须总连着这片土。”此话不虚。万姓子孙或以笔为犁深耕学问，或持枪卫国守护山河，或为民请命奔走基层，他们的身影如星子散落九州，却始终映照着故乡的明月。

万中池生于1932年的福洞村，他少年时踩过十里泥泞去镇上求学，油灯下誊写的课本泛着山茶油的香。1950年，他踏入浏阳市税务局，从基层科员一路擢升，终任党组成员、工会主席。在计划经济的浪潮中，他似老农般精打细算，既为国库“守仓”，亦为职工谋福。

1941年出生的万团九，是福洞村走出的“正处级泥腿子”。他任岳阳市人大秘书科科长时，办公室抽屉里总备着一双旧布鞋。下乡调研，他必换鞋步行，田垄间听农人诉旱涝，屋檐下记寡妇求低保。任机关党委书记期间，他推动“党员联户”制度，让干部与贫困户结“穷亲”。退休后，他捐出积蓄修葺村小，教室黑板上方挂着他手书的横幅：“吃百姓饭，穿百姓衣，莫道百姓可欺。”

1959年，万向东在福洞村的油茶花季出生。八十年代，他负笈南下，终成中山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执掌社区与劳动研究中心。他的研究从不困于书斋，广州城中村的农民工棚户、流水线女工的夜班实录、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叹息，皆化作他笔下的学术经纬。

1963年出生的万三星18岁入伍，从武警广东总队梅州支队的青涩士兵，一路淬炼为天津市消防总队政治部主任（副师级）。2003年湛江化工厂爆燃，他率队冲入火场，头盔被高温灼得变形；2015年天津港特大火灾，他协调三省救援力量，七天七夜未合眼。2017年转业至广东省农业厅，他笑言：“前半生赴汤蹈火，后半生愿为乡土添一把温热的灶火。”

万一龙是我的中学同窗，读书的时候非常内向，谁能料想，这个福洞片长大的少年，日后会成为科伦制药总厂质检总监？去年重逢，他带我参观实验室，指尖掠过精密仪器，忽然感慨：“咱山里人采药讲究‘看、闻、尝’，现在我用色谱仪、质谱仪，做的还是同一件事，守住一味药的良心。”他办公室的案头，摆着一罐福洞村的野茶，标签上手书：“根在山中，质在心头。”

胡东华书记对我说：“这些走出去的人，是福洞的种子，也是福洞的风筝。”回望相思山，云雾依旧缭绕，却多了几分蓬勃之气。如今的福洞村已与王塅村合并为相思山村。福洞村的变迁，恰似山涧溪流，既有古桥关隘的沉静，又有扶贫攻坚的激越；既承载着大禹烂船、黄巢插旗的传说，又书写着胡东华、万振英这般凡人的史诗。

故乡何谓？我觉得是味蕾记住的一碗腊肉炒青椒，是耳畔回荡的淞沪枪声，是古桥麻石上的一朵苔花，更是无数人将一生碾作春泥，只为让这片土地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