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阎红彦含恨自杀，临终前留下字条：逼死我者，江青、陈伯达

1942年，中央发起了整风运动。一些野心家乘势而起，诸如高岗之流借机伪造历史，妄图实现其自身的政治野心。

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同志受到了莫名之灾，不少人唯唯诺诺，即使知情也不敢多说。

可就在这种背景下，有一个人却站了出来和高岗打对台戏，这个人就是阎红彦。

面对高岗和康生的兴风作浪，阎红彦大胆的指出高岗伪造的历史问题，和他进行当堂对峙，骂的他哑口无言。

事后，高岗恼羞成怒借整风之机对阎红彦进行历史审查，结果阎红彦不仅政治完全过关，反而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向中央反映高岗的个人问题，逼得康生不得不亲自出面保护高岗。

能够在高岗和康生的打击下自保已属实难得，在此基础上还反打高岗一手更是令人叹为观止，那么阎红彦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一切还得从阎红彦那不同寻常的履历说起。

阎红彦出生于1909年的陕北安定县，因为家贫，所以他早早的参加了革命，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阎红彦参加了党在陕北领导的第1次革命武装暴动清涧起义，之后又奉命前往吕梁山区，于1931年组建了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并担任大队长。

他率领部队一路征战，通过游击战打出了数场精彩战斗，其中尤以瓦窑堡战斗最为精彩，震动陕北，让他一举成名。

同年11月，阎红彦率领部队到达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和刘志丹会合，随后谢子长和省委交通员高岗也来到了部队，4人一起于1932年成立了陕甘边区的第1支工农红军部队——陕甘游击队。

谢子长、刘志丹和阎红彦先后担任过总指挥。

在指挥陕甘游击队战斗期间，阎红彦等三人指挥得当，将游击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反倒是高岗曾临阵脱逃，致使我军损失惨重，一度被开除党籍、军籍，差点被就地正法。

可惜，在左倾路线蔓延全国后，陕甘游击队也受到了冲击。

1932年，陕甘游击队被改编为红26军，但阎红彦和谢子长被迫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受训。

还好，受训没多久，中央局就还了他们清白，阎红彦也去了河北省委工作。

在河北，阎红彦继续发挥自己的练兵才干，先在当年七月举行了包头兵变，从孙殿英的部队里拉出了一个团。

后又对部队进行整编，训练了一支骑兵连，自任连长。

但局势风云变化，蒋介石配合日军夹击抗日同盟军，冯玉祥被迫下野。我军处境十分艰难，不得不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去向问题。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中，阎红彦暴露出了自己的性格特点。

他提出将部队拉到陕北和红26军会合，结果遭到了陈伯达的猛烈批评，被指责搞大西北主义，被要求写检讨。

面对陈伯达的批评，阎红彦丝毫没有妥协，不仅与之发生激烈争吵，而且还一气之下退出会场，事后哈还拒绝写检讨。

如此刚烈行为遭到了前委常委的猛烈批评，阎红彦再次被撤销职务，于1934年去了莫斯科。

不过，虽然离了部队，但在莫斯科期间，阎红彦于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对自身的理论修养和军事素养进行了提升。

而且，1934年他又被委以重任，携带密电码回国，历尽千辛万苦于1935年到达瓦窑堡（今陕西延安子长市瓦窑堡街道），为恢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阎红彦再次回归了部队，被中央委派组建黄河游击师，该师于当年被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三十军，阎红彦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尾声担任了第三十军军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三十军被改编为警备第3团，阎红彦担任团长，曾先后率领部队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以及守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的重任。

在这种背景下，党内发起了整风运动，高岗趁机兴风作浪，借着党员干部自我批评自我进步之机，伪造个人历史抬高个人声望。

因为同为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阎红彦对高岗的过往非常了解，当他看到高岗伪造个人历史时，他丝毫不顾康生和高岗的权势，大胆的站出来反对对方，还和对方在会上展开激烈争吵。

高岗气不过，污蔑阎红彦企图组织陕北师向中央夺权，阎红彦可不怕他，也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向刘少奇反映，高岗个人品质不好，诡计多端。

结果，高岗的污蔑没有起到任何效果，阎红彦的过往无可挑剔且功绩突出，党中央对阎红彦的历史给予了“对党忠诚、政治坚定”的评价。

反倒是阎红彦对高岗批评句句属实，惹的高岗差点下不了台来，还得是康生亲自出面保人，说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高岗，这才避免高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经此一事，阎红彦名声大振，成为了颇受党内高层重视的干才。

在抗战结束后，1945年阎红彦又被派到了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曾绍山三人一起指挥三纵参加解放战争。

根据陈锡联的回忆，阎红彦指挥起来很拼命，哪里战斗最艰苦，他就去哪里。

能力也很强，他不仅在军事方面指挥出色，曾亲自带队插到敌人后方活捉了敌人师长赵锡田。同时在政治工作方面，开展反对和平思想教育工作，让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而且在经济方面也曾和商人资本家打交道，为部队解决了物资匮乏问题。在与阎红彦合作的日子里，陈锡联对其佩服不已，认为他是自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在解放战争结束后，阎红彦从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调任对方工作，于1952年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和副省长等职务。

1955年授衔仪式上，阎红彦被授予上将军衔。

客观的说，历史到此为止，阎红彦的一生波澜壮阔，称得上是无怨无悔。

但历史总是喜欢捉弄人，而且阎红彦的性格不允许他太平的到白头。

1958年，大跃进开始，全国各地出现了浮夸风。受大环境的影响，阎红彦所在的四川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浮夸风现象。对此阎红彦非常痛心，于是他不顾政治考量，多次针对省委的主要负责人，说他打肿脸充胖子。此外他还对部下感慨：我们党的事业，坏就坏在这帮败家子手里。

在抱怨完后，阎红彦又切身实地地到四川仁寿县考察，在发现浮肿病确实是由缺粮造成后，他毫不犹豫地调拨了500万斤粮食给县里的群众改善生活。

很明显，阎红彦的举动是与当时的风气和四川省委的负责人唱反调的，他已经被卷入到了漩涡中。

不过，刚开始没人敢动他，因为高岗饶漱石事件被揭露，1958年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亲自表扬阎红彦，称赞他当年与高岗坚决做斗争的壮举，并向他道歉：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10多年。

因此，阎红彦虽然和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吵得不可开交，但也不过是在1959年被调到云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和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反而独当一面的在云南展开工作。

到了云南后，阎红彦依旧不理会大跃进的浪潮，他只想着让大家有饭吃。于是他喊出了一个口号：我们的制度千好万好，没有饭吃就不好。我们的政策千正确万正确，不能发展就不正确。

在他的运作下，云南成为独树一帜的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地区，他本人也获得了生产书记的称号。

不仅如此，阎红彦还在目睹了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悲剧后，也于1961年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委婉的批评了中央几年来的工作方针政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毫无疑问，阎红彦此举在当时是十分危险的。

可出人意料的是，毛主席对他很欣赏，面对阎红彦屡屡“抗上”的表现，不仅能不怪罪，反而对其称赞有加，对他的信作了批示“此信写得很好”。

阎红彦又创造了一波奇迹，他在党内的名气更大了。他如同一个不肯停歇的斗士，继续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坚持着正确的道路。

在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后，阎红彦由于1961年6月召开了西山会议，展开在云南政治经济领域的纠左，又进一步促进了云南经济政治的恢复。

1962年，毛主席在全国发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此时的风向已经变化，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但阎红彦依旧坚持本心，他主持召开了省委的会议，居然公开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在当时各省市中开了先河。

这一次阎红彦惹了大麻烦。

1963年毛主席召开了杭州会议，当他得知了云南省委文件的内容后，当众表示了不满。还好，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阎红彦进行遮掩，说阎红彦已经检讨了，他们自己解决了。毛

主席则引用胡适的话对阎红彦进行批评：这是大胆地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地主观主义的求证。

随后，中央派了彭真到云南进行调查，在彭真的安抚下，阎红彦做了检讨，看起来好像过了关。

可是，阎红彦内心对此不以为然，在检讨之后，他依旧表示：全国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烂，是否也非要我们折腾烂了才行？

在彭真等人的庇护下，阎红彦还是能够畅所欲为的在云南发挥自己的才干，使得云南在1966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猪的平均每户的数量占据全国第1位，被称之为云南的黄金时期。

可这一切到了1965年就发生了变化。

1965年，林彪更是乘势而起，大肆鼓吹句句照办和立竿见影等口号。

在当时，没人敢和林彪打对台戏，对于他的口号下面的人也只能照办。

但口号不能当饭吃，面对这明显的错误，阎红彦又坐不住了，如同当年当众抨击高岗一样，他又站了出来对抗林彪。

针对句句照办和立竿见影的口号，阎红彦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抨击林彪的错误思想。

针对林彪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阎红彦又针锋相对的提出：带上一部毛泽东选集，一把锄头，到农业生产第1线去。

1966年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林彪多次发表重要讲话，试图搅乱局势。

阎红彦对此公开表示：我怎么都听不进去。…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法，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哪里叫革命么。

在那个诸多老干部被打倒人人自危的年代里，阎红彦站出来反对林彪可谓是魄力非凡，让人敬佩。

可是，他再一次惹了大麻烦。

在得知阎红彦多次反对林彪及其文化大革命后，毛主席再次对李井泉说：听说，阎红彦的思想到现在还不通。

李井泉只能连忙遮掩说：想通了，想通了。

紧接着，云南的局势逐渐恶化，地方党政机关瘫痪，阎红彦独木难支，开始遭到各造反派冲击，就连他的家都被抄了。

可即使如此，阎红彦依旧不顾自身安危，始终以大局为重，他继续向前纪委等军区领导人和省委的同志传达指令，抓紧公余粮的收购，不让百姓饿肚子。

保持部队的稳定，做好边疆防线的工作。

阎红彦在危难之中已经做到了极限，可他和张居正一样，长于谋国乏于谋身。

1966年10月，阎红彦到北京参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江青和陈伯达召集部分领导干部揭发邓小平问题，阎红彦挺身而出挨个予以驳斥，始终坚持真理。

结果又惹恼了陈伯达和江青。

回到云南后，他的局势更加恶化，年近60的他已经患有较为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已经无力再维持云南的局势。

江青等人趁火打劫，在江青的影响下，造反派发起了对阎红彦的批斗。康生也把阎红彦列入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名单中。到处都是炮轰阎红彦的大字报。

在重重压力下，阎红彦被一天11个小时轮番批斗，不仅身心受到巨大压力，就连吃饭喝水都难以进行，生命安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心理也受到巨大创伤。

云南的地方干部和军区领导十分担心阎红彦，不少人纷纷出面保护他。

可陈伯达对此十分不满，严厉批评阎红彦，说他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不敢去见群众，他的命就那么值钱吗？

末了，康生甚至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没了命，我负责赔偿，不要养尊处优见不得风雨。

陈伯达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了阎红彦的心上，狠狠的冲击了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将军的尊严，他激动而又绝望的说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但最终，他还是妥协了，他对云南省省长周兴说：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

临别前，他对周兴说的最后一句话：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

周第2天，造反派们兴致冲冲的准备批斗阎红彦，可他们却最终也没有等来他。

没过多久，消息传来，阎红彦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自杀了，死前留下字条：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更过分的是，江青他们下令不准给阎红彦开追悼会。

但公道自在人心，云南的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自发地为阎红彦举行了追悼仪式。

周总理得知了阎红彦的死讯后，悲痛的说道：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不该死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阎红彦平反，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参考文献：

《刚烈虎将阎红彦的传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