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带来的全球损失有多大？

以政府强制力为基础的大规模福利（转移支付）体系，通过扭曲个体激励、侵蚀资本积累机制、干扰市场价格信号与资源配置，系统性地损害了全球资本存量和生产力水平，其巨大规模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

那这个损失有多大呢？

从奥派理论来看，福利制度并非仅仅是财富的重新分配，而是一个深刻影响个体决策、资本形成和社会生产能力的复杂干预。

今天，我先要说明福利损害资本与生产力的核心逻辑，然后逐步展开论证，最后结合实际数据评估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福利（转移支付）损害资本与生产力的理论机制

经济的繁荣根植于个体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而进行的储蓄、投资和创新活动。这一过程形成了复杂精密的资本结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福利制度，特别是以强制性税收为基础、大规模实施的转移支付项目，从根本上干扰了这一过程。

第一，它扭曲了个体激励，削弱生产与储蓄的动力

人类行动受目标和激励驱动。福利制度在“受益”和“支付”两端同时扭曲了个体的激励结构。

对受益者而言， 福利（如失业救济金、生活补助等）提供了不依赖于市场交换（即为他人提供有价值服务）的收入来源。

这降低了寻找工作、接受较低起薪工作或从事艰苦工作的边际效用。

当福利的确定性、易得性高于或接近工作收入时，个体选择“闲暇”或非市场活动的时间会增加，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增大。

这直接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和人力资本积累放缓。福利还可能滋生依赖文化，使个体逐渐丧失自力更生的意愿和能力。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养懒人。

对生产者（纳税人）而言， 福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税收，特别是对收入、利润和资本利得的征税。

高税率降低了工作、投资和承担风险的净回报。

个体可能会选择减少工作时间、降低投资强度、甚至将才能用于避税而非创造价值。

企业家精神——经济发展关键驱动力——尤其受到抑制，因为创业的高风险需要高回报来补偿，而高税收直接削减了潜在回报。

福利制度降低了未来风险防范的储蓄需求。

社会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补助等福利项目，部分替代了个体通过自身储蓄来应对失业、疾病、养老等未来风险的需求。

这降低了个体的“时间偏好”（即对未来满足相对于当前满足的重视程度），使得人们更倾向于即时消费而非储蓄。

储蓄是资本形成的源泉，储蓄率的下降直接导致可用于投资的资源减少。

以上的各种后果共同造成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即减少资本形成的直接来源。

税收，特别是针对储蓄回报（利息、股息、资本利得）和企业利润的税收，直接从潜在的储蓄和投资中抽取资源，将其强制转移到（通常是）消费领域。

这等于强行提高了社会的总体时间偏好率，阻碍了资本的深化和扩展。

第二、侵蚀资本形成与维持的机制

资本不是同质的，而是由无数相互关联、具有特定用途的生产资料构成的复杂结构。

资本的形成和维持需要持续的储蓄和明智的投资，福利制度对此造成多重损害。

福利制度进行了强制性资源转移，也就是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从投资到消费。这种强制性财富转移，通过税收，资源被从那些通过生产和服务满足他人需求而获得收入的个人和企业手中拿走，转移给那些当前未参与生产或生产较少的人。

这本质上是将资源从更有可能用于再投资和扩大生产（低时间偏好者）的领域，强制导向即时消费（通常是较高时间偏好者或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比如将年轻人的储蓄转移到老年人的到处旅游。

这直接减少了用于维护现有资本存量和创造新资本品的资源总量。

设想一个简化的例子：政府向A（生产者/投资者）征税100元，用于给B（福利领取者）发放补助。

A原本可能将这100元用于购买新机器或存入银行（最终被用于贷款投资），而B很可能将其用于购买食品或支付房租。

虽然B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但用于扩大未来生产能力的资本品投资却未能发生。长期累积下来，这种从投资到消费的系统性资源转移，必然导致资本存量的增长放缓甚至萎缩。

福利支出规模超过真实储蓄增长时，经济发展将陷入停滞。

当福利支出规模庞大，特别是通过政府借贷（赤字财政）来融资时，问题更为严重。

政府发行债券为福利融资，会吸收社会上的可贷资金，与私人部门争夺稀缺的储蓄资源，导致利率上升（或被人为压低，造成更严重的扭曲），从而“挤出”私人投资。

更糟糕的是，如果政府债务最终通过货币增发（通货膨胀）来“支付”，这相当于对所有货币持有者和储蓄者征收隐形税。

通货膨胀扭曲价格信号，侵蚀储蓄的购买力，破坏长期投资所需的经济计算环境，最终导致资本的消耗而非积累。

许多福利国家的历史都伴随着持续的财政赤字和通胀压力，这正是资本受损的体现。

福利制度还在干扰市场价格信号与资源配置

市场价格在传递分散知识、协调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而福利制度通过非市场化的方式分配资源，严重干扰了这一过程。

它首先会破坏劳动市场的价格信号：

最低工资法（常与福利制度相伴）和慷慨的失业救济金，人为地抬高了劳动力的价格（工资）或降低了失业的成本。

这使得低技能工人的真实边际生产力可能低于其法定或实际“保留工资”，导致结构性失业。市场无法通过自由浮动的工资来“出清”劳动力市场，资源（劳动力）被闲置。

福利还创造了各种“福利悬崖”，即当领取者收入增加时，福利会急剧减少，导致实际可支配收入反而下降。这进一步抑制了人们增加工作时间或提升技能的动力。

福利制度还将让资源流向走向错误方向。

在自由市场中，资源（资本、劳动力）会流向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领域，这是通过企业追逐利润和消费者支付意愿来实现的。

福利制度则根据政治标准、社会目标或官僚决策来分配资源。这意味着大量资源被用于生产“福利服务”或直接发放现金，而非根据市场需求信号进行配置。

这导致了米塞斯所说的“经济计算问题”。由于福利的提供和分配缺乏市场价格和盈亏机制的约束，政府机构无法判断其资源使用的效率，也无法与市场中的替代方案进行有效的成本效益比较。

结果往往是巨大的浪费、低效和资源错配。例如，用于支持某个衰落产业的失业救济，可能阻碍了劳动力流向新兴、更有前景的行业。

福利制度还扭曲消费模式与生产结构。

大规模转移支付改变了社会的总需求结构。

对福利领取者而言，其消费能力并非来自其市场贡献，而是来自转移支付。这可能导致对某些商品（如基本生活品）的需求被人为推高，而对那些需要更高储蓄和投资才能生产出来的资本品或创新产品的需求则相对不足。

长此以往，经济的生产结构会向满足短期、基本需求倾斜，而牺牲了长期增长和技术进步所需的资本深化。

中国的老年保健品行业如此发达，就是这个原因。

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揭示，福利制度并非简单的“零和游戏”或“社会安全网”，而是一个深刻干预经济微观基础和动态过程的系统。

它通过削弱工作和储蓄激励、直接消耗和误导资本形成、以及干扰市场价格信号，从根本上损害了生产力提升和资本积累这两大经济繁荣的支柱。

福利制度对全球资本与生产力的实际影响

我们审视现实世界的数据和趋势，以印证这些机制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实际影响。

自20世纪初，特别是二战以后，“福利国家”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兴起并迅速扩张。各国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的支出（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转移支付）占GDP的比重持续攀升。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其成员国（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公共社会支出（ 一个衡量福利支出的常用指标）占GDP的平均比重，从1960年代的约10%左右，增长到1980年的约15-20%，到2000年进一步上升至20%以上，近年来（疫情前）稳定在20-25%的水平，部分欧洲高福利国家（如法国、芬兰、丹麦）甚至超过30%。

以美国为例，虽然其福利体系与欧洲模式有所不同，但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等强制性支出也占据了联邦预算的绝大部分，并且呈现长期增长趋势。其总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也从20世纪中叶的个位数增长到近年来的接近20%。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虽然起点较低，但在过去几十年中，许多国家也效仿发达国家，逐步建立和扩大了各种社会保障计划，其公共支出中用于社会福利的部分也在增长。

这必然导致生产率增长放缓。

许多发达国家在经历了战后初期的快速增长后，从1970年代开始，普遍出现了生产率增长放缓的现象（所谓的“生产率悖论”）。这恰好与福利国家大规模扩张、政府支出和税收负担显著增加的时期重叠。

这不是巧合。不断加重的税收负担削弱了投资和创新的激励；劳动力市场因福利和管制而僵化，阻碍了资源向高效率用途的流动；资本形成因储蓄减少和资源转移而放缓。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单位投入所能带来的产出增长减慢。

虽然全球资本存量绝对值在增长，但高福利国家的资本积累速度相对于其历史水平或其他低福利、高储蓄地区（如部分亚洲经济体）大大不如。

更重要的是资本结构的质量。

福利体系将大量资源导向消费和非生产性领域，可能阻碍了对深化生产过程、提升技术水平至关重要的高阶资本品的投资。经济可能变得更侧重于满足即时需求，而非构建更长、更有效率的生产结构。

许多高福利的欧洲国家长期面临较高的结构性失业率，以及较低的劳动力参与率（尤其是青年和老年群体）。

这就是因为福利制度提供的“失业补贴”和高税收对工作积极性的双重打击，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僵化。这直接意味着宝贵的人力资源被闲置，生产潜力未能充分发挥。

福利承诺往往具有刚性，难以削减，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又使其支出持续增长。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许多国家的福利支出超出了其税收能力，导致政府债务急剧膨胀。例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本的巨额国债，很大程度上都与不可持续的福利体系相关。

高额债务本身就是对未来生产力的透支，意味着未来的税收负担更重，或者面临通胀/违约的风险，这些都严重损害了长期投资和经济稳定。

精确统计全球每年用于福利（转移支付）的总金额非常困难，因为定义、核算方式各国不一，且数据分散。但我们可以通过主要国际组织和大型经济体的数据进行合理估算。

国际劳工组织（ILO） 定期发布《世界社会保护报告》（World Social Protection Report）。

根据其报告（例如，参考接近2022/2023年的数据版本），全球公共社会保护支出（不包括医疗，但包括养老、失业、家庭福利等）通常占全球GDP的10%以上。考虑到医疗支出也是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国家公共医疗支出占GDP的5-10%），两者合计，全球广义的福利相关公共支出可能占全球GDP的**15% - 25%**之间。

OECD成员国（占全球GDP一半以上）的公共社会支出平均约为GDP的20%以上。将其推广到全球，并考虑非OECD国家较低但仍在增长的比例，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数量级。

全球GDP规模： 根据世界银行或IMF的数据，2022年或2023年的全球名义GDP大约在100万亿美元左右。

基于上述比例（取一个保守的中间值，比如全球平均18%），全球每年直接用于福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等公共支出）的金额大约在 18万亿美元 左右（100万亿美元 * 18%）。

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18万亿美元，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单个国家的GDP（除了美国和中国）。

请记住，这是指每一年的损失。如果拉长时间长，则是几百万亿美元的损失。

这18万亿美元，是从全球经济的生产性部门通过税收或借贷（未来税收）强制转移出来的。

这笔巨额资金中的很大一部分，如果留在私人部门，本可以用于储蓄、投资、创业、研发，从而形成新的资本品、创造就业、提升生产力。

将其强制用于福利（主要是即期消费或低效的公共服务），意味着每年损失了数以万亿计的潜在资本积累。这不仅仅是当年的损失，由于资本的复利效应，这种损失是长期累积的。

这18万亿美元的转移支付过程，伴随着对工作、储蓄、创新激励的扭曲，以及资源配置的低效。这意味着，不仅直接用于福利的资源未能投入最高效的生产性用途，而且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也因为这些扭曲而降低。劳动力闲置、资本错配、创新受阻，这些都体现为生产力的损失。

如果全球生产力因为福利制度的拖累而每年降低哪怕零点几个百分点，考虑到全球经济的庞大基数，其累积效应也是天文数字。

想象一下，如果这18万亿美元/年能够以市场化、尊重私有产权的方式，用于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教育投资（由市场驱动而非官僚主导）、或者仅仅是让生产者保留下来进行再投资，全球经济的面貌可能会大不相同。

那会有天量的资本来到世界各地，改善每一个地方人们的生活。会让消费品数量比起现在翻个十倍二十倍，价格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甚至一周的工资就能买一台汽车。

可惜，社民主义推动的福利观念在世界根深蒂固，人类暂时不配享受这种生活。

对评论区可能的评论的回应：

支持福利的观点常强调其减少贫困、促进社会公平、提供安全网、甚至稳定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奥派的回应是：

1. 目标与手段的分离： 承认减少贫困、保障基本生活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不认同政府强制性的大规模福利是有效的手段。奥地利学派认为依靠自由市场创造的普遍富裕、才能从长久解决贫困问题。

2. 长期效果适得其反： 福利制度虽然短期内能缓解部分人的困难，但其对激励和资本积累的长期损害，最终会削弱经济的整体活力，反而可能导致更多人依赖福利，形成恶性循环。真正的“安全网”是繁荣的经济和充足的就业机会。

3. “自动稳定器”的误区： 从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看，经济衰退是纠正前期错误投资（通常由信贷扩张引发）的必要过程。福利支出作为“自动稳定器”介入，可能会阻碍价格和资源的必要调整，延长萧条，使经济结构更加僵化。

4. 时间偏好的灾难：部分人的时间偏好过高，推动政府用强制力不断地增加福利，他们不用考虑未来，因为自己的未来很有限了，比如老人。只有私有产权的伦理原则，才能阻止这种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