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中，我看到“走出去”的渴望与“留下来”的惯性

【编者按】

青衿之志，履践致远。越来越多的高校学子走出校园，用脚步丈量大地经纬。当理论照进乡土现实，当数据邂逅人间烟火，当背包沾满晨露与星辉，他们体会到怎样的青春滋味？又找寻到哪些鲜活的答案？

日前，同济大学“破壁计划”寒假社会实践项目团队深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在这片少数民族占比87.88%、山区面积达98.6%的土地上，展开一场关于乡村教育现状和学生职业探索的实践。

今年2月，我们一行人奔赴云南。当大巴车在高速上驰骋之时，作为团队里唯一的云南籍成员，小望一直看向窗外，在他已经打开的电脑里，一段视频被按下了暂停键。

“像你们这么大的哥哥姐姐已经出去打工了”，小望的口中一直重复道。看来他的记忆还停留在去年——彼时在云南，他留下过相同的一句话；如今，身份变化，他从诉说者演变成了倾听者。一场溯源般的调研，按下了启动的按钮。

出发前三个月，我们整理了7份文件：“非遗进课堂”“远程教育覆盖”等字眼频繁出现。但是线上采访调研小学校长的苦笑道出了一番窘境——政策走到当地，“上面要传播文化、下面要教学质量、家长要考试成绩、学生要走出大山。”

线上调研中，教育困境渐次浮现：青壮年外流率近年来在增长。“爸爸在昆明装电梯，妈妈说电梯能到月亮上。”十二岁的春梅在周记里画下钢铁支架，旁边歪斜的铅笔字记录着三代人的生存逻辑——爷爷是“种地的”，爸爸是“打工的”，而她自己想当医生，“因为村里卫生所的白大褂永远不沾泥”。

沪滇合作的帮扶是持续的，同济大学定点挂钩帮扶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抵达云龙县后，在筹备支教课程之际，我们造访了盐马古道之源——云龙县诺邓古镇。令人惊讶的是，当大理、丽江的古道驿站挤满打卡游客，这里的马蹄印仍清晰嵌在石板缝中，鲜有人问津。

清晨七点，第一缕炊烟从龙王庙旁的土灶升起，驮盐骡马脖颈的铜铃声已在空中回荡——这个因盐而兴的古村落，至今延续着“朝煮盐、午耕读”的生存节律。小望拾起盐井边的结晶卤块，感叹“孩子们的认知课就从这里开始，读懂祖辈‘卤眼识泉’的生存智慧”。我突然想起，这不就是难得的非遗文化？这堂认知课不正是孩子们需要的“非遗进校园”？

诺邓古镇乡村

就这样带着一丝惊喜，我们踏入了云龙县民族中学，准备来一堂真正的非遗课——就地取材的课。校长和我们说，“你们马上进的这个班，虽非成绩最优，却是进步飞速的，期待你们从上海带来的新思维，为孩子们注入动力。”

走进教室，语文老师正组织小组背诵课文，我们热情问好，告知将开启一场非遗与诗的奇妙旅程。孩子们眼睛亮了起来，满是好奇。自我介绍时，提及我们自己的专业，他们目光灼灼，打量着我们，又羞涩地藏着问题。

小朋友正在帮忙布置美丽田野画于窗户 团队成员拍摄

我们以诗为媒，让诺邓火腿、盐马古道、玉皇阁入诗，孩子们惊叹原来身边景物皆可成诗。“把太极图的阴阳弧线想象成人生轨迹，低谷时不意味着永远坠落。”我指着云龙太极文化图，结合苏轼的“三次职业转型”，试图让历史人物的挫折与重生，照见现代职业的多样性可能。

然而有些惊讶，我们未曾设想，确是孩子们真实的表达——讲到苏轼贬至漳州、询问他们未来理想时，男孩阿强说道，“但是我想当网红，抖音里有人直播赚钱，而且赚得很快”。这与线上访谈中“想学计算机，因为能当网红”的想法不谋而合，也印证了几个月前支教时，小朋友 “走出大山最简单的方式是打工” 的话语，与村干部访谈中 “外出打工更能越过贫困线” 的观点相互交织，让我们思绪繁多。当同伴拍了拍在中考资料涂鸦的最后排男孩时，他咧嘴笑道，“老师，我毕业准备去读职中，以后还能和我远房亲戚一样做老板呢。”

与同学们交流想法

课程结束后，我依旧回味着孩子们的课堂表现，小望还在看着摄像机里孩子们回答问题时的腼腆，不时露出笑容。“看到当年的你自己了吧。”我调侃了一下，接下来要去白族女孩小杨家里家访。

路程不算远，杨家的白族木屋距同济大学援建的无止桥步行约15分钟。屋内，一张泛黄的2020年同济夏令营通知，仍被珍藏在满墙奖状之间。在小杨的作文本里，“钢索桥连接的山外世界”与“守护村民健康”的护士梦交替出现，我们被她“走出去”渴望与“留下来”惯性所触动。

小杨的父亲是村支书，交流中，他的话语里藏着对女儿深深的期许与无奈。他提及2020年那场未能成行的同济大学夏令营，话语间满是对城市教育资源的向往，却又被现实所牵绊。

课堂上，小杨总是默默书写着对乡土的诗意表达。回到家，她时常关注着父亲巡村时的点滴，看到父亲对村民的熟悉与关怀——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她的价值观与职业理想。

小杨写的诗

小杨的故事，是众多山里孩子的一个缩影。在云龙县的支教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教育帮扶的复杂性与挑战性。诺邓非遗课堂上阿强“想当网红”的直言，揭示着观念转型远比硬件投入更为复杂。

调研中发现，当地学生对于未来职业的认知较为局限，除了少数成绩较好的学生想当老师或医生外，大部分学生对未来没有明确规划，这反映出当地教育在拓宽学生视野方面的不足。短期支教的“烟花效应”始终是团队反思的重点。

“比起课本上的知识，他们更需要一扇能望向外界的窗。”一名支教志愿者在调研笔记中写道，乡村振兴不是瞬间爆破的工程，而是需要年轮叠加的耕耘。当城市钢索与山间小径交织，某种超越地理阻隔的教育生态正在悄然生长。

我突然意识到，教育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每个孩子的未来都在晃悠，有人抓紧缆绳，有人张开双臂，更多的人在晕眩中寻找自己的重心。

（“破壁计划”团队成员杨首望、姜之阳、张馨元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