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之确立及其影响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後，伟大思想家孔子的学说一直在中国居於至高无上的尊位。但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後最重要的一位儒学大师，长期以来，却并未得到尊崇。有的儒学者往往将孟子视为战国时代诸子之一，或以荀孟并称，甚至对孟子学说提出若干非议。学术大师钱穆早已指出：

唐韩愈始提倡孟子，至宋代王安石特尊孟，奉之入孔子庙。而同时如李觏之常语，司马光之疑孟，皆犹於孟子肆意反对。然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称，与汉唐儒之并称周公孔子者，大异其趣。此乃中国儒学传统及整个学术思想史上一绝大转变，此风虽始於韩愈，而实成於宋儒。[1]

纵观两宋儒学之发展，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北宋前半期，儒学者大致株守汉学，正如王应麟所说：“自汉儒至於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2]第二，自宋仁宗庆历时始，各个新的儒学流派纷纷著书立说，甚至疑经惑古，出现了学术思想的活跃。第三，自宋神宗时始，王安石的王学占据此後六、七十年的支配地位。王学的支配地位经历宋哲宗元祐时与北宋末至南宋初两次动摇，直到力主王学的秦桧病死，王学遂一蹶不振。与此同时，程学原为影响不大的儒学流派，至南宋初期，尽管受秦桧的压制，却逐渐兴盛。第四，宋孝宗时，因朱熹著书立说，大力倡导，理学在民间大盛。第五，宋理宗时大力扶植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始占据尔後七百年的支配地位。

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的确立，始於王安石，成於朱熹，与王学、程朱理学两个最大的儒学流派先後各领风骚，有密切的关系。

宋朝官修编年史实录中之王安石传，今保存於《琬琰集删存》卷３，此传说：

安石早有盛名，其学以孟轲自许，荀况、韩愈不道也。

宋人罗从彦说：

王安石以高明之学、卓绝之行，前无古人，其意盖以孟子自待。自世俗观之，可谓名世之士矣。[3]

这些评论决非无根之言，今以王安石本人之诗为证，《王文公文集》卷３８《扬雄三首》，其一曰： “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苍旻。光明所照耀，万物成冬春。”欧阳修《赠王介甫》诗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後来谁与子争先。”[4]王安石答诗说：“欲传道义心虽壮，学作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5]欧阳修称誉王安石诗如李白，文比韩愈（一说为谢脁）。王安石的答诗说自己“学作文章力已穷”， “终身何敢望韩公”，但“传道义”之壮心，仍期望能有“窥孟子”之成就。其《孟子》诗云：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6]

简直就将孟子引为千古知己了。宋初至庆历时，儒学者治经，但并不认为《孟子》是儒家之经典。王安石执政时，熙宁四年（公元１０７１年）二月，始以《孟子》和《论语》作为科举考试的必修课，[7]实际上是将两书升格为与《易经》、《诗经》等相近的儒学经典的地位。王安石罢政後，深受王学影响的宋神宗，於元丰六年（公元１０８３年）十月，“诏封孟轲为邹国公”。[8]翌年五月诏：“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设位於兖国公（颜回）之次，荀况、扬雄、韩愈以世次从祀於二十一贤之间，并封伯爵。”[9]孟子为公，荀子等三人为伯，孟子“配食”，其他三位“从祀”，於是孟子的亚圣地位事实上便得以确立。

尽管如此，宋儒中非议孟子者，仍不乏人，北宋有李觏、司马光、晁说之等人，南宋有叶適等人。刘安世在门人所辑《元城语录》卷上说：

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与老先生略同（先生呼温公则曰老先生，呼荆公则曰金陵）。其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以官职为意，是所同也。但学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学尔。

宋哲宗元祐初，司马光为反对科场改革而上奏说：

神宗皇帝深鉴其失，於是悉罢赋诗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己者取，异己者黜……又黜《春秋》而进《孟子》，废六艺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学，不勉励德行，此其失也。

司马光此段议论的宗旨有二。一是指责王安石不当以《三经义》等“一家私学”，强制儒学者们接受，并作为“科场程试”中取黜的标准。二是指责王安石不当在“科场程试”中，“黜《春秋》而进《孟子》”。所谓“废六艺而尊百家”，实乃夸大其辞。“废六艺”其实只是指《春秋》不列入“科场程试”，“尊百家”其实只是指尊《孟子》。他在此奏中建议：

《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10]

司马光的主张遭到范纯仁的反对，他说：“《孟子》恐不可轻，犹黜六经之《春秋》矣，更乞裁度。”据说司马光对范纯仁之说“欣纳之”。[11]

宋哲宗亲政後，变法派重新上台，王学的地位也随之有所提高。宋徽宗崇宁时大力推崇王学，当时所颁《故荆国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廷诏》说：

道术裂於百家，俗学弊於千载。士以传注之习，汩乱其聪明，不见天地之纯全、古人之大体，斯已久矣。故荆国公王安石，由先觉之智，传圣人之经，阐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训释奥义，开明士心，总其万殊，会于一理。於是学者廓然如睹日月，咸知六经之为尊，有功于孔子至矣……内圣外王，无乎不备，盖天降大任，以兴斯文，孟轲以来，一人而已。[12]

褒词评价如此之高，确乎实现了王安石生前“窥孟子”的宿愿，将他尊奉为孔孟之後的又一圣人。王安石一时成为继孟子之後，又一个得到“配享”孔子地位的儒学大师。

孔孟并称，业已得到大多数儒学家之公认，而晁说之在《孔孟》一文中仍提出异议，他说：

孔孟之称，谁倡之者？汉儒犹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欤？其学卒杂於异端，而以为孔子之俪者，亦不一人也，岂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称，荀卿诋孟子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统，闭约而不解，未免为诸子之徒，尚何配圣哉。[13]

南宋初，晁说之“告老”，宋高宗说：“是尝著论非孟子者，孟子发明正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14]

程颢和程颐兄弟之学，原是北宋一个较小的儒学流派，其影响最初远不能与王安石之王学相比。程颢和程颐反对王安石变法，程颐本人又受司马光的举荐和提拔，但他们尊崇孟子，却与司马光迥异。

程颢、程颐与王安石同样尊崇孟子，但对孟子以後道统的继承，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解释。前面说过，王学的信奉者是将王安石尊奉为孔孟後的又一圣人。程朱理学对孟子以後道统的继承，在宋朝各代又有不同的说法。最初，程颐为其兄程颢写行状说：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於诸家，出入於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後得之……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15]

《河南程氏文集》卷１１《明道先生墓表》由程颐撰写，太师致仕文彦博题写，墓表说：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传之学於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

正如邓广铭先生《关於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一文中所作的精辟论述，程颢和程颐虽曾从学於周惇颐，[16]“决非周敦颐的学业的传人”，“後来之成为理学家（道学家），与周敦颐并无丝毫干涉”。[17]程颐强调孟子死後一千四百年，方有其兄“得不传之学於遗经”，而并非从周惇颐学“得不传之学”。程颢门人刘立之也说：

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穿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杰然自立於千载之後，芟辟榛秽，开示本原，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学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阈者盖鲜，况堂奥乎！[18]

按以上说法，自孟子後，道统中断，得孔孟真传者，唯程颢而已。程颐死後六年，其子程端中为父亲八卷遗文写序说：

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圣人虑後世不足以知之，载之六经，丁宁教告，纤悉具备，宜若人人见而知之，然自秦汉以下，泯没无传。惟伊川先生以出类之才，独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学士大夫翕然宗师之，圣人之道蔽曀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复明。[19]

程端中此处强调其父得圣人之真传，甚至没有提及伯父。在程门弟子中，受学於程颐者最後更盛於程颢。南宋前期，有陈公辅上奏攻击“伊川学”说：

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程颐，颐死无传焉。[20]

撇开其攻击之词，此奏无非是反映到南宋初年，理学已成为颇有影响的学派，但学者们所宗师者主要是程颐，“谓之伊川学”。他们对儒学道统的解释是“孟轲传之程颐，颐死无传焉”，这与前引程颐和刘立之之说有异。“颐死无传焉”，说明当时伊川学派仍处於群龙无首的状态。吕稽中撰程氏门人尹焞墓志铭也说：

吾闻之先生矣，昔者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殁，圣人之道不传。从千馀载之後，得不传之学者，伊川程夫子也。[21]

尹焞死於南宋初，比陈公辅上奏时间稍晚，但上引两段文字的一致之处，正是有程颐而无程颢。与正统程氏门人之说不同者，则是胡安国、朱震等人。胡安国上奏说：

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後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於荀、扬之列。[22]

胡安国在二程之外，又提出了邵雍和张载。朱震上奏说：

孔子之道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孟子之後无传焉。至於本朝西洛程颢、程颐传其道於千有馀岁之後，学者负笈抠衣，亲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隐或见，莫能尽纪。[23]

《宋史》卷４３５《朱震传》载其《汉上易解》说：

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惇颐，惇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於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惇颐作《通书》，颐著《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等〕篇。[24]

胡安国与朱震并非程门弟子，他们所说孟子以後的道统，却被作为程门三传弟子的朱熹所

吸收。朱熹著《伊洛渊源录》，就是为确立孟子以後的道统，合计有周惇颐、程颢、程颐、邵雍和张载五人，但他本人就学於程门再传弟子李侗，所以仍以程颢与程颐兄弟作为孟子以後的道统正宗，《朱子语类》卷９３说：

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後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後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後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今看来，汉唐以下诸儒说道理见在史策者，便直是说梦。只有个韩文公依稀说得略似耳。

但他也极口称赞周惇颐的《太极图》和张载的《西铭》，说：“自《孟子》已後，方见有此两篇文章。”[25]

宋朝理学大盛，是始於宋孝宗时，这主要应归功於朱熹，他的学术成就超迈前人，是个集大成的儒学大师。叶適对当时理学的兴盛有生动的描述：

昔周、张、二程考古圣贤微义，达於人心，以求学术之要。世以其非笺传旧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间，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复大振，讲说者被闽、浙，蔽江、湖，士争出山谷，弃家巷，赁馆贷食，庶几闻之。[26]

由於朱熹对理学发展有着最杰出的贡献，他身後自然也被列入理学的道统，按其门人黄榦所说：

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27]

朱熹不仅从理学道统上推崇孟子，他所撰的《四书集注》，无疑是对崇扬孟子学说的最大贡献，“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於学官”。[28]他强调说：

《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

《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29]

明确了学习《四书》是通经的捷径。宋宁宗时，理学一度被贬为“伪学”，到宋理宗时，始尊崇理学，於宝庆三年（公元１２２７年）下诏说：

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30]

淳祐元年（公元１２４１年），宋理宗又下诏说：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後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

接着，宋理宗“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封周惇颐、张载、程颢和程颐四人为伯，并御“制《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31]王安石在北宋末已由“配享”降为“从祀”，至此被逐出孔庙。[32]王学和程朱理学是宋代两个影响最大的儒学流派，互争雄长，至此以王学的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两大学派消长的过程中，孟子在儒学中的地位却不断地提高，因为两大学派都尊崇孟子，以孟子的後继者自命。宋代两位最大的崇孟功臣正是王安石和朱熹，尽管其学术观点是互相排斥的。自宋以下，只有明太祖对孟子民贵君轻，杀暴君如诛匹夫一类言论极度反感，他一度撤去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并命令儒臣删定《孟子节文》。但到明成祖时，又重新尊崇孟子。

孟子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大力阐发孔子学说，以孔孟并称，对孟子可谓当之无愧，也是宋儒对中国经学发展的一大贡献。当然，因孟子与孔子时代不同，有个别说法不尽一致，也因而遭到若干宋儒的非议。但是，此类非议毕竟以偏概全，不可能，也不应当动摇孟子亚圣地位之确立。

孔子倡导“仁”，孟子在“仁”的基础上，大力阐发“义”说。由於宋朝政治、经济等背景，义利之辨，後来成为宋儒争辩的一大命题。尽管宋儒对义、利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持说各异，但推崇孟子之“义”说，确是时代之需求。这是崇孟的重要背景。

两宋时期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兴盛期，名儒辈出，群星灿烂。当然，任何时代都不免有假借某种学说，包括孔孟学说，以欺世盗名者。但是，两宋时期也确有一批又一批通经宿儒，他们在孔孟学说的熏陶和教诲下，怀抱经世济时之宏大志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特别在民族危难之际，不惜以身殉国，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孟子曾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无疑是一个极高的道德标准，而不少宋儒也确是身体力行。南宋末年，“辛苦遭逢起一经”[33]的文天祥有绝命词说：

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後，庶几无愧。[34]

古代的“圣贤书”，其中包括《孟子》，对中华民族的发展，精神文明的进步，确实曾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却又是多灾多难的民族。近百馀年来，业已落伍了的中华民族饱受凌辱，其优秀儿女为着本民族的进步，支付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但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的史实证明，中国人决不甘心永居他人之後，中国也决不会永居他国之後，不管前进之路如何艰难，中华民族完全复兴的日子终将到来。

五四运动楬橥民主和科学两面大纛，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但是，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不免失之偏颇。

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大致总有好的、坏的、适用的和不适用的四个部份。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继承本民族好的、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应当吸收外民族好的和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华民族处於先进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傲感，不易虚心体察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反之，当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处於落後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卑感，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看得一文不值。更有甚者，则是本民族与外民族坏的、应当废弃的历史文化传统反而极度膨胀，恶性泛滥。

既不要自傲，更不能自卑，这就是中庸之道。在复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中国传统文明的精华，包括孔孟学说的精华，必将以其久远而顽强的生命力起着重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