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止学术抄袭的简单方法是：逆向量化考核、一年只能发表一篇C刊

近来，中国高校接连曝光的论文抄袭事件，如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邓某和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的“翻译式生产”，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力教授的“考核不合格”风波，揭示了学术评价体系的深层矛盾。在“唯论文”导向下，C刊（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成为衡量学者价值的唯一标尺，迫使教师陷入“发表或毁灭”的生存困境。

据统计，近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者的年均论文数量增长47%，但论文引用率中位数却下降28%。这种“数量与质量倒挂”的现象，印证了量化考核对学术生态的扭曲。 以李力教授事件为例，尽管其作为二级教授在法学领域享有盛誉，却因聘期内仅发表1篇C刊论文和2篇报纸文章被认定为“考核不合格”。这暴露了当前评价体系的荒诞性：学术贡献被简化为论文计数，而教学、社会服务等多元价值被边缘化。正如某长江学者所言：“我们不是在搞研究，而是在玩指标拼图游戏。”

在高校推行教师退出机制的背景下，量化考核的矛盾更加凸显。清华大学、南京江北新区等地已试点“非升即走”政策，试图通过动态管理优化师资队伍。然而，若退出机制仅以C刊论文数量为门槛，可能进一步加剧学术内卷。青年教师为通过“短聘”考核，不得不将研究切割为“模块化论文”，甚至依赖“学术经纪人”团队包装成果；资深教授则需要与青年教师争夺C刊版面，陷入“发论文多被质疑抢资源，发论文少则考核不达标”的困境。
这种机制设计表面上提升了竞争强度，实则助长了学术功利主义。例如，宁夏和贵州贵阳的实践经验显示，仅靠淘汰末位教师无法根治问题，反而可能催生“为生存而造假”的恶性循环。真正的优化应建立在多元评价基础上，而非单一量化指标的“末位淘汰”。

中国科学报曾呼吁高校应有“养懒人”的气度，即给予学者更宽容的成长环境，允许“十年磨一剑”的深耕。这一理念与民国时期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不谋而合——华罗庚在牛棚中完成《堆垒素数论》，吴大猷培养出杨振宁等诺奖得主，彼时教授年均论文仅0.8篇，但影响力指数是当今同行的3.2倍。
李力教授的遭遇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制度性缺陷的缩影。若高校继续以C刊数量为硬性标准，类似事件将层出不穷。反观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无论文数量要求，仅凭学术贡献定夺，反而筛选出81%的院士著作至今仍在再版。

或许，“一年只能发表一篇C刊论文”的设想可以多少缓解量化考核的弊端，制止学术论文为求快速发表而造成的抄袭现象，同时重建学术评价的理性尺度。而唯有打破“唯论文”枷锁，才能遏制抄袭乱象，让教师退出机制真正服务于队伍优化而非加剧内卷。如梅贻琦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当高校能以“养懒人”的胸怀包容学者，以多元标准激发创新，中国学术方能摆脱“论文GDP主义”的桎梏，迎来真正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