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访谈 | 姚军的转型破局之路：从贸易跨界养猪，长荣模式和红杉项目如何赋能家庭农场？

嘉宾简介

姚军，山西长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92年毕业于运城学院，1992年至2008年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2009年创立山西长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从事养猪事业。2010年被农业部乡镇企业局评选为“2009年中国农村十大致富带头人”；2019年被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评为“全省第二批农村创新创业优秀带头人”；同年当选为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2020年被永济市劳动竞赛委员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称号。

• 全文共10630字，文中核心观点已标注，快速阅读约需要15分钟。

1. 家庭农场在要素配置、技术获取以及外部资源整合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往往只能在内部小圈子实现有限的自我突破。

2. 安全是一个体系化问题，涵盖生物安全、生产安全和数据安全。由于家庭农场体量小，缺少人才、资金和空间，也难以获取外部资源，这使得它们很难建立稳定持久的生物安全体系。

3. 长荣模式的核心是围绕四个要素：种源和营养、猪场设计和环境、健康与生物安全、数据和信息化管理系统。我们的服务体系全面围绕这四大核心展开。长荣模式从源头开始，强调底层逻辑的合理性，帮助家庭农场建立完整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4. 我们希望通过整合供应链与产业链，提升其运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红杉项目的核心理念就是，通过联合实现内部闭环式的上下游合作，从而提升效率和降低风险。这种模式特别适合中小规模猪场，因为它们很难独立完成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高效整合。

5. 我们在选择合作伙伴时，首先考量的是他们能否帮助客户成功，如果其客户都无法发展，这种合作便毫无意义。其次看他们的企业文化，最后看他们是否能为我们带来价值。

6. 许多从业者倾向于相信小概率事件，期望借助“弯道超车”创造奇迹。但养猪行业实则需要坚守基本要素，而非寄希望于侥幸。比如，非洲猪瘟期间，有些猪场看似什么都没做却活得很好，但这种小概率事件背后的原因很难分析清楚，我们不能以此为依据去指导生产。

7. 现在行业还在讨论猪周期，但实际上，养猪已经是一个资本行业，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使得价格波动成为常态。有些从业者成天打听猪价走势，甚至听信某些网络主播的猪价预测，然而此类预测通常并不可靠。

8. 长荣公司在引入资本时非常谨慎，长荣公司的资本比例并不高。我更担心的是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而不是股份稀释的问题。资本进入后，企业可能会在3~5年内面临巨大的业绩压力，而商业运营本身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无法达到资本的要求，企业可能会陷入混乱。

9. 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回归理性与生态化，构建“猪能幸福地生长，人能幸福地生活”的田园式模式。然而，现状却是从业者普遍感到疲惫，包括上游动保和饲料企业，猪只的生长环境也面临诸多压力。这种“人累、猪累”的状态显然不是行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是一个需要突破的阶段性困境。

大型公益活动“养猪人讲养猪的故事”，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仇华吉研究员发起，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猪产业专家团主办，《中国猪业》杂志与新猪网联合承办，猪好多网、中畜传媒、北斗农科、国猪大学堂、正大猪博士、世界猪业博览会以及梁宁养猪观点等多家媒体共同参与。

本次活动由江西中成中药原料有限公司独家冠名，同时获得了哈尔滨维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巴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颍上县君喜悦农牧有限公司、长沙绿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大力协办。

姚总与栏目组成员合影

第13期的采访对象是山西长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荣农科）董事长姚军先生。新猪网负责前期走访与脚本撰写。

2025年3月21日，我与新猪网视频编辑潘鑫及《养猪人讲养猪的故事》栏目2025年独家冠名单位——江西中成中药原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傅宁丛，一同抵达山西省运城市。

姚总在访谈中分享了他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跨界养猪的转型历程。他从最初的行业不适应，到通过深耕创新为家庭农场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逐步构建了以技术赋能、数据驱动和价值共生为核心的养猪底层逻辑。长荣与嘉吉、汉德柯斯等国际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通过技术共享提升行业标准，同时在资本涌入的背景下，强调理性合作，避免短期逐利行为。

姚总提出“猪能幸福生长、人能幸福生活”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其企业战略的“转型-创新-生态”主线。从家庭农场到红杉项目，从国际合作到生态化实践，他为家庭农场和中小猪场探索出一条“抗风险、提效率、促生态”的转型路径，也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发展模式。

以下是本次访谈的部分内容：

新猪网：您从1992年投身进出口贸易，2008年却做出跨界养猪的重大决策。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做出这样的转型？回顾这16年养猪之路，您有哪些感悟？

姚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实际上成为我们转型的重要契机。当时虽然公司外贸业务未受到直接冲击，但我和团队意识到，传统的加工型贸易产品竞争力有限，未来发展前景不明朗。在寻找战略新支点时，我们确立了三个核心标准：朝阳产业属性、可复制的商业模式、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经过半年多的行业调研，最终将目光锁定在生猪养殖领域。

起初，我们投资1000万元新建了一个猪场，养了300多头母猪，配套建设了环保沼气站。当时我们就意识到，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否则难以留住员工。

长荣企业荣誉称号

转型初期，我确实经历了很大的心理落差。在贸易行业，我们站在买方角度，接触的大多是国外客户，沟通中大家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然而，养猪行业在当时并不被看好，甚至受到社会歧视。当我告诉别人我是养猪的，很多人会立刻对我另眼相看，这种行业偏见让我一度感到犹豫和后悔。

但最终我还是坚持了下来。首先，公司既然决定进入这个领域，就必须面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哪怕当时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其次，在行业里我遇到了一些优秀的人，他们后来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能与他们合作对我是一种激励。同时，公司也吸引了一批年轻人加入，他们信任公司，愿意与我们共同成长。出于对团队专业素养和行业发展前景的信心，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事实上，我们也见证了这个行业快速的变化和发展。

长荣2400头母猪扩繁场俯瞰图

回顾过去，从贸易行业到养猪行业，我感触颇深。贸易行业相对简单，周转快，订单签订后，大部分时间比较清闲。相比之下，养猪行业不但周期长，要有耐心，而且要面对多种角色，包括供应商、市场、政府、银行等，角色转换频繁，游戏规则也不相同。

2008年时，工业领域已步入成熟期，标准化流程与商业伦理构建起稳固的行业生态。而农业刚刚起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农业才真正开始发展。当时面临很多问题，仍处于摸索阶段。行业标准化进程滞后，市场波动频繁，政策与资本的双重博弈让从业者如履薄冰。正是这种从“快变量”到“慢变量”的切换，让我对行业本质有了更深的体悟。

在那个年代，农业行业受到歧视，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养猪的。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十年前，我们参加广交会时，看到的是西装革履的全球客户和光鲜亮丽的外贸从业者。2008年参加在成都举办的相关农业展会时，养猪行业与外贸行业的差距一目了然。当下，养猪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行业充满了活力和希望。如果没有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是没有未来的。

新猪网：在当前行业格局下，大家非常关注家庭农场的生存状况，您认为这个群体与大型猪场相比存在哪些优势和劣势？长荣模式如何帮助它们提升抗风险能力？

姚军：首先，我说一下家庭农场的概念。一提到家庭农场，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规模小、标准化程度低。一般来说，家庭农场的规模在200～500头母猪比较常见。从数量上看，我个人觉得在国内，六七百头母猪以下的基本上可以归为家庭农场。

因为企业通常有一套完整的架构和管理体系，包括人力体系、生产体系等，而家庭农场主要依靠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在责任心上可以更好地弥补管理带来的低效性，他们的执行力相对更强。但家庭成员的能力也有天花板，比如在设备水平、技术水平等方面，家庭农场很难达到大型企业的标准。

现在，家庭农场的确面临一些问题：

生产标准化程度低：许多家庭农场的标准化程度不高，这与它们的定位有关。家庭农场主普遍认为，家庭化经营无需投入太多去升级生产设施，这大大限制了其生产效率。

管理与资源配置困难：家庭农场在要素配置、技术获取以及外部资源整合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往往只能在内部小圈子实现有限的自我突破。

市场竞争力弱：随着市场细分，仔猪和育肥猪的价格波动和销售难度都在增加。家庭农场规模较小，在营销上也不占优势，缺乏市场竞争力，难以应对市场变化。

抗风险能力差：很多人身家性命都在里面，一旦遇到疫情等突发情况，就会遭受致命打击。

当然，家庭农场的每个缺点，反过来也可变成其优势：

灵活性高：家庭农场规模小，决策和转型更加灵活。例如，市场不景气时，它们更容易暂停生产或调整生产规模。很多家庭农场没有长期的战略规划，反而更容易根据市场变化做出调整。

责任心强：家庭农场的成员相对固定，责任心更强。他们可以随时投入工作，而不用担心加班费等问题。相比之下，大型企业的员工可能责任心较弱，尤其在加班等情况下，工作积极性较低。

环保优势：家庭农场规模较小，容易实现环保目标。例如，周边有土地的家庭农场可以将猪粪发酵后直接还田，实现废物利用。我们从2015年起开始关注一些家庭农场，发现这种种养结合模式在北方地区尤其可行。这是由于北方地表水较深，且当地常用河水或井水浇灌，猪粪能直接返田。

生物安全优势：家庭农场在生物安全方面也有优势。在非洲猪瘟暴发之初，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家庭农场没有受到波及。因为它们规模较小、管理相对简单，生物安全措施更容易做到位。

家庭农场要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是：安全和健康。

安全是一个体系化问题，涵盖生物安全、生产安全和数据安全。由于家庭农场体量小，缺少人才、资金和空间，也难以获取外部资源，这使得它们很难建立稳定持久的生物安全体系。生产安全需要建立标准化的流程体系，确保生产环节的规范化和稳定性。数据安全则要求清楚了解每个环节的收益和不足，通过数据分析优化管理决策。

2023年12月长荣成功引进荷兰海波尔GGP种猪

猪群健康是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家庭农场需要一套完整的健康管理流程，定期评估猪群健康状况，并根据评估结果调整保健和免疫程序。只有猪群健康，效率才会提高。生物安全不仅是防范非洲猪瘟，还包括其他疾病（如蓝耳病、伪狂犬病等）的防控。此外，家庭农场在生产管理和产品升级方面存在劣势，缺乏外部资源和学习机会。国内与国际、高水平企业与家庭农场之间的差距显著，家庭农场需要更多机会去学习和提升。

长荣模式的核心是围绕四个要素：种源和营养、猪场设计和环境、健康与生物安全、数据和信息化管理系统。我们的服务体系全面围绕这四大核心展开。

种源和营养：这是养猪的基础，但家庭农场很难独立完成。长荣模式通过与国际优秀战略合作伙伴合作，将优质的种源和先进的营养管理经验传递给家庭农场。

猪场设计和环境：猪场设计和环境是决定性因素。如果猪场设计不合理，通风、防控、温控等环节做不好，猪就养不好。长荣模式从源头开始，帮助家庭农场进行选址和设计，确保猪场环境符合现代化养殖的要求。

健康与生物安全：生物安全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如果做不好，猪场将没有未来。长荣模式帮助家庭农场建立完整的生物安全体系，包括疾病预防、猪群健康管理等。通过定期评估猪群健康情况，制定针对性的保健和疫苗接种，确保猪群健康。

长荣生物安全体系

数据和信息化管理系统：数据是提升效率的关键。长荣模式通过数据和信息化管理系统，帮助家庭农场分析生产数据，找到薄弱环节，提升生产效率。

长荣模式的服务与其他服务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从硬件开始介入。在2015年那个时期，传统的猪场很难通过简单的努力养好猪，因为猪场设计和环境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还在传统的老场里养猪，即使更换了种源和营养，提升效果也不会太大。长荣模式从猪场设计和环境入手，帮助家庭农场解决根本问题。

两点式饲养或三点式饲养模式在国外很普遍，过去大家对生物安全和健康管理的关注度不够，往往是等到疾病发生后才想到生物安全。长荣模式从源头开始，强调底层逻辑的合理性，帮助家庭农场建立完整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新猪网：今年年初，长荣推出了“红杉项目”，作为长荣模式核心升级之作，请问它与以前的长荣家庭农场模式在理念、运营、目标等方面有哪些不同？

姚军：首先，我想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叫“红杉项目”。红杉树，尤其是北美的红杉，是全球最高的树木之一，高度可达100多米，树干粗壮。这种树木在北美恶劣的环境中，无论是龙卷风还是其他风暴，都很难被摧垮，因为它的根系非常发达。当红杉成林时，它们的根系相连，能够抵御更强大的风暴。这就像我们行业中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拥有1千到1万头母猪的猪场，它们需要像红杉一样，通过联合形成强大的“根系”，来抵御行业中的各种风险。

长荣红杉项目会议现场

以前的长荣家庭农场模式主要关注中小规模猪场的独立发展，而红杉项目则更强调联合、协同和数据化管理。我们希望通过整合供应链与产业链，提升其运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红杉项目的核心理念就是，通过联合实现内部闭环式的上下游合作，从而提升效率和降低风险。这种模式特别适合中小规模猪场，因为它们很难独立完成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高效整合。

红杉项目更注重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高效融合。我们看到，大型集团公司凭借自身优势，通过整合供应链和产业链实现了快速升级，从而降本增效。但对于中小规模的猪场来说，这种整合几乎是不可能的。红杉项目通过联合，帮助这些猪场实现规模化和标准化，从而提升整个产业链的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红杉项目更重视精细化的管理和服务。我们希望通过数据系统和标准化流程，帮助合作伙伴设定成本模型。例如，我们提出的断奶成本控制在280元以内，育肥成本控制在5.5元以内。这是红杉项目与以往模式的重要区别。

红杉项目需要更强大的服务体系和资源整合平台。我们不仅提供种源和营养，还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和风险管理方案。例如，如果合作伙伴遇到疾病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化全生命周期成本模型迅速调整策略，确保生产不受影响。

红杉项目强调基于数据的决策和管理。通过统一的数据平台，我们可以更好地监控生产过程，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效率。这是红杉项目与传统模式在运营上的重要差异。

红杉项目特别注重风险管理。我们希望通过数据化管理和资源整合，帮助合作伙伴应对各种风险，确保生产稳定。例如，如果出现因疫情等导致生产中断时，我们会按照商品猪的价格向他们提供优质种猪，助力其在最短时间内恢复生产。

红杉项目的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联合，形成一个强大的产业链生态系统，让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受益，共同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这不仅是一个模式升级，更是一种理念的转变，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在行业中立足，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会在前期对潜在合作伙伴进行评估，确保双方都能从合作中获益。对于已经加入红杉项目的合作伙伴，我们会逐步统一他们的种源和营养体系，因为只有通过统一的数据化和标准化，我们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实现目标。

长荣在2025年发布了三年发展战略，即“长荣百万生猪项目”。项目以种源优势为基本，充分发挥价值链联盟的合作力量，3年内实现5万头母猪的规模，形成100万头商品猪的生产体量。目前，长荣在吕梁地区布局了30万头生猪产业项目；长荣家庭农场模式已经有80多家合作伙伴；同期计划在湖南等地进行试点，逐步推广红杉项目。

新猪网：长荣通过全球顶尖企业，如最大动物营养商嘉吉、欧洲种猪育种巨头汉德柯斯等，整合国际资源为家庭农场赋能，构建了“技术服务驱动产品销售、产品销售反哺养殖生产”的闭环协同机制，您是如何平衡公司利润与各利益相关方收益？这些国际合作为长荣的发展有何推动作用？

姚军：首先，我先说一下我们和嘉吉、汉德柯斯等国际企业的合作模式。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纠结于价格。因为我始终认为，产品价格与合作模式是两个独立的议题。这种清晰的区分让我们能够专注于合作本身，而不是被价格波动所干扰。

长荣嘉吉全球创新中心开业典礼

我们在选择合作伙伴时，首先考量的是他们能否帮助客户成功，如果其客户都无法发展，这种合作便毫无意义。其次看他们的企业文化，最后看他们是否能为我们带来价值。我们与嘉吉、汉德柯斯等企业的合作，不仅仅是基于产品价格，更是基于价值观的契合。长荣这些年的发展离不开嘉吉等合作伙伴的支持，这种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如何平衡公司利润与各利益相关方收益：

我们始终认为，合作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互利共赢的关系。我们尊重合作伙伴的价值，也期望合作伙伴尊重我们的价值。只有基于生态型、友好型的合作关系，才能实现长期稳定的合作。

当我们的价值传递到位时，客户会认可我们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价格。我们与嘉吉、汉德柯斯等企业的合作，正是因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众多客户的认可，他们通过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希望长荣也能为客户创造价值，帮助客户实现盈利。

我们一直强调，帮助客户赚钱才是合作的粘性所在。我们希望通过与国际顶尖企业合作，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帮助其获取更高收益，进而实现我们的价值。

国际合作为长荣发挥了多方面的推动作用：

第一、技术与管理经验：嘉吉、汉德柯斯等国际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与他们的合作，长荣能够吸纳这些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

第二、资源与市场渠道：这些国际企业拥有广泛的资源和市场渠道，通过合作，长荣能够更好地整合资源，拓展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

第三、风险管控意识：国际企业通常具有较强的风险管控意识，通过与他们的合作，长荣能够学习到如何更好地应对市场风险，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第四、客户黏性：通过与国际顶尖企业的合作，长荣能够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帮助客户实现更高的收益，从而增强客户黏性。

长荣通过与嘉吉、汉德柯斯等国际顶尖企业的合作，不仅实现了技术和服务的升级，还为客户创造了更大的价值。我们始终强调，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只有帮助客户实现价值，我们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推动了长荣的发展，也为整个行业树立了良好的合作典范。

新猪网：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行业最大的成本是认知成本”，长期以来，不少中小规模猪场依赖上游企业培训获取技术知识，但部分培训存在销售诱导性强、知识碎片化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一行业现象，您有怎样的见解？长荣又如何凭借数据共享与系统化教育培训，引领它们从经验依赖转向数据驱动的现代化养殖？

姚军：其实，我提到认知成本高的问题，也是在反思我们自己。如果底层逻辑不对，顶层设计再好也难以实现。养猪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从源头做起。大家都知道养猪要选好的种猪、合适的饲料、做好生物安全，但实际操作中，很多人却因为侥幸心理而不去执行。这种认知偏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小概率事件的过度关注和放大。比如，有些媒体会宣传一些小概率的成功案例，但这些案例往往不可复制，却容易误导大家。

三代连廊式猪场设计示意图

许多从业者倾向于相信小概率事件，期望借助“弯道超车”创造奇迹。但养猪行业实则需要坚守基本要素，而非寄希望于侥幸。比如，非洲猪瘟期间，有些猪场看似什么都没做却活得很好，但这种小概率事件背后的原因很难分析清楚，我们不能以此为依据去指导生产。

现在行业还在讨论猪周期，但实际上，养猪已经是一个资本行业，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使得价格波动成为常态。有些从业者成天打听猪价走势，甚至听信某些网络主播的猪价预测，然而此类预测通常并不可靠。这种对“猪周期”的过度关注，反而会影响生产决策，比如该卖猪时不卖，不该卖猪时却卖了，造成经济损失。

很多人习惯听从别人的意见，缺乏自己的判断。比如，对行业大集团公司的批判和对AI技术的误解，其实都反映出我们在认知层面的不足，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

长荣希望通过数据共享和系统化教育培训，帮助中小规模猪场从经验依赖转向数据驱动的现代化养殖。

系统化教育培训：我们提供系统化的教育培训，帮助农场主理解养猪的必要要素，而不是仅仅依赖碎片化的知识。我们强调养猪的基本逻辑：优良的种猪、合适的饲料和严格的生物安全。通过这些培训，猪场老板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根据数据提升生产效率。

数据共享与信息化管理：我们希望数据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而不是仅仅作为统计工具。数据的目的是及时发现问题并纠偏。例如，通过设定目标并将其分解到每天、每周、每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哪些任务完成了，哪些没有完成，从而实现管理的高效性。我们的软件系统可以帮助加盟工厂和合作伙伴实现这种系统化管理。

目标设定与实时监控：我们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并将其分解到每一天的生产中，帮助农场主实时监控生产过程。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系统设定猪的生长曲线，一旦有异常情况，系统会立即报警。这种实时监控和及时纠偏的能力，是传统经验养殖无法比拟的。

目前，长荣服务的家庭农场PSY可做到26~31（行业平均水平不到20），而我们研发中心可达31左右，种猪场也在30~31。这些数据表明，通过数据共享和系统化教育培训，长荣能够帮助农场主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好的经济效益。

新猪网：非洲猪瘟疫情之后，大量资本纷纷涌入养猪行业，您如何看待资本对行业技术升级与长期生态的“双刃剑”效应？

姚军：首先，我觉得我们谈到资本的时候，有时候会把它混淆了。我们其实需要的是资金支持，而不是单纯的资本。现代农业离不开金融支持，以前希望金融支持农业确实不太现实，但现在资本的进入，恰恰说明我们这个行业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发展前景，这是一个好事情。

长荣海波尔育种论坛

资本的进入确实促进了养猪行业的发展，推动了行业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从育种到生产，再到商业化运作，资本帮助行业越来越趋于完善。它不仅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和科研机构的关注，还带来了技术升级和管理优化。这些都对行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资本进入后，企业往往需要按照资本的游戏规则运作，变得相对被动。资本的目的是获取回报，它会要求企业在短期内实现财务目标，甚至可能提出苛刻的要求。这与企业原本的战略规划和发展节奏可能会产生冲突。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环境下，资本进入后必定要求回报，并且可能会在3~5年内退出。如果企业无法达到资本设定的绩效目标，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还可能导致企业偏离原本的发展方向。

长荣公司在引入资本时非常谨慎，长荣公司的资本比例并不高。我更担心的是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而不是股份稀释的问题。资本进入后，企业可能会在3~5年内面临巨大的业绩压力，而商业运营本身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无法达到资本的要求，企业可能会陷入混乱。我们希望通过稳健的运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新猪网：您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行业“重视可持续发展”。站在当下时间节点，您认为养猪行业现在和未来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姚军：当前，养猪行业虽然大家都有“可持续发展”想法，但具体如何实施还没有共识，行业探索呈现出“八仙过海”的状态。

我认为，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回归理性与生态化，构建一种“猪能幸福地生长，人能幸福地生活”的田园式模式。然而，现状却是从业者普遍感到疲惫，包括上游动保和饲料企业，猪只的生长环境也面临诸多压力。这种“人累、猪累”的状态显然不是行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是一个需要突破的阶段性困境。

行业面临的挑战：

养殖模式的可持续性：现在存在多种养殖模式，但任何模式都有其临界点。我们需要反思：现有模式是否具备长期可行性？如何在效率与生态之间找到平衡？这是行业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

粮食安全与环境保护：我国每年进口约1亿吨大豆，而国内耕地仅19.29亿亩，人畜争粮问题日益突出。全球范围内，亚马逊雨林因种植玉米、大豆而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这提醒我们，如何在满足国内猪肉需求的同时，减少对进口饲料粮的依赖，并实现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共存，是行业必须解决的系统性挑战。

国内土地资源的限制：若完全依赖国内生产满足猪肉需求，且不提升效率或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少需要额外几亿亩耕地，而我国现有的耕地面积显然无法支撑这一需求，资源瓶颈已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制约。

食品安全与环保的系统性思考：当前肉质安全问题频发，但随着法规完善和行业规范化，这一问题有望逐步改善。然而，环保问题需要更深入的系统性考量：既不能单纯追求产业发展而忽视环境代价，也不能因噎废食，只关注某一方面。食品安全、环境保护与产业效率必须协同解决。

如何实现养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呢？

我觉得，首先必须提升效率，思考如何做到系统性和可持续性，涵盖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

其次，要推动生态化养殖模式，实现养猪与环境的和谐共存，这不仅包括减少污染，还涉及提升动物福利，让猪在更好的环境中生长。同时，政府需在政策上支持可持续发展，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行业在规范的框架内发展。

此外，还需提升公众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让更多人了解和支持环保型养殖模式，通过教育和宣传改变传统的养殖观念，推动整个行业向可持续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推动养猪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