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在一次国庆观礼会上,毛主席见到沙千里后,幽默地问候道:“沙僧你好!沙僧你好!沙和尚是不是你的本家?”这个被主席称为“沙和尚本家”的沙千里,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中的“七君子”之一。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东北后,到了1935年、又企图通过“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控制我华北五省,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人民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但,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还是秉持“攘外必先安内”,将主要精力用于剿共。1936年5月31日,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60多个救国团体的代表,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沙千里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一,参与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文件的起草。
1936年7月15日,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等四人联名发表文章《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响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
沙千里随即将该文在自己创办的《生活知识》上全文发表。他说:“这个文件影响很大,比‘全救’成立宣言还大。”
1936年11月12日,救国会举行了孙中山的纪念活动,担任主席团成员的史良也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救国会同情、支持中共的举动惹恼了当时急于清共的国民党,也得罪了上海的日军。
当时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命令领事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成员。南京国民政府于1936年11月23日上午,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7位救国会的领导人,移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
这七位是当时文化界知名人士、公认的社会贤达,他们被捕被称为“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随后,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向全世界庄严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民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
随后,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自携行李,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乘车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与七君子一道坐牢。此事,也引起了国际关注。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借助自己与哥伦比亚大学一些老师的特殊关系,推动以杜威为代表的学术界爱因斯坦、孟禄等16名著名知识人士于1937年3月拍发电报给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等,向国民党当局施加道义的压力,营救七君子。
电文内容是:“中国处境困难,至表同情。我们以中国的朋友的资格,同情中国联合及言论结社自由。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学者被捕消息传到美国,闻者至感不安...”
沙千里原名重远,曾用名仲渊,原籍江苏苏州,1901年出生于上海。解放后,曾任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82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此去经年,如去愿前辈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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