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反转版的“万历十五年”？

近代肇始于1517年10月31日路德的宗教改革，那敲打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大门上的阵阵锤击正式揭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

——阿道夫•冯•哈纳克

《九十五条论纲》

对一位20世纪初的德国思想家而言，这一看法近乎理所当然。尽管现代研究几乎已经确定《九十五条论纲》不是路德亲手钉在教堂大门上的，宗教改革运动所带来的剧变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无损于1517年在新教世界观中“奇迹之年”的定位，也不会削弱这一事件对欧洲信仰、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影响力。

如此，1517年与中国读者熟知的“万历十五年”似乎非常不同——黄仁宇初作的英文版题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平平无奇的一年。副标题“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则离写作目标更进一步，大明王朝的衰落。在黄仁宇笔下，这看似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的一年，却通过皇帝刻意怠政、官僚腐败、军事体制僵化、财政困境等“细枝末节”，暴露出明朝制度性危机的全面深化，“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以道德代替法制”的专制王朝已无改革的可能。被作者称作“大失败的总记录”的“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

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这本书于1982年、1983年两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历史类）

西方的1517年是击碎中世纪夜幕的思想闪电，70年后东方的1587年则是青蛙再也跳不出去的温水缸？

毫无疑问，欧洲垄断世界近现代史演进的观念早已不合时宜，但即使严格的历史分期早已有很多非议，将1500年前后视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篇章页，仍是学界内外一个较大的公约数。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荣休教授、早期现代史专家海因茨·席林作为一位为马丁·路德和查理五世写作传记、担任过宗教改革研究协会德国分会主席的历史学家，在1517年事件五百周年时出版的《1517》中，就尝试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将1517年视为一块了解世界历史的横截面，从多个维度切入，为读者呈现这个重要时代的延续与变革。以德国《世界报》评论的说法，这部穿插了41张插图的作品，“也许是关于这个时代这场深层地震的最令人兴奋、最与时俱进的书”（Dankwart Guratzsch）。

《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

在席林版“1517年世界史”的序章，他首先描绘了四幕平行场景，总结如下：

1517年12月意大利北部贝加莫发生了一场“幽灵战役”，基督教世界开始流传这一见闻并释之为上帝就奥斯曼土耳其的紧迫威胁所降下的警示。

1517年春墨西哥的原住民第一次看到西班牙人的身影，结合自身的信仰叙事，他们还以为这是已抛弃他们的神祇归来的吉兆，而两年后西班牙殖民者将大规模登陆，此时阿兹特克文明还不知道将面临灭顶之灾。

1517年8月，珠三角的洋面上出现了一支葡萄牙的船队，根据广东佥事的记录，在一系列摩擦与等待后，“不合礼数”又侵占朝贡国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在嘉靖继位后终被驱逐。

1505年马丁·路德在一场闪电的惊恐中默祷愿成为修士以寻求庇护，1517年在反对营销赎罪券的运动中，路德教授指出，靠死文书、赎罪券与代祷无法得救，唯有因信称义。

与许多流行的“xx年全球史”的写法不同，席林坦言，1517年世界上各个文明与民族还太过孤立，彼此交集甚少，全球性交流网络的维度远不能和几个世纪后的信息交换同日而语，而且1517年的人们远没有形成在今人看来理所当然的“一个世界”的观念。

在多重线索的意义上，现代世界在1517年前后正徐徐展开

序幕这四个发生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事件之间看似无甚关联，却在暗示了变革的暗涌之外，更反映了时人对各自世界观的沉浸。五百年前的世界没有那么遥远，但《1517》一书所要回顾的不仅是这一时期的变与不变，更是要向今天的人们解释当时近乎统摄一切的宗教—宇宙观，如何决定了人们对已知与未知的认识，以及由此采取的行动。

回到16世纪的明朝，中国并非没有与世界潮流接触，在万历十五年的半个多世纪前，在“大礼议”发生前夕，正德年间葡萄牙使团的到访，至今绝大多数人并不知晓。但这场接触的过程和结果我们却很熟悉——因在世界观上无法对话不欢而散。以鸣炮来致意，以对等的姿态递交国书，未列于朝贡国名录，在海面上爆发海战……此时的海上霸主葡萄牙在中国吃了闭门羹。尽管民间与南海沿岸的贸易将逐渐为中国带来新世界的影响，但1517年在远东的动量是有限的。

全球史不同角落的齿轮或许尺寸大小殊异，但从某种层面上看它们仍是同步转动的。

用美国学者阿兰·米哈伊尔在《奥斯曼之影》的话来说，在15、16世纪之交，奥斯曼帝国改变了从中国到墨西哥的已知世界，建立了霸权的奥斯曼帝国与各邻国与世界大国在几乎所有领域展开了竞争，并在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发挥影响力，“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蒙特祖玛（阿兹特克帝国的统治者）、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军阀帖木儿和数代教皇，以及数以百万计的重要或次要的历史人物，都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存在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重新定义了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

哥伦布雕像

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在贸易与军事上在印度洋占据主导，进而穿过东南亚前往中国，西班牙则将重点放在了西半球。中国成熟的社会发展此时能力拒葡萄牙于门外，但中美洲却踏上了不同的命运。位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1517年之后才与欧洲殖民者相遇，要晚于后者登陆加勒比、北美和南美，却是后者初次遇见美洲高等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最终在流血冲突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伴随着人口锐减、本土宗教被天主教大规模取代，欧洲人还加大了非洲黑奴的贩运规模，以补充美洲的劳动力缺口。大西洋世界的变化开始加速裂变。

1517年也是企鹅欧洲史系列丛书第5卷分期的开端，该卷题名为“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刻画了“16世纪至17世纪初‘基督教世界’意识的消逝与‘欧洲’意识的诞生，以及与之相伴的巨大变革”。海因茨·席林亦在《1517》一书中指出，以耶稣基督为信仰对象、以罗马教会为中心的信仰统一体的“基督教世界”，一度是团结欧洲各纷争政权的优先方案，已然迎来破灭。奥斯曼帝国升至顶峰的压力虽然促成了新教皇主持的协作草案，但也见证了宗教改革的兴起。席林还在书中生动地记述了欧洲大陆专制国家政治组织体系的成熟、社会结构的变革，以及哈布斯堡王朝作为世界性帝国的戏剧性崛起。宗教改革引致的教派分立与政治权力斗争的结合，为欧洲带来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剧烈动荡。而这一段发生在前启蒙与工业革命时代的动荡，其血腥程度与对欧洲大陆势力格局的影响，常常为如今的人们所低估。

如果把“1517年”视为翻转版的“万历十五年”，那么，相比于明朝在体制上行将就木，此时以西方世界为主要驱动的全球性变革的确迎来了多重进展。这一线性的现代化叙事对比固然显得框架粗粝，甚至是一场非对称的较量，但这未尝不是一个理解近代世界开启时刻的模范切片。正如在《1517》一书中，作者席林并没有提出新的时代始于16世纪初这样的观点，而是致力于呈现1517 年前后世界各地发生的众多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爬梳历史演化的多重线索，宗教改革的世界性意义并置其间。

《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内文

在《明镜》周刊对席林教授的一次专访中，记者问道，许多历史学家将现代的曙光定格在1500年前后的几十年，那么那个时候的人是否感受到了新时代的到来，或者有了某种开端的意识？

不消说亚洲，即便在欧洲，席林也认为，至少在德国，人们并没有这么想。或许伊比利亚半岛的情况不同，当时水手们正在发现新大陆，但开拓新大陆在德国并没有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例如路德对此几乎不加关注。席林指出，德国人并没有忽然认为自己处于一个新时期的黎明，已经活跃许久的文艺复兴参与者和人文主义者也是如此。

如果不是1517年创造了历史，那么，历史如何造就了1517年？将视线放回话题的开端，为什么教会的异见者在1517年能掀起真正的风浪？为什么马丁·路德做到了英国的威克里夫或波希米亚的胡斯没有做到的事情？

关于1517年宗教改革的绘画

席林认为，路德解答了当时德国人最迫切的需求，在一个社会变动的时代，如何在不安与恐惧中获得灵魂的救赎。在席林看来，人们当时对救赎的执着就像今天对金钱的执着一样，当他以通俗的语言将自己深思熟虑的神学思考告知民众时，反赎罪券的浪潮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席卷德国。而路德也不是一个不起眼的修士，他背后同样站着庞大的权力。维滕贝格所在的萨克森，其领主是当时神圣罗马帝国最有权势的领主之一。路德也逐渐从一个贴出论纲提出学术探讨的学者，在审判与庇护之下逐步变成坚定的宗教改革家，开启一场对以罗马为首的教会体系的根本批判。与此同时，印刷业的飞速扩张、邮政体系的完善、雕刻绘画以及易于诵读的文本等等，都助推了马丁·路德的事业。

在《1517》一书中，席林采取了七个视角展现这个近代世界的开端时刻。除了在最后两章分别详细介绍了这一时期的罗马教会与宗教改革的开启，围绕1517年前后，席林还讨论了包括欧陆、奥斯曼、莫斯科在内的“旧大陆”政治动态，社会变动与政权竞争加剧背景下兴起的包括马基雅维利主义、乌托邦、基督教和平、货币价值研究等思想和理论，新航路开辟之初亚欧美不同文明的碰撞，风格切换中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异域新知，以及信仰与“理性”认知诉求结合下欧洲对女巫和非基督徒的集体恐惧，等等。

1517年时，马基雅维利刚写完《君主论》，哥白尼没有出版“日心说”的天文著作，而是发表了有关货币价值研究的论文

黄仁宇笔下，张居正的改革对于官僚体系而言压力过大，牵涉过于复杂，厘定会计制度和彻底变革几无成功可能；军事天才戚继光、俞大猷纵有先进的思维也无以改进军备与兵制；李贽和路德一般倔强并主张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解释经典，但其所追求的自由也无法超越伦常与社会……读者们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大明在“数目字管理”方面的缺失。在《1517》中，除了教会似乎同样积重难返，其他所有命题似乎都是有解的。这自然离不开一种后见之明的认定与叙事，但东西方的不同显而易见，从以下这段论述中就可见一斑：

作为贵族的骑士阶层日渐被拿军饷的雇佣兵（多为步兵）所取代。不断壮大的士兵规模和日益复杂的枪炮技术耗资巨大。“钱是一切事物的神经”成了所有君主尊崇的无上教条。国家税收和财政必然也要跟上战争手段和军事技术发展的步伐。

北京人艺制作的话剧《张居正》海报

与《万历十五年》类似传记体的写法不同，《1517》没有聚焦神圣罗马帝国或者欧洲，也没有充分展开个体的历程来反映西方世界在某个议题下的历史进程。这可以视为一种双重翻转：

万历十五年是一段段历时性的挣扎接近休止的时点，一个我们熟悉而又过分成熟的帝国悄无声息地消化了一切来自内部的变革，1517年则是一个转向多元、新纷争的剧变时代多条线索的交集点之一；《万历十五年》以几个标志性人物的命运交织成了一张反映传统中国现实与伦理的密不透风的网，《1517》则通过明快的综述与分类，经由多个边界开放的维度，展示了一个本质上与今天相当不同时代如何平稳运作，又有多少“现代的开端”在酝酿与萌发。

总而言之，无论是葡萄牙船队绕过好望角，哥伦布抵达美洲，阿兹特克帝国恢弘的都城被毁灭，抑或马丁·路德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明朝防备海盗与倭寇的水师与葡萄牙舰队作战……当一些里程碑式的时刻降临时，世界往往并不因此感受到新时代的气息。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管窥全球史的一瞬，理解某一时刻的人们是如何思考的，如何解释自己已知的和不理解的事物，他们的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后果，以及某些事件何以落入历史的泥淖，或成为影响深远的决定性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