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缓同意”与“性不同意”之间

去年一点铁窗泪，今年方流到腮边。人们把这个案件称为“山西订婚强奸案”。

去年5月2日晚，女方报警，称被男友强奸。

去年5月5日，阳高县公安局对席某某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去年6月27日，阳高县人民检察院以强奸罪对席某某提起公诉。

去年8月24日，案件在阳高县法院开庭审理。

去年12月25日，一审宣判，席某某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他当庭上诉。

今年3月24日上午9时，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席某某强奸上诉”一案召开庭前会议。

今年4月16日，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认定席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

我对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前所做的大量调解工作及法院对于席某某行为的认定，持支持态度。

这个案子拖了将近一年，一审审案的是阳高县人民法院，密切关注并指导的还有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法。案件经最高法审核，三次批准延期审理，可见上上下下对这个案件是重视的、审慎的。其中包括，大同市中院拟对席某某适用缓刑，进行社区矫正，因席家不同意而作罢。

根据案件披露的所有细节，我认为，从以事实为准绳的角度说，判处席某某3年有期徒刑，在量刑上没有瑕疵。

我今天要说的是“房缓同意”与案件的关系，这个似乎被法院忽略。民间也认为，席某某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强奸罪，不必扯其他原因。

我倒觉得，“房缓同意”触发了案件，必须引起社会足够重视。一个判例如果只抓强奸犯而不引导正确婚俗，至少不是一个好的判例。

打击违背妇女意志而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是自古以来法律关照的重点，不论时代如何变迁，在这点上各个时代都没含糊。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对于性的管理稍有宽松以来，强奸罪有明显下降趋势。即便是最为严格的性管理时代如文革，强奸罪也是时有发生的。

山西订婚强奸罪之所以在一年中被社会强烈关注，就是因为这件事太稀奇，稀奇得几乎成为近几十年来的唯一。很可能，别处也有类似案件发生，但女方不诉，法律就没干预。

而山西订婚强奸案的发生背景，如果在司法实践中不予考虑，则大同中院只完成了任务的一半。也就是说，用法律强力打击了订婚强奸的罪犯，而忽略了对于某些恶性婚俗的强力纠偏。

具体说，席家答应了女方18.8万元彩礼，一个金戒指，同时答应结婚一年后在房产证上添加女方的名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三条明确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自动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若男方婚前购房后主动将女方姓名添加至产权人名单，该房产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席某某及其父母书面承诺结婚一年后在房产证上添加女方名字，为席某某走向婚姻殿堂埋下了隐患。

我们不妨算算账。男方给予对方19万元彩礼，房子一半归女方名下，加起来少说也算50万彩礼吧，席家心里肯定不舒服。

5月1日订婚，2日中午女方宴请席某某，饭后二人前往婚房。席某某提出发生性关系，遭女方拒绝，女方称等结婚后再说。

女方此前对席某某说过婚前不许发生性关系吗？新闻中没见提及。即以5月2日明确表示婚前一定守贞，它的时间节点也晚于5月1日一天，这天是席家明确答复房子要在结婚一年后才加女方名字。

婚前不发生性行为，女方站上了道德与法律的制高点，为社会大众赞扬不止。

“房缓同意”，两个小青年即便订婚，也不一定走到婚姻殿堂。

所以，我猜测，女方站上了道德与法律的制高点，不是因为她坚定的性依法，而是因为男方的“房缓同意”。

我们不妨设想，假如男方在5月1日爽快也答应了房本加上女方名字呢？他们之间的关系会闹得男方未进洞房先进牢房吗？

女方在强奸案发生之后，在席某某被强制拘留后，还在挽救婚姻，并承诺剩余的8.8万彩礼免了。这个努力没有成功，男方一纸诉状追索彩礼，于是，女方把10万元彩礼和戒指，退回到中介所，这两件事做得亮堂。

细细想来，两个青年人都是婚恋恶俗的受害者，一个身陷囹圄，毁了一生。一个身心伤痕累累，也得一生修复。我说的婚恋恶俗，是指女方索要高额彩礼和必须买房，不是专指这个案件中的女方。结个婚，整个家庭罄其所有，人人心里憋着一口气。

现在许多年轻男性不敢结婚，就是被这些条件给吓着了，这个社会顽疾，大有立即下猛药的必要。而法院在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的审理和判决中，显然忽略了法律所要承担的这个社会责任，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中国妇女报》连发3篇评论，呼吁保护妇女权益，作为广大妇女的娘家人，《中国妇女报》做得是对的。但是，女方索要高额彩礼等恶劣风俗，也应该呼吁制止。不然，婚前“谈价”一定会严重影响小夫妻及家族的感情，为社会高离婚率再贡献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