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特殊对待惯了的金融机构，真的理解“预期管理”吗？

本周四国务院以“加强预期管理，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为主题，进行第十三次专题学习，这是总理第一次专门关注预期管理。而在这次专题学习之前，国务院高层集体到全国各地调研，去了六省市，分别调研消费、国内外企业、外贸、国企改革和区域应急、防洪减灾、养老和民生保障等。

注意这次大调研和集体学习，是在特朗普发起关税战之后进行的，但外贸仅仅是其中之一，并非核心主题。而本月下旬将研究一季度经济情况，很多人非常期待届时推出增量刺激政策，尤其是金融市场机构们。

但对于增量刺激政策，国家仍然是一贯的表态，就是手里头有储备，也有很多工具，但要“择机”。

这看上去是在卖关子，而且自今年3月两会至今，从决策层到各相关部门都是这个态度，甚至这周连统计局也说“会根据外部形势的变化及时推出增量政策，丰富的政策工具箱是应对外部冲击和挑战的保障”，这就让金融市场机构等感到无法理解，觉得国家根本不懂什么叫“预期管理”，一直在画大饼。

且慢，有没有一种可能，同一个名词，金融机构和国家决策层的认识截然不同呢？

过去，在国内，金融行业一直属于高高在上的特殊行业，只有金融能够对几乎所有其他行业、所有工作进行批评和指导，这或许是因为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体系是从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建立，以美国作为模板，而现在的美国就是“金融至上”，于是潜移默化的就以为在中国，金融也应该凌驾于一切行业之上。

在10年前，金融也确实享受到了特殊待遇。最突出的表现有二：

一是提出增加金融行业增加值占比，促进金融行业发展。“十二五”期间提出5%的比重目标，然而很快就大幅突破，2015年底达到8.5%，后来甚至一度逼近9%，占比超越了“金融至上”的美国；

二是决策者特别注意倾听来自金融行业、机构、人士的声音。最突出的代表就是2016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对权威人士的采访，全文长达一万多字，非常坦诚的进行了沟通，在这次采访中也首次正式谈对“预期管理”的认识，提出“宏观调控本质是预期管理”“稳预期的关键是稳政策”“提高舆论引导的可信度”等。

而这位权威人士一般认为是当时分管金融的副总理，当时也确实非常重视与金融行业的沟通，陆家嘴论坛成为官方和金融机构保持密切沟通的桥梁之一。那段时期也是金融行业最红火的时候。

但问题是，金融行业本身不直接创造实体价值，而是通过资源的调控和分配间接促进价值创造。虽然中国金融行业增加值高跟银行业比重大有关，但8.5%甚至9%的增加值也确实太高了，挤占了其他行业的利润空间。这跟国家支持金融业发展的初衷严重不符，国家扶持金融业发展，是希望金融业服务全国，而不是只肥了金融自身。

也就是从那段时期开始，金融行业习惯了被单独、特殊对待，习惯了政府有什么决策要先征求金融行业的意见，金融行业对现状有什么意见，国家要耐心、主动倾听。大家不妨回忆下最近十来年，看看是否如此。

但很快，国家和金融机构的认知出现分歧，而且分期越来越大。

“预期管理”就是典型。

“预期管理”来自金融领域，大概在2001年前后，由经济学家迈克尔·伍德福德在前人基础上正式提出，认为在信息时代，由于信息更容易获得，因此微观主体对预期更加敏感，微观主体的主观感受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因此提出央行需要提高货币政策的可预见性，从而使得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对货币政策利率形成更一致的未来预期。

之后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政策承诺理论，认为政府需要确保政策承诺机制的可信，如此预期管理才能有效果。

在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学术界差得太远，对这些理论成果，主要是学习、吸收。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越来越重视预期管理，强化与金融市场机构的沟通，中国也开始重视。

正因为预期管理本就来自美国和金融领域，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中国搞预期管理，自然注重同金融行业的沟通。

但要注意，后来，中国与美国的发展模式就开始彻底分开，美国继续大搞金融至上，而中国回归制造业为本，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典型代表就是2015年提出的2025年中国制造目标等一系列规划，现在美国也开始反思，认为中国的模式才是对的，认为美国也应该回归制造业为本。

尤其2018年贸易战爆发后，中国决策层对预期、预期管理的认识有了根本变化：认为预期管理绝不仅限金融领域、货币政策，而是要更加宏观，涉及到方方面面。

比如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之后紧跟着“六稳”，也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时候“稳预期”已经单列了，不再跟金融捆绑。

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认为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经济学中最核心的就是需求和供给，而国家把预期与这两个最核心的放在同一层次，很显然，在中国，预期已经远远超越金融这个小池塘，成为国家全局要考虑的重点。

本周给国务院集体学习授课的就是社科院学部委员高培勇，他一直强调预期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现在不是简单的供需失衡问题，供需仅仅是病灶，而预期才是病根，认为国家要想解决内需不足等问题，不能仅瞄准病灶，更要想办法解决预期和信心的病根。高培勇过往的各种表态，也基本是着眼全局，并非站在金融领域谈预期。

2021年之后，中国的预期管理，与美国、金融机构通常理解的偏差越来越大，2023年预期管理就已经彻底超越了金融，只是金融机构习惯了美国的模式，还以为提到预期管理就是在说金融和资本市场，这误会就大了。

于是，2023年成了政府决策和金融市场机构之间摩擦特别激烈的一年，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不满情绪特别大。比如2023年7月决策层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当时金融机构就认为要大放水、大刺激了，觉得6月请来辜朝明发力起到了效果，然而事实上，国家说的“活跃资本市场”，跟金融机构想要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注意，小镇不做价值判断，不谈应该是什么，重点是说清楚政府到底在想什么，说清楚客观的事实，这是分析政策最重要的。

到了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就更不一样了，把原来“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传统表述，修改为“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替代了“稳物价”，但位置从最后跨越到“三稳”之首，“稳预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极其关键的关键词，代表了长期决策方向的调整。。

这时候，金融机构们就应该明白，金融、资本市场仅仅是稳预期的一个组成部分，直白的说只是重要的辅助部分。这在2023年10月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要求“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注意强调的不是金融的盈利性，也不是金融行业自身的壮大，而是“政治性、人民性”；还要求金融要服务全局，也就是“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

话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但几十年的思维惯性很难扭转，尤其是美国仍然继续推行金融至上，这种反差或者说不甘就越来越强烈了。

于是本周集体学习“预期管理”，金融机构、资本市场机构对增量刺激政策迟迟不来非常不满，认为明明说“预期管理”，但就是不提供真金白银的预期支持，非常失望。

本质就是决策层与金融机构对“预期管理”的理解差别太大。

比如在金融机构看来，2016年提到预期管理时，强调政策要稳定，将其理解为在去年924加强刺激之后，应该继续保持强刺激的方向。

但金融机构忽略了2016年的另一个关键点，那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导向越明确，落实越有力，市场预期就越好。反之，如果我们还走需求刺激的老路，市场就会担心迟疑、无所适从”，从2016年开始，从过去特别在意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转变为更重视根本的结构性改革，也就是面对短期波动，要更有战略定力。

同样的，2016年提到预期管理，强调的也不是仅倾听金融机构的声音，而是强调“说清政策目的和涵义，减少误读空间，及时纠偏，避免一惊一乍”，只不过当时跟金融机构的沟通非常密切，以至于让金融机构产生了误解。

回到现在，对于增量刺激政策，国家的政策一直非常稳定，对外表态也很统一，一直说的就是做好了政策储备、将择机推出，根本没有变过。恰恰是以金融机构等为代表的，总是“一惊一乍”，稍有风吹草动就想当然得认为要推出增量刺激政策了，而且自己想象一个规模，就是没有好好理解官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也正是因为金融机构们总是活在自己的想象世界，拒绝接受现实，这也导致决策层对金融的耐心不断消磨，以至于后来大幅减少跟金融机构的沟通，从过去倾听、安抚，转变为要求金融机构如何如何做，最突出的就是前面提到的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已经说的够直白了，结果还是没听懂，或者不愿意听懂。

如果金融机构为代表的群体，仍然活在过去、活在美国、活在想象中的世界，那就一定会对“预期管理”等等决策越来越失望。

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金融机构们有真本事，何必指望刺激政策呢？为什么不立足现有条件，去资本市场赚取利润、去国际资本市场闯荡、求收割美国的机构们呢？就如过去这几年机构们一直抱怨大环境不好，但是DeepSeek的母公司幻方量化，业绩就很好啊，人家怎么做到的？

如果说金融机构还需要指望政策倾斜来盈利，那金融机构自身的专业性如何体现？熊市里赚到钱，这才叫本事，否则掌握更多资源的专业机构跟散户区别何在？

至于增量刺激政策，确实储备了，而且工具箱储备充足。但还不是推出的时候，金融机构们过于在意特朗普、在意关税战，看到其他中小国家很紧张，就觉得天塌了，忽略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本质不同，于是质疑为什么如此紧迫了还不加大刺激，就不理解。

但站在更高的全局层面，站在中美长期战略竞争、持久战、消耗战的历史视野，现在的压力不算什么，增量刺激政策要留在真正关键的时刻，要顶住真正的冲击，这个冲击并非关税战。

国家理解的“预期管理”是全局、长远、战略性的，着眼几十年的未来，也就是中国“光明的未来”；绝非金融机构狭隘理解的政策刺激、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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