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法西斯主义的终极幻想：硅谷精英与人工智能主导下的共和国之路

技术法西斯主义

据此，两人试图描绘一个愿景，称之为“技术共和国”。但书中并未对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界定。可以肯定的是，“民主”“社会契约”等术语并不属于其核心语汇。他们的“爱国主义”源自另一种国家传统：战争。他们主张，科技企业应主动联手五角大楼，将人工智能武器化，以确保美国在“软件世纪”维持地缘政治主导地位，从而为企业重新赋予“意义”。换言之，做能让帕兰蒂尔受益的事。

在他们的视角中，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并非一场关于正义与和解的艰难探索，而是西方衰败的象征——一个被后殖民主义力量侵蚀、失去文化优越性与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的噩梦式未来。《技术共和国》正是这一论述的最新版本，其巧妙之处在于去除了对种族主义与不平等的公开承诺，却依旧试图将这一愿景兜售给轻信的精英阶层。

作者：大卫·奥斯汀·沃尔什

编辑：阿K

“西方正面临一个清算时刻。”

这是帕兰蒂尔科技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一家市值数十亿美元的软件巨头兼国防承包商——两位高管亚历山大·卡尔普和尼古拉斯·扎米斯卡在其新书《技术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未来》序言中的断言。但他们提出这一论断的理由，可能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并非特朗普的回归、威权主义的抬头，亦非自由国际秩序在阻止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中所暴露的无力（尽管帕兰蒂尔的技术服务正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

不，他们指出的问题核心在于：“硅谷迷失了方向。”但这并非出于人们熟知的原因——权力过度集中、隐私权遭侵、人工智能无节制发展、生态环境代价惨重——而是因为科技企业向消费资本主义妥协，背弃了冷战早期建立时所秉持的抱负与使命。

卡尔普和扎米斯卡主张，工程技术精英应承担“积极义务”，投身国家防务，参与“国家项目”的建构。

他们援引曼哈顿计划的历史遗产，呼吁硅谷摒弃消费主义，转向人工智能的军事化运用。

据此，两人试图描绘一个愿景，称之为“技术共和国”。但书中并未对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界定。可以肯定的是，“民主”“社会契约”等术语并不属于其核心语汇。他们的“爱国主义”源自另一种国家传统：战争。他们主张，科技企业应主动联手五角大楼，将人工智能武器化，以确保美国在“软件世纪”维持地缘政治主导地位，从而为企业重新赋予“意义”。换言之，做能让帕兰蒂尔受益的事。

或许有人会将此视作一场精心策划的市场营销。但事实是，这本书获得了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从《大西洋月刊》到《纽约客》，再到CNBC。更重要的是，它自诩为“政治论著”，我们有理由从中观察其如何为赤裸裸的美国霸权辩护。作者并不将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本身——例如劳工追求更高工资，企业追逐利润——而是将消费主义之责转嫁给学界中的修正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指控他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美国”或“西方”认同发起了系统性攻击，试图瓦解其意义。在相对主义的浪潮中，最优秀的创业者与工程师丧失了抵御全球市场诱惑所需的道德与政治指南针，进而被“一个其核心目标似乎只是维持自身生存与再生产的经理阶层”所取代。

这一说法令人联想到克里斯托弗·鲁福或DOGE组织等反“觉醒”派的论调。然而，卡尔普与帕兰蒂尔的联合创始人——同为斯坦福法学院校友、坚定的特朗普支持者彼得·蒂尔——在政治立场上有显著差异。卡尔普在2024年大选中支持卡玛拉·哈里斯，并于2020年向乔·拜登大额捐款。他曾师从政治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并在讨论“国家安全”时援引约翰·罗尔斯与约翰·杜威的思想。这种表述显示出一种“尊重政治”的姿态。

在某章中，卡尔普与扎米斯卡写道：“我们已经退缩……不再对美好生活做出道德判断。”他们批评美国知识阶层甚至回避提出“这个国家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为何奋斗？”等根本性问题。而本书的根本意图，则在于说服建制派：这些问题可以放心交由新军事-工业复合体中的“聪明先锋”处理。毋需焦虑：军工利益攫取者，亦可自诩为思想家。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专门用一章来指责历史学家放弃西方正典，并拒绝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理论。虽然亨廷顿的论点是“简化主义的”，卡普和扎米斯卡承认，但它仍然指出了文化在塑造社会中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们花了几页篇幅批评历史学家不再对文化做出规范性判断——具体来说，就是不愿意认真探讨某些文化是否真的比其他文化更优越。作者在表述这一观点时非常谨慎，使用了中立的语言。“指出作为经验事实，某些国家已主导全球事务，”他们写道，"并不等同于规范性主张认为这种结果是正当的。” 这确实没错，但这种说法在整本书中几乎每页都在不遗余力地捍卫美国霸权、指责他人回避规范性判断时，显得格外奇怪且模糊。

这种神秘化似乎正是他们的目的。毕竟，他们对消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明确捍卫，既不新鲜也不够尖锐。蒂尔则更是直言不讳，警告称“人道主义”价值观是“反基督者”推行极权主义世界政府的工具——这是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复宣扬的末日论调的变种，当时他与特朗普的新任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顾问大卫·萨克斯（又一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共同出版了《多元化神话》。卡普和扎米斯卡所做的，是将同一基本观点——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正在毁灭美国社会——以一种更具政治巧妙的包装形式呈现，用一种旨在吸引本阵营精英的语言，为西方优越论提供了一种掩饰性的辩护。简而言之，这正是潘卡吉·米什拉所说的“帝国的知识分子敲诈者”量身定制的产物。

对于一本声称探讨政府应加大对人工智能投资作为前瞻性工业政策必要性的书籍而言，它对人工智能本身着墨甚少。相反，作者们大部分篇幅用于罗列文化战争的怨恨清单，在各种怨恨之间跳跃，缺乏叙事连贯性。章节开头出现的轶事和数据往往被用来支持有偏见的论点，而这些论点几乎立即被自身矛盾所推翻。

在某一案例中，卡普和扎米斯卡引用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1976年为伊利诺伊州斯科基市美国纳粹党“雄心勃勃的领导人”（他们原话）弗兰克·科林辩护的案例，将其视为捍卫言论自由的典范。两页之后，他们又谴责“当代公众人物所面临的无休止审查”，称其阻碍了开放讨论与辩论。

审查难道不是言论吗？他们认为过度审查的典型案例是1952年总统竞选期间媒体对理查德·尼克松财务状况的报道。他们结论道："我们对潜在领导人施加的这种压制性披露与惩罚制度，几乎不留空间给那些主要动机并非自我宣传的、有能力和原创性的思想者。” 显然，我们应该相信“有抱负的领导者”的动机（更不用说他们的能力和原创性）。为了避免“整整一代高管和企业家”被“剥夺形成对世界真实看法”的机会，自由媒体最好让开。

认为民主自由“剥夺”聪明人应有的影响力，这种观点更属于论战而非学术论著。但至少它为卡普和扎米斯卡所说的“技术共和国”提供了某种实质内容。当然，他们的愿景中并不包含充满活力、守护公共利益并制衡权力的民主机构。给人印象的是，他们的理想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智慧哲学王，与平民的判断隔绝。 （有一章专门反驳“群体智慧”论，作者似乎认为这与民主作为政治概念是同一回事。）

但在实践中，富裕权贵阶层应免于监督的观念比柏拉图的设想显得更加龌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峰会，或是加利福尼亚州博希米亚树林的夏季营地闹剧，其根本前提都基于同一反民主愿景：精英阶层应与公众监督隔绝，更遑论问责。

在《华尔街日报》一篇缺乏洞见的书评中，历史学家约翰·贝将该书置于詹姆斯·伯纳姆《经理革命》（1941年）的传统中，后者批评经理人精英利用其社会、政治和文化权力阻碍人民的权利，或更常见地阻碍企业领导层。

事实上，《技术共和国》本可以被命名为《终结经理革命》。作者不断抱怨硅谷工程师和中层管理者权力过大，阻碍了大型科技公司与国家安全和监禁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但网络开发人员和项目经理真的曾成功对抗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企业力量吗？若真如此，几乎找不到任何实质证据。作者仅援引了少量轶事作为支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18年谷歌员工联合施压，要求公司终止与美国国防部“Maven项目”的续约。该项目旨在开发可用于定点清除的人工智能工具。然而，作者未提及的是，Maven项目最终不仅投入生产，还于2021年正式上线，至少有六家公司——从微软、IBM、帕兰蒂尔本身，到初创企业如Clarifai和CrowdAI——积极参与其中。如今再来看，“管理层对国防合同拥有近乎否决权”这一设想几乎显得可笑。仅在去年4月，谷歌便因员工抗议公司与以色列政府价值12亿美元的合同，解雇了其加州与纽约办公室约50名员工。

硅谷员工曾展现出的有限自主性，无疑是2010年代技术人才供不应求背景下的产物。程序员、开发者与工程师在缺乏工会等正式组织保障的情况下，仍因紧俏的劳动力市场而拥有一定议价能力。数年后，随着廉价风险投资的枯竭，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初级程序员需求的压缩，这种议价空间迅速萎缩。科技从业者不再享有高额薪资溢价，也逐渐丧失对企业决策的实际影响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科技工人想象中“自主性”的压制，以及可能发展成对高管权力制衡机制的打压，成为推动科技巨头政治右倾的重要动力之一。

尽管《技术共和国》显然是这一右转趋势的产物，其目标受众却并非那些已“特朗普化”的科技CEO——这一群体早已被蒂尔与埃隆·马斯克充斥阴谋论与白人至上主义暗示的话语所裹挟。相反，卡尔普与扎米斯卡更像是在向尚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科技界人士示好。他们提供了MAGA运动的核心内容——对资本权力的高度认同，以及对“觉醒主义”的系统性拒绝——但去除了其中大部分（尽管非全部）情绪化与极端化的表达。

直到《技术共和国》接近结尾，我才勉强看清卡尔普与扎米斯卡关于“美国”与“西方”的真正愿景。尽管他们批评知识分子回避“艰难的问题”，却始终未明确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书中大部分潜台词与传统保守主义如出一辙，甚至不时带有民族主义的隐含色彩。在某处，他们用数页篇幅为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关于德国大屠杀记忆的有争议言论进行辩护，其核心立场与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及其美国支持者埃隆·马斯克如出一辙：德国人不应为民族身份感到羞耻，而1945年后对德国民族认同的削弱乃是一场“错误”。

这正是潘卡吉·米什拉所说的“帝国的知识分子骗子”量身定制的论调。

直到书的最后几页，真正的模板才终于清晰可见：新加坡。卡普和扎米斯卡将李光耀——新加坡作为独立国家绝大多数时间的最高领导人——视为接近世界历史级别的天才，一位深谙在民族和语言多元社会中创造新民族身份必要性，且不惧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所需一致性的领导者。他们认为，新加坡不仅提供了一个如何建立和捍卫民族国家的模型。李光耀本人也证明了“伟人史观”的正确性，即“少数天才个体”能够塑造和决定社会命运。

当然，卡普和扎米斯卡忽略了支撑新加坡民族国家建构的“棍棒”——无论是比喻意义上的，还是字面意义上的，因为体罚在新加坡司法系统中臭名昭著。李光耀本人甚至被其支持者广泛描述为“仁慈的独裁者”；他禁止言论自由，明确将优生学作为国家政策的核心，并有意识地打造了一个融合中英文化规范的民族同质统治阶级。对美国而言，“技术共和国”就是新加坡的强化版——一个高度集权的威权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大量投资于技术压迫与暴力系统。

因此，本书主要的批判对象是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伊德。卡尔普与扎米斯卡认为，萨伊德1978年的经典著作《东方主义》动摇了我们对“西方文明作为一个单一且内部一致体”的认知。这种对萨伊德的敌意，实际上与帕兰蒂尔的商业模式密不可分。不同于许多依赖风险投资维持亏损扩张、以期建立服务垄断的硅谷初创公司，帕兰蒂尔的主要收入来源相对稳定：政府合同为其国防与情报软件提供了持续资助。（其初创资金部分来自彼得·蒂尔的风险投资公司和中央情报局的一笔种子投资。）

如今，帕兰蒂尔超过半数的销售额来自此类政府合同，不仅服务于美国与以色列，也包括英国、丹麦、挪威与乌克兰。直白地说，卡尔普坚持认为，那些构成21世纪美国繁荣基础的软件，其回报模式是建立在死亡之上的。

对蒂尔这类人而言，公开承认其“美好生活”观植根于赤裸裸的支配并无不妥，但对于本书作者而言——尤其是他们试图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阵营之外维持某种体面形象——这样的表述显然无法接受。因此，卡尔普与扎米斯卡愿意提出的对比仅止于新加坡。

然而，他们设想中的真正模型或许更加晦暗：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蒂尔与马斯克都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的南非，当时该国处于白人少数族群统治之下，其总理约翰·沃斯特曾表达过对纳粹的同情。在美国与欧洲一些保守主义者眼中，当年的南非被视为“西方文明”的前哨。而卡尔普与扎米斯卡（以及蒂尔、马斯克）今日对进步主义活动家的诸多指责，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由南非种族隔离体制的辩护者率先提出。

在他们的视角中，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并非一场关于正义与和解的艰难探索，而是西方衰败的象征——一个被后殖民主义力量侵蚀、失去文化优越性与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的噩梦式未来。《技术共和国》正是这一论述的最新版本，其巧妙之处在于去除了对种族主义与不平等的公开承诺，却依旧试图将这一愿景兜售给轻信的精英阶层。

作者

大卫·奥斯汀·沃尔什是一位历史学家，著有《夺回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与极右翼》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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