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杰｜中国世界史话语体系的创建及其反思

作者：于文杰（南大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1961年生，江苏滨海人。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所所长，《英国研究》执行主编，2009年被聘为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IHR）访问研究员；2012年当选为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2018年9月被评为南京大学赵世良讲座教授；2019年5月被聘为南京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首席专家；先后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巴黎大学、巴黎高师、悉尼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访问和讲学；先后在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著作20余种；在SCI期刊、《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等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研究方向：英国与英联邦国家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与国际问题研究、世界文化与艺术史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进入了中国话语季，也就是说，中国的世界史从学习、反思国外著述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框架，到开始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在创建属于中国人的世界史话语体系。

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世界史有许多问题要讨论：一是当代中国世界历史著述的主要类型；二是当代中国世界历史著述的基本条件；三是当代中国世界历史体系构建面临的挑战；四是生产方式是中国世界史体系构建的基本尺度。我们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世界史的教学、研究和建设事业才有希望？

一 、当代中国世界历史著述的主要类型

世界历史的著述有许多类型。

首先，纵向的世界历史及其断代问题的研究是世界历史著述的主要类型之一。

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编纂体系大致走过了如下的历史进程。一是东西方均对于总体的历史问题进行有关探讨与书写，比如：中国人书写《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西方人书写《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著作，尽管东西方都被人们认为是在文学语境中进行的历史学书写，但是东西方的历史学书写还是有差异的；即便都是希望历史书写有益于道德教化，西方人的历史书写喜欢哲学问题思考，中国人则习惯于道德案例研究，西方人较早地兴起公学，中国人长期地习惯于私塾。

相比之下，世界历史教材体系的建立西方要早一些，中国的世界历史编纂体系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比较有趣的是，西方早期世界历史著述西传和西方世界历史教材东传，显示出同样的形态与轨迹：外文传播、外文译著与本国文字书写，是西欧与中国世界历史著述的一般特点。

西方的著述起始于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00年，直到15～16世纪才传播到西欧，而且是以希腊语和拉丁文的方式。外国世界历史著述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大多发生在光绪年间，它们大多来自欧洲，也有一些来自美国甚至日本。有案可稽的是，中国世界历史教材体系的形成也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西方学者编撰的用于早期中国高校诸如北洋大学的全英文著作《英国史导读》；其次是中国学者翻译的诸如《西洋通史》之类的西人著述；最后是中国人编撰自己的世界史教材。

最早开始编撰自己的世界史教材的是民国元年傅运森先生编撰的《东西洋史讲义》，然后才有陈衡哲等人的相关著述。胡适先生和其他相关人对于陈衡哲女士所为的论述与评价是错误的。傅运森先生开创了中国人编撰“世界历史”的先河，然而此后中国人的世界历史体系至少受到两次来自国外的重大影响：第一次是受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的影响；第二次是受来自欧美的全球通史的影响。第一次被影响的是周一良先生、刘祚昌等先生早期主编的教材，这一类教材的基本特征是以英国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第二次被影响的代表性著作是吴于廑与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史》。与其他同时代相关著述相比较，以上两种“世界史”著述也是我国世界史领域教材研究与编撰体系最成功的著述之一。

其次，横向的世界历史及其区域与民族国家间关系研究也是重要路径。

横向的世界历史的编撰经历了由零散的、局部的区域史向近代世界的民族国家史到总体的世界历史的变迁，这是世界历史研究与书写的发展轨迹。我们知道，民族国家史与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区域史是介于两者之间或之前的特殊形态。也就是说，区域史可以是小于民族国家的地区史，比如英国的苏格兰历史问题研究、俄国的高加索历史问题研究，也可以是大于国家的跨地区的历史，比如说欧盟历史问题研究、东亚历史问题研究。近年来，学术界又广泛地为全球史等世界历史问题展开讨论。其核心问题，就是拿什么来构建我们的世界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界先后出现了许多世界历史体系创建问题的观点。比如说，以马克垚先生为代表的“文明史”的观点；以钱乘旦先生为代表的“现代化”的观点；以俞金尧先生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观点；以刘新成教授为代表的“全球史”的观点；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又出现了王立新先生介绍并研究的“跨国史”的观点。在诸多学者的争论中，我们坚持“生产方式”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我们多次讨论，然而新意又不断出现。

现在有的几种学说是很值得关注的：“文明史”的观点从根本上体现了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阐述的“生产”问题，资本、物质、精神，特别是文明的生产问题的理论；“现代化”观点认为，这一范畴应当成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李世安先生对于这一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基本看法是，现代化体现的是西方的学术观点与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始终处在发展过程之中，资本主义是世界近现代史主要的社会形态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全球史”的观点，难以摆脱以本特利、哈贝马斯与乌尔里希·贝克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学术话语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早在20世纪70年代，跨国史就与全球史在美国史学界产生影响。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入江昭先生主张以文化的方式来研究跨国史，跨国史研究在美国学术界蔚成风气。其实，跨国史确实是研究世界历史的很好的方法，因为全球史的方法是单一的、模式化的，而跨国史方法则是开放的、多样化的，它可以弥补和超越民族国家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欠缺，开辟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近些年来，王立新先生致力于跨国史问题研究，提出许多卓有成效的见解和看法，对于我国世界史话语体系的创建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

二 、当代中国世界历史著述的基本条件

与其他历史学人士相比，世界史工作者应该拥有全面深厚的知识积累，应该具备更高尚的国家情怀与道德人格，应该具备更高雅的人生境界与生活品质。这些素质是世界史工作者应当具有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可是，自“文革”以来，诸多人格与心智不全、知识严重残缺及爱国情愫荡然无存等现象掺入其中，使得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队伍的建设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世界历史建设其路漫漫。

世界史工作者应该积累丰富而深厚的知识，远离无知。世界史工作者应该首先成为一名学者，而且是一名精通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学者，而不至于等同于社会上闲散人等，甚至游离于中学历史知识之外，比如出现“常凯申”“昆仑”“鲁塞尔”一族，其水平应该在中学水平之下。一个罗素都不知道的人如何来治世界历史和英国历史呢？也就是说，世界史工作者应该知识深厚而且远离无知。

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与爱国情怀应该是世界历史工作者的基本条件。世界史工作者应该热爱祖国、报效祖国，而不是无耻卖国。但有的世界史工作者无视西藏是我国的一个省级自治区，居然将其和一些独立国家同日而语、混为一谈，更有剽窃抄袭者数以百计。“文革”与博士扩招给世界历史队伍建设带来严重缺憾，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队伍面临重建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世界史工作者应该是立德树人，而且远离无德。高尚的政治品质与道德情操，应该远离黄赌毒等低级趣味和下流生活方式，应该有过硬的政治品质、道德素质、学术人格和知识积累。只有这样，才能有资格成为世界史工作者，才有资格说话，才能作为中国学人走向国际世界历史研究的学术前沿。

三 、当代中国世界历史体系构建

面临的挑战

构建中国世界历史话语体系是我们世界历史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在具备政治品质、道德情怀与学术积累的情况下，史学观与方法论则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效用。

在当代中国现有的相关观点和方法中，面临严峻挑战的有以下两种。

一是现代化的观点。我曾经说过，现代化可以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的变迁，也可以是西方的意识形态的思想与理论。各国的历史事实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变迁当然没有问题；可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问题可就大了。雷迅马说得很清楚，现代化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他们除了用政治与学术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还用和平队等非政府组织来推行所谓和平理论。更重要的是，有的中青年学者还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的理论框架“换一个视角看历史”来诠释所谓现代化的世界历史。

二是全球史的方法。全球史是伴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史学观与方法论。由于这些历史现象与社会思潮主要来自西方，所以在历史变迁的同时必然地渗透进西方的意识形态。所谓民族国家的消亡，主要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让落后的民族国家消亡，所谓交往互动也很难看到落后的民族国家主动或者主导与西方强国之间的交往。尽管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中也有一些纯粹的历史学家，但是那些“民族国家消亡论”和“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的制造者们，显然是要让世界历史纳入他们强权主义的历史逻辑。

四、 “生产方式”是中国世界史体系

构建的基本尺度

在世界历史观点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来书写世界历史？我们应当如何来构建中国世界历史的话语体系？我们认为，应当以“生产关系”为尺度来书写和构建中国世界史话语体系。这样选择，有什么理由呢？

首先，以“生产方式”为尺度来书写与构建世界历史，是遵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方法论的选择。选择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的“生产方式”这一核心范畴，并共同提出了“用生产方式的视角来考察世界历史”的观点。这是因为，生产方式可以体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以及不同时代的特点和差异，可以作为世界历史横向联系与纵向发展的公共尺度，可以衡量整个人类文明演进的世界历史。

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是我们构建世界史体系的最好的理论基础：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和交通的极其便利，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可以说，是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创造了演进中的世界历史。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上，俞金尧先生曾经就世界史编纂体系问题做过这样的论述：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社会生活和一切现实历史的基础。人类历史首要的和基本的过程就是一个生产的过程。而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进行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在每个时代总会有比较稳定的生产方式，并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相应的上层建筑，它们共同构成代表某个时代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相对稳定，但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人类历史基本的运动过程也可以说是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整个社会形态的交替构成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的线索”。可见，生产方式是适用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民族的，是衡量人文明历史的公共尺度。

其次，以“生产方式”为尺度来书写与构建世界历史，可以避免地区国家与历史时代的局限。道理很简单，我们凭什么能拿“现代化”的观点来书写落后地区的历史，更没有办法用“全球史”的理论去研究古代社会与中世纪的历史。然而，无论是哪一个地域，无论是哪一个断代，都会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即适合于它那个时代和地区的生产方式，

最后，以“生产方式”为尺度来书写与构建中国的世界历史是我们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需要。“一带一路”研究与建设需要突破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国家与地区，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与习俗，因此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生产方式”为尺度，才能更有效地为“一带一路”建设在理论与方法上提供保障。

中国世界史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件十分艰辛的工程，它需要高尚的学术情怀，深厚的学术积累，并且在多元互融、文明互鉴的历史进程中科学地体现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建设进程中的主体意识，实现世界历史及其各民族与地区文明的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于文杰，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