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野生”电影《东四十条》专访：驴头对上马嘴，真的好好笑

一切的开端，都源于一只丢失的鸟。

在北京鼓楼的胡同深处，两位失意的年轻人，萌生了一个看似荒诞的念头——寻找一只悬赏十万元的走失赛鸽，由此开启了一段从春走到冬的城市漫游。

正在上映的电影《东四十条》便在这片充满生活气息的街巷中孕育而生。它以一种近乎“平静的疯感”，铺展开一幅浸润着绿色幽默的胡同画卷。

这部仅花了20万元的“纳米级”投资影片，在看似随意不羁的叙事和制作背后，却意外地触动了观众内心深处某些柔软的情绪。

两个角色，一个叫东四，一个叫十条，组成了老北京的经典地名。大量的日常对白，营造出“脱力系”电影的气质，杨凯航饰演的东四和钱赓饰演的十条，漫步在胡同里，说着无关紧要的闲话，做着莫名其妙的事情，甚至时常忘记他们最初的目标——那只价值不菲的鸽子。

电影拍摄的由头，就像影片本身一样无厘头。导演覃牧秋回忆起那个春天，他和编剧詹涵淇是住在鼓楼胡同的邻居，无意间看见了一只走失鹦鹉的悬赏告示。

“当时我就在想，这鸟又不是猫猫狗狗，要是在树上，怎么抓了送回去？” 太魔幻了，覃牧秋的脑洞瞬间大开，“这种找鸟的事情，就像我们无聊生活中的一个海市蜃楼，你知道它虚无缥缈，但又给你那么一点点希望，尽管最后往往是无疾而终。”

这个“找鸟”的念头，如同胡同里飘散的柳絮，看似轻盈，却在两位年轻人的心中扎下了根。他们决定，就拍一部关于在北京胡同里寻找鸟的电影，成就了如今电影另一个戏谑的名字——等待鸽多。

“我们当时就抱着‘花最少的钱，玩最久的游戏’的想法，”覃牧秋解释道，“拍一年四季的景色，让我们这一年都有个事情可以做。”

詹涵淇开始在朋友圈寻找志同道合的“受害者”。两位朋友——后来的《貘之梦》导演张帅和行为书法家钱赓被一句“拍个短片，先试拍一下”忽悠进了剧组。

“我们还算善良吧？至少没像吕克·贝松那样，在开拍前15分钟，用‘可以和阿兰·德龙搭戏’骗路人来演戏。”覃牧秋自嘲。

然而，第一次拍摄后，张帅因为面对镜头“过于认真”，被换成了踽踽乐队的贝斯手杨凯航。张帅很伤心。但杨凯航确实和钱赓碰撞出了驴头对上马嘴的感觉。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剧组的“寒酸”：摄影机是摄影师自带的，录音设备是录音师自带的，一个75块钱在二手平台淘来的“基本无法摇”的三脚架，一堆路边捡来的泡沫箱拆成的反光板。连体馒头道具是自己蒸的，鸟屎是自己调的，荷叶道具是插在洗衣机里保鲜的……

整个鼓楼胡同，成了他们的天然影棚。没有灯光，就用自然光。他们在熟悉的胡同里挖掘有趣的角落：斑驳的木门、有景观位的公厕，甚至邻居挂在门头晒太阳的鸟，都成了电影里充满生活气息的背景。

而剧组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住在附近的邻居。大家义务帮忙，没有报酬。最大的开销，大概是冬天拍摄结束后，为了犒劳冻坏了的主创们，请大家搓了顿澡。

虽然电影表面上看起来“没头没脑”，充满了冷笑话和问号，但它也带着一丝忧伤，让观众感受到，鼓楼人的青春，是不是也像这鸽子一样，飞走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在鼓楼住了七年的十条，面对工作搭档的离开，也得思考：“如果开春还没找到鸽子，我约莫着得找个工作了。”

对于覃牧秋和詹涵淇来说，鼓楼不仅仅是他们拍摄电影的场地，更是他们生活和记忆的一部分。覃牧秋已经搬走了，而詹涵淇在鼓楼住了十年，也在考虑搬到郊区。

“我们也不是因为要住平房才住在鼓楼的，只是因为住在那里的人好玩。”詹涵淇坦言，“在鼓楼，跟人说我们要拍电影，大家会很自然地说‘好啊，缺什么人？我过来帮点什么忙？’”这种支持在其他地方很难遇到。

有趣的人们在鼓楼相遇，就像游戏里的角色在完成各自的支线任务时，不经意间在鼓楼这个地点交叉了。

钱赓和电影里一样，是个书法艺术家，也是朋友圈诗人。鼓楼这地方很神，他在这里遇到过一个欣赏他书法的音乐人，认识没几天就一起合作了一场演出，“我们在鼓楼即兴地创作，即兴地相遇，即兴地生活。”然后，一些人又会背上行囊去下一个地方，如同迁徙的候鸟。

詹涵淇认为，或许是因为鼓楼位于北京市中心，这里的人们不会空谈理想，而是更倾向于与社会建立真实的联系，最终将想法付诸实践。拍摄这部电影就是如此，大家就像小时候打电话约小伙伴出来玩，可能也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但就是先出了门。

这与其他市中心区域的人们有所不同。“我如果在国贸跟人说我要拍电影，对方一定会觉得我疯了，然后开始给我制定计划表、计算成本……”詹涵淇觉得，鼓楼就像是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一道缝隙，这正是它极具魅力的地方。

随着离开鼓楼的人越来越多，鼓楼似乎在衰退，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鼓楼的精神又在扩散。詹涵淇说：“我们现在需要探讨的命题是，当我们已经足够‘鼓楼’之后，离开鼓楼之后，是否还能继续保持那种‘鼓楼’的状态。”

钱赓显然更乐观，每个房子都是一个容器，居住的人是建筑物的潜意识。当人们撤出的时候，它会加载新的记忆。

许多观众在看完《东四十条》后，都会较真这部电影究竟想要表达什么。覃牧秋的回答是，没想表达什么。观众不信。

“我们就是因为想表达的东西足够复杂，才去拍一个电影，否则发条微博就完事了，”詹涵淇补充道，“但如果我直接告诉观众我们想表达什么，那么其他观众的观感就被破坏了。”

这种“不表达”的姿态，反而赋予了《东四十条》更广阔的解读空间。一位在路演中站起来的科学家观众说，这部电影让他想起实验室的粒子，“无序才是宇宙的真理”。

就像谁也没想到，这部“草台班子”拍出来的“野生”电影，获得了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青年评审荣誉特别表扬奖、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节费穆荣誉评审荣誉，曾于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镜界”单元展映，现在还上院线了。但主创们的心态依然很“佛系”，没想过逐梦演艺圈。“逐梦舒适圈倒是可以。”钱赓插话。

“我们的片子好像进展得很顺利，其实是它生长出了自己的命运，而我们也借助拍片子的过程，开始相信自己其实可以更勇敢一点。”詹涵淇说。

在外跑电影宣传的时候，大家遇到过一个出租车司机。司机一眼看出他们是搞艺术的，他很羡慕这群年轻人的状态，因为他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不用担心钱不钱的，很是感慨：“你们是站在山上的人，是仙人，我是山谷里的人，是俗人。”

仙人也好，俗人也罢，詹涵淇觉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山上待久了就想下山走走，一直待在山谷里也渴望向上看看，都经历过了，路上的风景也就都尽收眼底了。

原标题：《胡同“野生”电影《东四十条》专访：驴头对上马嘴，真的好好笑》

栏目编辑：李纬

来源：作者：新民晚报 赵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