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一女八路签订送子契约，解放后却反悔，将儿子养母一起接回

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在那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时期，也有无数英勇的女战士挺身而出，以舍小家为大家的豪情壮志，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壮丽篇章。

邓戈明的事迹，便是这些光辉篇章中的一抹缩影，她自幼便深受家庭熏陶，心怀强烈的爱国情怀。

在学校时，她便早早地放下手中的课本，积极参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毕业后，她更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与男同胞们并肩作战，共同抵御外敌的侵略。

在一次紧急撤离的作战中，为了完成上级的指令，她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忍痛将自己刚出生43天的儿子签字画押送给他人抚养。

作为一名抗日战士，邓戈明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冷静地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作为一名母亲，她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无尽的思念与愧疚。

因此，在解放之后，邓戈明反悔了，决心找回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

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她背弃契约，也要找回儿子？她最终又是否能够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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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事业的序幕

邓戈明原名邓贞子，1914年在广州一户充满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家庭中呱呱坠地。

或许是由于她的父亲曾留学日本，深受异国文化的熏陶的缘故，因此为她取名邓贞子，寓意着她将拥有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德。

正是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为邓戈明日后成为一名英勇无畏的女战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她的童年便沐浴在爱国主义的熏陶之中，使她早早地明白了为国家、为民族而战的重大意义，这份深厚的家国情怀，如同种子一般，深深扎根于她的心中，日后催生出她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并发动了一场惨无人道的侵华战争，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序幕拉开。

连续几年在日军炮火的肆虐下，无数有志青年纷纷放下手中的课本，毅然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就读于中山大学地理系的邓戈明，便是这群英勇青年中的一员，也是中山大学“ 抗先” 的发起人之一。

为了更好开展抗日运动，她将伴随了自己十几年的名字邓贞子改为了邓戈明，并于1937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肩负起更重的使命和责任。

1938年10月，刚刚从中山大学毕业的邓戈明便接到了上级下达的指令，让她伪装身份，深入珠三角地带，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游击战争做好充分准备。

此刻，日军已肆虐广州城区，敌后宣传工作犹如在刀尖上跳舞，每一步都充满未知与危险，生命随时可能消逝在敌人的炮火之下。

然而，对于邓戈明而言，尽管她入党尚不足一年，但上级却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付于她，这不仅是对她能力的认可，更是对她坚定信念与无畏精神的信任。

面对这项可能危及生命的任务，她并未退缩，而是毅然决然地接下了重担，踏上了前往珠三角的征程，她于11月抵达恩平县，肩负起恩平县委妇女部长的重任。

在此期间，她凭借出色的组织和领导才能，成功发展了两名年轻姑娘加入共产党，并建立了中共恩平县首个妇女党支部。

这一成就不仅彰显了邓戈明在妇女工作方面的卓越能力，也为后续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村妇女参加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眼见邓戈明在恩平县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上级对她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决定将更为重要的任务委派给她。

从“假夫妻”到真爱情

1940年粤南省委成立，邓戈明从中共赣南特委妇委书记的岗位上被调往粤南，担任省委组织部干事，并继续肩负起妇女工作的重任。

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上级特意安排了石辟澜与她假扮成夫妻共同居住，以便两人能够默契配合，顺利开展工作。

对于石辟澜，邓戈明并不陌生，两人的初次相逢，还要追溯到1938年。

当时，广东省委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邓戈明作为学员，怀着满腔热血和求知的欲望，踏入了这片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圣地。

而石辟澜则是那期训练班的讲师，他以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思想，为学员们指点迷津，引领他们走向革命的康庄大道。

未曾料到，原先还是师生的两人，如今会因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走到一起，成为一对假夫妻。

对于邓戈明来说，石辟澜虽然只比自己大四岁，但他在她心中，既是导师又是朋友，多数时候都在引领着她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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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石辟澜主要负责宣传部的工作，而邓戈明则致力于做好妇女的思想工作，然而，命运似乎对他们并不宽容。

此时的石辟澜已经患有肺结核病，工作时会经常咳血，这令邓戈明深感心疼，作为地下党，他们的经费本就捉襟见肘，生活极为清贫，更别提有余钱购买昂贵的药物。

面对邓戈明的关心和担忧，石辟澜总是以乐观的心态开导她，讲述他们完成任务的必要性以及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

每每说到这个的时候，石辟澜的眼里都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便是凭借着这一信念，以顽强的毅力带病坚持工作，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

或许真的有所谓的日久生情，在长期相处中，邓戈明逐渐被石辟澜身上这份坚定的信念所吸引，这也让他们的感情逐渐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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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的互相尊重与欣赏，到后来的深深依赖与信任，最终演变成了真挚而深沉的爱情，并在组织的批准下正式结为夫妻。

舍小家为大家，忍痛将孩子送人

1941年12月，日军在占领深圳没多久，便将炮火无情地指向了九龙，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连响起，九龙瞬间被火海吞噬，在九龙城区一栋五层楼的房屋内，邓戈明和石辟澜被突如其来的爆炸声猛然惊醒。

然而，他们并未惊慌失措地寻找避难所，而是毫不犹豫地奔向书桌旁，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保护那些珍贵的地下党资料。

他们迅速翻找出所有涉及地下党信息的往来信件和资料，并找来一个脸盆，毅然将其投入脸盆中点燃。

处理好这些文件后，邓戈明和石辟澜才与省委书记梁广等人会合，随后，在组织的周密安排下，他们一同逃往香港。

然而，危楼之下岂有安卵，日军攻占九龙后，炮火很快便延伸到了香港，驻守的英军不堪一击，迅速溃败，仅仅在12月26日，香港便沦陷于敌手。

眼看香港已经不再安全，原本准备再次转移的邓戈明等人，突然接到了中央下达的重要指示。

他们被赋予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协助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紧急救助那些被困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

在这个危难关头，邓戈明和石辟澜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这场救援行动中，凭借他们过人的勇敢与智慧，成功解救了一批又一批相关人员。

为确保这些被救人员的生命安全，邓戈明等人经过精心策划，将获救人员分批从香港秘密偷渡过海，安全送达位于九龙的抗日游击队交通站。

随后在东江纵队的严密护送下，他们巧妙地穿越日军封锁线，最终抵达白石龙抗日根据地，这场惊心动魄的营救行动中，茅盾、邹韬奋、戈宝权等众多知名人士及其家属得以成功脱险。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共有800余名爱国民主人士和著名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得以获救，为中国的抗日事业保留了宝贵的力量。

随着被救人员全部安全转移后，邓戈明与丈夫石辟澜也按照上级指令，偷渡转移到梅县。

原本以为可以好好休养一段时间，没想到南方工委组织部长却在这个时候叛变，导致张文彬等领导同志先后被捕，许多在粤南执行任务的地下党员信息也被泄露。

党中央为了保护剩余地下党员的生命安全，下令停止了一切活动，并要求邓戈明，石辟澜等人一同撤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为了确保身份不曝光，石辟澜化名为余青，由于肺结核病情恶化，需要先行前往医治，然而此时的邓戈明已怀有身孕，再过不久就要临盆，已经无法再继续长途跋涉。

况且前途未卜，去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路上依旧凶险重重，即使孩子诞生，也无法确保他的安全，经过深思熟虑，邓戈明和丈夫石辟澜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将孩子生下来送给他人抚养。

1943年，邓戈明生下了一个儿子，望着襁褓中的孩子，眼里满是疼爱与不舍。

不过为了孩子的安全着想，邓戈明还是强忍着不舍，将刚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送给了当地一户姓张的农户。

张姓农户夫妇俩看到孩子之后甚是喜欢，为了防止邓戈明反悔，要求她签下了送子契约书，从此以后孩子就姓张了。

含泪将孩子送走后，邓戈明便启程前往重庆与丈夫石辟澜会合，到达重庆后得知丈夫已跟随组织前往延安，便也马不停蹄地赶往。

漫漫寻子路

1944年，在历经漫长的分别与期盼后，邓戈明终于在延安重逢了阔别已久的丈夫石辟澜，两人相见，眼中都闪烁着激动与喜悦的泪光，仿佛要将这些年来的思念与牵挂都倾诉出来。

为了减少对儿子的思念，也为了继续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邓戈明决定留在延安继续深造学习。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欢腾，邓戈明和石辟澜也沉浸在这喜悦的氛围中，为国家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

来年春天，邓戈明与石辟澜又迎来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他们的女儿余小清，似乎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事与愿违，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打破了这份宁静与美好。

邓戈明和石辟澜不得不带着才4个月大的女儿离开延安，辗转半年，一家人终于到达了冀鲁豫解放区，暂时安顿了下来。

1947年，为了开辟新的解放区，石辟澜主动请缨，参加刘邓大军南下干部大队，临行之际，他亲了亲女儿的小脸蛋，便转身挥手告别。

然而这一别却成了永别，四五个月后，石辟澜就牺牲在了大别山，邓戈明还是在石辟澜离开一年后才知道这一消息。

丈夫的离去让她不得不独自一人抚养起女儿，没过多久，便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邓戈明也被调往广西担任妇联主任。

然而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邓戈明身边基本上都是女同志，这使得女儿余小清小时候并不清楚“爸爸”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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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身边的玩伴也多了起来，经常能从其他小朋友口中听到“我爸爸，我爸爸”的称呼。

这让余小清很是奇怪，她不清楚“爸爸”是什么，为了搞清楚，余小清特地跑回家问邓戈明：“妈妈，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爸爸？”

邓戈明回答道：“是的。”

“那我的爸爸去哪里了？”

女儿的提问让邓戈明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回答，她不想让女儿知道自己的爸爸已经被敌人杀死这一残酷的事实。

看到邓戈明沉默，余小清以为自己惹祸了，便开始哭泣起来，哭着说道：“妈妈对不起，我不该惹你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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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女儿的眼泪，邓戈明更加揪心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让她想起了被她自己送人的儿子。

在平复了心情之后，邓戈明决心找回自己的儿子，然而茫茫人海，要想找回儿子谈何容易。

1955年，邓戈明因为就读地理专业的缘故，被调往地质部工作，历任地质部地质资料局副局长，找儿子的事情也在这一年有了转机。

原本邓戈明是将儿子送给梅县当地一户张姓人家，取名张鸿兴，然而受战火的侵袭，姓张的农户便抛下妻儿，前往海外谋生，自此杳无音讯。

可怜自己的儿子既没见过亲生父亲，也没见过养父，从小就跟随着廖姓养母相依为命。

在得知儿子的情况后，邓戈明并没有立马就将他接回到身边，而是时不时救济他们娘俩，等到自己在北京安顿好后，便将儿子以及那位廖姓养母一起接到北京来共同生活。

由于之前答应过农户，邓戈明并没有要求儿子改姓，自此之后，这个家里就变成了异姓四口之家，两位母亲分别姓邓和廖，儿子女儿分别姓张和余。

由于地下党员工作的特殊性，石辟澜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这也成为了未曾见过自己父亲的张鸿兴与余小清兄妹两心中最大的遗憾。

1987年8月13日，邓戈明因病去世，她的离去让这个家更加显得不完整。

然而，正是像邓戈明和石辟澜这样的无数革命先烈，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数以万计家庭的完整与安宁。

他们的故事，如同璀璨的星辰，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

这些英勇无畏的先烈们，他们的精神将永远传承下去，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让我们铭记他们的名字，传承他们的精神。

参考文献：

1. 大山深处一丰碑——我所知道的余清烈士及其一家 《广东党史》
2. 女人的名字不是弱者——记革命烈士石辟澜的妻子、女革命者邓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