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了一辈子放射线，还能活到100岁，肯定可以供医学研究

1951年的马赛港，一艘开往东方的客轮即将启航。甲板上，39岁的杨承宗紧握着一只铅制容器——里面装着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这是导师伊莲娜·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儿）赠予新中国的“科学火种”。海风掀起他深灰色大衣的衣角时，这位刚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放射化学家不会想到，手中这份放射性材料将点燃中国核工业的星火，可是他本人却要在历史长河中隐身三十余年。

约里奥居里夫人对杨承宗获得博士学位表示祝贺

那时的中国，来着核威胁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第七舰队横亘台湾海峡，朝鲜战场上的“核讹诈”让中南海的灯光彻夜长明。钱三强在给杨承宗的密信中写道：“祖国需要能解开铀矿石秘密的人。”没有防护服，没有精密仪器，甚至连一间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杨承宗带着三大箱放射性试剂和十数箱书籍踏上了回家的归途。当海关官员检查行李时，盖革计数器的警报声疯狂作响，还好有小居里夫妇的帮助他才得以踏上归路。

杨承宗女儿为其保存下来的箱子

在清华园西南角的废旧仓库里，杨承宗用木板隔出中国第一个放射化学操作间。墙面刷着厚厚的硫酸钡涂料，通风橱是自己设计的土法装置，唯一能监测辐射的仪器，仅是他从法国带回来的盖革计数器。每天工作结束，他和助手们要靠喝牛奶缓解口腔灼痛——这是他们对抗放射性伤害的“土方”。当同事劝他注意防护时，他总是摆摆手：“搞放射化学的，哪能怕射线？”

杨承宗

二

暗夜追光者

1953年春，湖南郴州711铀矿送来第一批矿石样本。杨承宗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72小时，用自制的分级沉淀装置从矿石中提取出了暗黄色的铀氧化物。在显微镜下，那些闪烁的晶体让在场的技术员热泪盈眶——中国终于掌握了铀浓缩的技术。苏联专家撤走时轻蔑的断言“你们只能种土豆”犹如在耳边，而杨承宗带领团队建成的铀纯化生产线，纯度达到了99.9%，比苏联提供的技术标准还能高出0.2%。

在西北荒漠的404厂，杨承宗发明了“杯芳烃萃取法”。这套用搪瓷缸、玻璃棒组装的反应装置，成功从铀矿中分离出武器级核燃料。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的蘑菇云升起时，他正在北京郊区调试核电站原料制备设备。庆功宴上缺席的名字、机密档案里被隐去的成就，都没能让这位科学家动摇。他常对弟子说：“造原子弹不是为了听响，是要让中国人能直起腰说话。”

但杨承宗之后的人生也付出沉重代价。不久，他过于接近强放射源的右眼出现荧光，视力逐渐恶化。

最危险的时刻发生在1969年。某次铀溶液意外泄漏，58岁的杨承宗推开年轻研究员，徒手堵住了裂开的管道。事后体检显示，他双手接受的辐射剂量超过安全标准170倍。组织上安排疗养时，他却躲在实验室继续攻关：“我这把老骨头经得住，倒是那些数据等不起。”正是这次事故催生的防护技术改良，让中国核工业事故率在1970年代下降了83%。

但是随着而来的是他的右眼眼疾再次恶化，并因随之而来的革命动荡再也没能治愈。糟糕的是，左眼也并发白内障。国家使命要紧，他不得不推迟手术。虽然后来连做两次手术勉强弥补，但手术并发症使得右眼渐渐变得仅存光感。

直到1980年他担任合肥联合大学校长，当时他的右眼已看不见，左眼白内障逐年严重，医生要求他耐心等待白内障成熟方可手术，他年年满怀希望的来京问诊，又失望而归，看材料时眼睛几乎贴到放大镜上。

杨承宗眼前的世界，慢慢灰暗下来。

杨承宗用仅剩的左眼视力看文献

三

隐形的丰碑

1988年秋，77岁的杨承宗在合肥科学岛收到一份特殊通知——国家科委要为他申报“两弹一星”元勋称号。老人却把申报表锁进抽屉：“那些年在404厂啃窝头的同志，哪个不比我辛苦？”

直到1999年，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一文中首次公开提及“法杨”的贡献，这位在机密档案中被称为“杨先生”的科学家才走入公众视野。鲜为人知的是，因人事关系归属问题，他成为五所唯一未获嘉奖的研究员；当同事们陆续当选院士时，他仍在合肥的实验室里调试示踪原子装置。有记者问及此事，九旬老人抚着斑白的鬓角笑道：“事情做出来就好了，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

这种纯粹源自少年时的烙印——1911年生于江苏吴江的杨承宗，曾在逃难途中目睹整节车厢的同胞尸体。晚年在病床上回忆往事时，他对学生说：“我这‘不大的本领’和‘全部的精力’，总算让那样的惨剧不会再重演。”

最令人震撼的奉献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2002年，91岁的杨承宗签署遗体捐献协议，自愿成为辐射人体研究的“活标本”。每月15号，他准时出现在中科院辐射医学研究所，躺在检测台上任由仪器扫描全身。当年轻医生犹豫着要减少检查频率时，他拍着胸脯说：“别看我这样，我这把骨头硬朗着呢！你们多测几次，将来工人弟兄就能少受点罪。”

即便年近期颐，这位老人依然保持着科学家的本能反应。2003年SARS爆发，92岁的他连夜翻出放射性灭菌论文，在稿纸上画出伽马射线灭活病毒装置草图，只为能够为病痛的治愈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010年，99岁的杨承宗在病房里完成了最后一次血样采集。护士记录到他体内的钚-239含量超标400倍，但老人依然精神矍铄。面对闻讯而来的记者，他笑着摘下老花镜：“你们看，我吃了一辈子放射线，还能活到100岁，肯定可以供医学研究。”

这句话后来被刻在合肥现代科技馆的纪念墙上，参观者常驻足叹息——墙上的照片里，那个老者始终面怀微笑。

杨承宗（左三）

四

永不衰变的信念

2011年5月27日，100岁的杨承宗在北京医院离世。

杨承宗的儿女们刚刚送别父亲，还未从悲痛中走出去，就有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敲门进来。得知来人是接受遗体捐赠的，眼角的眼泪还未干的他们愣住了。

“杨先生希望遗体可供医学和放射化学研究。他说：‘我吃了一辈子放射线，却还能健康活到100岁，肯定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他们一对望，这话应该是自家老爷子说的没错了。

解剖报告显示，他的骨骼中沉积着超过安全值370倍的放射性物质，但脏器却保持着70岁老人的健康状态。这组矛盾的数据，如今被录入全球辐射医学数据库，成为人类研究低剂量辐射效应的珍贵样本 。

在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新一代科学家正用杨承宗留下的实验笔记改进防护技术。研究员叶国安指着一排泛黄的记录本感慨：“杨老当年手写的辐射衰减公式，和我们用超级计算机模拟的结果误差不超过0.3%。”而在甘肃404厂旧址，他设计的铀萃取装置作为“镇馆之宝”，仍在向参观者诉说着“土法上马”的智慧 。

当日本福岛核泄漏引发全球恐慌时，中国核工业集团首次公开了杨承宗团队制定的《核事故应急手册》。泛黄的纸页上，钢笔绘制的疏散路线图依然清晰，页脚一行小字写着：“保护人民，永远比保护设备重要。”

或许这正是历史给予这位无名科学家的最终认证——他用一生证明，有些信念如同铀-235，即便深埋地底，也能在时光中持续释放能量。正如他晚年常说的：“不可负平生所学，永远想国家之所想。”这份停不下来的执着，如同他体内衰变的放射性元素，在百年岁月中始终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