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藏着中国最早的“全球化”密码？

百越之疆

闽在海中

▲福州连江县海上渔村奇达村 图源：视觉中国

闽在海中！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山海经》成书时，中原人对福建的地理想象。那么，古人究竟为何说“闽在海中”？原因有二，首先是《山海经》撰写时，撰者尚缺乏浙江与福建交界区清晰地理知识，误以为闽在海中。其次，“海者天际也”，“闽在海中”意在强调“闽海天末”，于古为“五服”中最边缘的荒服，因此《禹贡》《职方》等地理要籍未有载记。不过，历史上福建海滨民众，以海为田，耕海耘波，贩卖东西洋，则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闽的确在海中。

冷藏设备诞生前的海洋贸易，主要是指各地互通有无的“方物”贸易。正如清代福建提督周学健总结历史上福建对外贸易时说：“若贡道之通于闽者，若琉球，若日本，若苏禄、吕宋诸国，莫不向风慕义，怀我好音，袭冠带，献方物，上下不绝。”周学健所说的是官方朝贡贸易。事实上，福建民间海洋贸易无论是从空间范围、商品种类，还是贸易规模来看，都远比朝贡贸易发达。

不过，在“以农为本”的传统中国，民间海洋贸易被视为“舍本逐末”行为，是官方重点抑制的行业。那么，福建民间的海洋贸易，为什么始终能得以延续，并且还很发达呢？

福州，汉唐政治与经济中心

唐代以前，中原王朝对福建政治上形同虚设的“遥控”方式，使得以福州港和甘棠港为中心的福建民间海洋贸易圈得以形成。

闽，百越之疆也。秦时福建为闽中郡，西汉时为闽越国。《汉书》将闽越与“西南夷”“朝鲜”共列一卷，可见福建只是汉王朝的“方外之地”。汉朝统治者需要的是该地对中原王朝稳定的藩属关系。建元六年（前135）闽越国攻击南越国，汉武帝欲出兵讨伐闽越，淮南王刘安就此事上奏劝阻，理由是西汉士卒并不熟悉闽越复杂的地理环境，冒然发动战争，即使人多也不占优势，更没法速战速决。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费尽周章，占领其地，也无法有效治理，建郡立县，教而化之。

在控制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汉朝统治者常采用消极手段统治该区域。如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即以“闽粤悍，数反覆”之由将其民徙于江淮，“东粤地遂虚”。孙吴割据江东后，渐次开发福建。西晋太康三年（282），始析建安郡立晋安郡（治所侯官县），反映了福建沿海平原与西部山地之间交通的发展，以及福建整体开发程度加深。隋朝以前，福建统县政区总数基本在1~3个之间浮动，县级政区最多不超过15个，唐则有5州24县，有了显著的变化。

可见，唐代以前，福建始终是中原政权的“化外之区”，中原王朝对福建这一“东南僻壤”政治上形同虚设的“遥控”方式，为以福州港和甘棠港为中心的福建民间海洋贸易圈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闽江入海处的五虎礁 图源：视觉中国

福州所在的闽东，是福建沿海由北向南开发的先导区域。秦统一六国后在福建设置的第一个政区闽中郡，其治所冶县便设在河海之交的福州。《闽都记》称福州“襟江带湖，东南并海，二潮吞吐，百河灌溢，山川灵秀，所都逢兵不乱，逢饥不荒”，道出了福州海陆位置与资源禀赋。梁克家《三山志》言及福州水路时云：“循州境东出，涨海万里，潮随月长，昼夜至如符契。道闽安而上，江面澄阔……轻舟朝发，乃一夕可至。南望交广，北睨淮浙，渺渺之尘，乘风转柁，顾不过三数日。”在陆路交通并不发达的南宋，车马从福州启程，到达岭南、两浙及淮南等地，尚需月余，而从海路出发，则不过三数日，其水路交通之便利可想而知。

汉唐时期，福州从一个海洋贸易港口，即区域经济中心，逐渐发展为福建的政治经济中心。

便捷的水路交通，使福州率先成为福建海上贸易圈的中心。汉代时，从东冶（今福州）出发的船舶，向北可到长江、淮河入海口，向南可至北部湾沿岸地区，如东汉建初八年（83），“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向东北可达日本，向东可达台湾，向东南可达菲律宾。往来贸易的货物，主要是珠玑、犀角、翠羽等奢侈消费品。孙吴疆域极盛时，国境内钱塘江以北海岸，属于淤泥质海岸，受长江、淮河泥沙影响，海水较浅，海船难以航行，因此，孙吴在福州设“典船都尉”，督造海船。孙吴恐怕以为只有福建人熟悉远洋水性，会驾驶海船，故船舶“槁工楫师，选自闽禺”。

永嘉丧乱后，福建亦接受了不少中原士族，《太平寰宇记》载：“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福州因此获得人口和文化红利。中唐安史之乱后，亦有不少中原移民到达福建，但福建善于经商的习俗，并没有大的改变，福建经济得以进一步提升。至五代时，福建商业气息依旧浓厚，闽国境内“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讥廓市，匪绝往来，衡麓舟鲛，皆除守御，故得填郊溢郭，击毂摩肩”。

南朝陈天嘉三年（562）九月，天竺僧人拘那罗陀，“发自梁安，泛舶西引”。可见那时梁安郡（即今福州）已是印度洋、太平洋近岸航线上人所悉知的贸易港，否则一个印度僧人绝不可能选择福州作为出发港，坐船回家。

▲福州八一七路，越过五虎山，直通远方太平洋。

图源：视觉中国

唐代，福州已出现了专业的海商——泉郎。唐武德六年（623），析建州闽县等地设泉州（当时称福州为泉州）。所谓“泉郎，即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贞观十年始输半课，其居止常在船上，结兼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这些游走在福州和异域的泉郎，主要从事的还是玳瑁、珠玑、香料等奢侈物贸易。因善于远洋航行，泉郎不仅跟印度，还与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入贡还珠频”。可谓“万国梯航”，因此，福州被称为“闽越都会，东南重镇”。当然，参与对外贸易的口岸，除了闽江口，大港还有位于三都澳内交溪入海口的甘棠港，以及周边的诸多小港，由北向南，形成一个以内河、海洋为连通器的港口群。

要言之，东晋之前，福州只是短暂地作为统县政区治所，其余大部分时间，是河海之交的一个县级治所，使福州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发展民间海洋贸易，成为福建的经济中心。东晋在福州设立晋安郡后，福州才真正成为区域政治中心。隋唐五代建安郡、泉州、福州、长乐府等统县政区相继设立，进一步巩固了其政治中心的地位。可见，汉唐时期，福州从一个海洋贸易港口，即区域经济中心，逐渐发展为福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泉州，宋元经济中心

凭借技术先进的福船，宋元时期的泉州海商遍及印度洋-太平洋航线，与阿拉伯商人颉之颃之。

随着福州政治上发展为闽越都会、东南重镇，再任由外商在此自由出入，并不是中原王朝所乐见的。毕竟“机巧剽轻，资货产利”的商业活动，非立国之本，也有碍教化。其次，大量的外商涌入，也会危及区域政治中心的稳定。因此，远离政治中心的泉州，便承接了福州的经济功能。唐景云二年（711），改旧泉州（治闽县）为闽州，而以闽县以南四百余里的武荣州（治南安）为新泉州。新泉州的设立，标志着泉州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已达到立州的标准。

至宋元时期，泉州一跃成为福建乃至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宋元祐二年（1087）市舶司设立，泉州海商可名正言顺地从事海洋贸易，正如明人张燮所云：“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国。”市舶司之设也是泉州成为福建经济中心的标志。

山海环抱的泉州，虽为“闽南一都会”，但自然环境和陆路交通条件并不优越：“泉州为郡，三百余里，然而西北逊于山，东南让于海，地几齐楚之大国，而田不及吴越一小县。重以谿谷阻邃，车马烦难，往往计里为程，目及而足远。”因此，发展海洋贸易，其实是包括泉州在内的福建海滨民众的不二之选，可谓“民数倚于商”。

▲福州闽江金山寺 图源：视觉中国

唐宋之间，原本由印度人控制的印度洋、太平洋航线被阿拉伯人取代。唐长庆年间（821~824），福建是江西的波斯、安息货物批发地。泉州外国贸易商来自阿拉伯、三佛齐、吴哥、文莱、爪哇、占城、蒲甘、朝鲜以及菲律宾诸部落。海上贸易刺激了泉州及相关港口腹地工业发展，陶瓷、糖、酒和食盐都成了出口品。

北宋时期，中国所造密封防水舱海船已出现在印度洋上。南宋时，泉州人借鉴阿拉伯尖底海船技术，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船——福船。《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载，这种海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刀，贵其可以破浪而行”。1974年泉州港后渚港出土的南宋尖底海船，复原后长36米，宽11米，共计有13个水密隔舱，载重可达200吨以上。

元代时，造船技术进一步提高，《伊本·白图泰游记》载：“大船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帆系用藤篾编织的，其状如席。”船上可载“海员六百，战士四百”，不仅如此，船上还有功能分区：“船上造有甲板四层，内有房舱、官舱和商人舱。官舱的住室附有厕所，并有门锁，旅客可以携带妇女、女婢，闭门居住。”为了防止船员和乘客旅途患败血症，“在木槽内种植蔬菜、鲜姜”。凭借技术先进的福船，宋元时期，泉州海商“挂席穷南海”，船舶遍及印度洋-太平洋航线，与阿拉伯商人颉之颃之。

▲泉州黄金海岸 图源：视觉中国

宋元时期，福建形成了以福州为政治中心、泉州为经济中心的双中心格局。

南宋人周必大笔下，“泉南地大民众，为七闽一都会，加以蛮夷慕义航海日至，富商大贾宝货聚焉。狱市之繁，非他邦比也。”元代的泉州，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称：“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将中国船舶分为三类：大船称之“艟克”，中船称之“艚”，小船称之“舸舸姆”。其中，“艟克”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只在泉州、广州制造）小船更多得无数。”泉州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也是众多外国客商侨民聚居地。当然，厦门湾也参与其中，因为湾内的厦门岛和金门岛属于同安县，而同安县行政上又隶属于泉州。来自景德镇和福建的瓷器从泉州出发，销往伊斯兰世界以及非洲东部。凭借从波斯进口的“苏麻离青”（即钴蓝颜料），景德镇窑工制造出了闻名于世的青花瓷。

在中国漫长海岸线上，泉州之所以成为宋元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最繁忙的港口，原因有三。其一，与杭州、福州、广州等港口相比，中原对泉州的政治控制，相对较为薄弱，蕃商大批涌入对国家安全影响也较小。同时距财富之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消费市场也不太远，加之其便捷的海上交通，可谓左右逢其源。而广州因距离首都杭州的水路里程是泉州的两倍而落下风。其二，宋代杭州和宁波港的腹地，受宋金战争影响很大，而泉州则成了南宋的避风港。其三，元代时，泉州还能维持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一方面是元朝政府对泉州贸易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元兵南下时，泉州几乎没有遭到破坏。与此同时，广州则深受其害，作为前朝首善之区的杭州及其附近的宁波，更是元人重点监管之区。

因此，宋元时期，福建形成了以福州为政治中心、泉州为经济中心的双中心格局。

厦门湾，明清经济中心

明代，月港代替泉州港，成为福建第一大港。海澄成为福建的海洋贸易中心。

与汉唐、宋元时期相比，明清时期海洋贸易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在西北太平洋的独霸地位，受到日本的挑战。明初，处在南北分裂时期的日本，战败的武士、浪人和商人，结成团伙，出入中国东南沿海，武装劫掠。福建、浙江首当其冲，受到的威胁最大。明初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得入海”，将民间海洋贸易置于非法贸易之列。另一方面，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远在旧大陆西部的欧洲人，将商业与侵略的触角伸向东亚，并逐渐取代印度洋、太平洋的原有商业霸主阿拉伯人，成为这一航线新的掌控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省城福州还是府城泉州、漳州，政府都对其严密管控，民间海洋贸易，已难以为继。但山多田少，世代下海通商的海滨民众，其生活还得继续。那么，从事海洋民间贸易，仍是不二之选。可走私港口选在哪里合适呢？

福建海商最终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月港。月港位于厦门湾内九龙江口海澄镇，其港口和腹地，“皇朝正德以来，恶少私出货番、诱寇，禁之不止”。那么，海商为什么会选择月港？

从《筹海图编》记载来看，厦门湾内大小河口，可直通内地，加之内澚众多，岛屿星罗棋布，形成了以月港为中心，多个港口环绕的港口群，便于进行走私贸易，官府却难以禁止。如厦门湾内违禁通番大船，“皆造于外岛，而泊于内澚，或开驾以通番，或转售于贼党。而嵩屿、渐尾、长屿、海沧、石马、许林、白石等澳，乃海贼之渊薮也”。

暴利不仅让厦门湾民众铤而走险，因海禁而失业的中外海商，也纷至沓来。月港“人烟辐辏，商贾咸聚”，代替泉州港，成为福建第一大港。海澄也一跃成为福建的海洋贸易中心。

▲泉州霞浦县，渔民日落而归。 图源：视觉中国

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设府以后，厦门成了海峡两岸对渡的基地，正式替代海澄县成为福建新的经济中心。

隆庆开海以后，善于操舟，又熟悉航线的厦门湾民众如鱼得水，海洋贸易空前发达。日本本州石见山银山开采的白银，在游历全世界之后，最终成群结队涌入中国，促使中国白银货币化。而来自新大陆的玉米、红薯、烟草、辣椒等农作物，也遍及中国的沙田和坡地。大航海浪潮中，闽南海商无疑是勇立潮头的弄潮儿。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建立了一个东北起长崎，西南至马六甲的庞大海上帝国，掌控着西北太平洋海洋贸易命脉。

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设府以后，厦门成了海峡两岸对渡的基地，正式替代海澄县成为福建新的经济中心。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与英国签订 《南京条约》，厦门成为 《南京条约》中规定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正式批准 《厦门鼓浪屿租界土地章程》，鼓浪屿成为“万国租界”。厦门因此成为全球海洋贸易网络的一个节点，影响深远。

以茶叶欧洲读音为例，罗常培先生说：“欧洲最早的茶商是葡萄牙人。他们在十六世纪的末叶到中国来买茶，那时他们采用普通话的读音chaa。后来远东的茶叶都操在荷兰人的手里。这些荷兰人都集中在南洋一带，所以厦门人先把茶叶由中国运到爪哇的万丹(Bantan)，然后再用荷兰船载往欧洲各国。厦门口语管茶叫做té，荷兰人也跟着读téh。因此欧洲人凡是喝荷兰茶的人（如法、德、丹麦等国）都采用厦门音，而喝大陆茶的俄、波、意诸国都保持官音。英国最早也采用官音，后来因为大量地购买荷兰茶的关系才把cha废掉而改用tea。”

▲厦门湾，双子塔 图源：视觉中国

1935年4月厦门设市。1980年10月设立经济特区，厦门全方位融入全球化的贸易体系。至此，厦门作为福建省经济中心，其地位至今依然。

经济中心南移和福建省双中心城市结构的形成，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其一，受闽在海中的地缘政治环境影响。闽越被中原王朝视为“方外之地”，与中原教化之区、礼仪之邦不同。加之福建由北向南，深水港星罗棋布，任由其贩卖东西洋，也无伤大雅，故而造就了民众长期从事远洋贸易的传统。其二，受传统“重农抑商”思想影响。因此，随着中原文化在福建由北向南传播和涵化，区域经济中心逐渐向南推移，距政治中心福州也越来越远。民间海洋贸易中心，从开发成熟区向未成熟区逐渐推移。其三，受官民利益博弈左右。中原政权有意将外商推离区域政治中心，又不得不顾及海滨民众的生计，权衡的最终结果，是将政治与经济中心分离。这样一来，既照顾了民生，又稳固了海疆，可谓双赢。

与单中心相比，双中心乃至多中心，才是一个区域均衡发展应有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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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旭辉 周伊萌

美编：程晓新

校对：段海英

审核：任 红

来源：《中国三峡》杂志 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