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香港成功回归是邓小平的功劳,但鲜为人知的是,这背后其实毛主席早就在运筹帷幄了,比如1974年,毛主席在接见英国前首相时,曾指着邓小平说:香港回归,那就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了。
当时邓小平70岁,比毛主席小10岁。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无情地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在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中,香港这片土地,被迫与祖国母亲分离。
19世纪40年代初至90年代末,英帝国主义在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的过程中,将贪婪的目光锁定在香港。清朝政府在列强的威逼下,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香港岛、九龙和“新界”,陆续被租借给英国,从此,香港陷入了殖民统治的阴霾。清朝覆灭后,中国政府虽多次就香港问题与英国政府进行交涉,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缺乏足够的实力去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1945年8月,在由中国还是英国在香港接受日本投降的问题上,中英两国发生了激烈争执。彼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作出了有利于英国的调停,这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又一次公然侵犯。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广州,行军至深圳界河边上时,却毅然按捺住了前进的脚步。
事实上,收回香港,从军事力量对比来看,并非难事,英国在香港的驻军不过一万余人。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个特殊时期,充分利用香港这个独特的贸易口岸,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单纯的领土收复。
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以其豁达开阔的战略眼光,回答了西方记者有关香港回归的问题:“对于香港,我们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很大,有许许多多地地方还没有管理好,我们不急于香港这一块小地方,将来可以协商办法解决。”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民党残余势力仍在四处流窜。毛泽东的目光,绝非局限于香港一时、一地,而是将香港问题放在国共两党的长期斗争之中,放在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事业之中,放在处理中美、中英、中苏关系的全局上进行高瞻远瞩的把握。
果不其然,1949年12月19日,在国际社会对香港问题频频观望之际,《香港华侨日报》头版报道:“毛泽东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将在年内承认中共。”
虽然英国最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推迟至1950年1月6日,但英国成为了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这一决策,犹如一步精妙的棋局,为新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赢得了宝贵的外交空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毛泽东对香港问题的战略考量,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后,毛泽东进一步表示:“海岛上的问题可复杂得多,我们需要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意义不大。相反,不如利用这两地原来的地位,尤其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有利些。”
在当时,西方大国对新中国实施联合封锁禁运,香港成为了中国外交、外贸的重要突破口,成为了中国发展同亚非拉、东南亚、西方大国外交的重要跳板。
毛主席的这一策略后被称之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一冷静客观的战略态度,如同灯塔,为1997年香港和平回归指引了方向。这一盘大棋,交棒两代人,足足下了半个世纪。
1974年3月,爱德华・希思卸任英国首相一职。同年5月24日,希思应邀来到中国,以非首相身份对中国进行访问。在领导人的交谈中,香港问题被有意无意地提及。
周恩来对香港问题的相关时间节点早已铭记于心,不假思索地说道:“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为99年,到1997年期满,距离现在,还有23年挂零。”
希思似乎生怕中国作出提前收回香港的决定,赶忙说道:“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毛泽东笑容深邃,回应道:“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指了指周恩来,又挥向不远处的邓小平,说道:“我们,那时候就去见马克思了。这是他们年轻人的事情了。”
足以见得,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回归的时间有着清晰的认知和坚定的决心,并且香港回归的接力棒,正逐步传递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手中。
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心中一直在思考如何收复香港主权这一重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指出,新时期的三大任务之一是“实现祖国统一”。
英国政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号,特意派遣香港总督访华,试图探寻中共中央对于香港问题的真实态度和意图。那时,英国人仍心存不切实际的幻想,妄图延长1898年与清政府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从而继续“租借”新界,且认为香港其他地区不在谈判范围之内,理由是那些地方是“永久割让”的。但邓小平代表中国明确表明态度,1997年中国将收回包括香港、九龙、新界在内的整个香港地区。
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希斯时表示,如果有可能,中国愿意与英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并且强调现在已经到了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随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撒切尔夫人提出英国可以继续治理香港,而香港主权归属中国的方案,妄图在香港问题上继续维持英国的利益。但邓小平坚决不接受这一主张,明确表示在香港主权问题上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1997年中国必须收回香港。
撒切尔夫人访华离开后,中英两国迅速围绕香港问题展开了秘密磋商。然而,双方在诸多关键问题上分歧巨大,谈判持续到1983年年初,仍未达成任何共识。无奈之下,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英方下达了“最后通牒”,指出中国将在不迟于1984年9月以前,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以及对香港的相关政策。
邓小平表明强硬态度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进展顺利了许多。
在主权问题上,邓小平和党中央立场坚定,绝不退让。一,中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决心坚如磐石,不容置疑,二,邓小平以其果敢的领导风范和坚定的原则性,为香港回归谈判奠定了基础。
1992年10月,刘华清带着拟定好的《解放军接防香港方案》前往邓小平的办公室,征求他的意见。邓小平仔细审阅了整个方案后,只批复了“软了”两个字。
随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刘华清说,第一,军队的香港接收方案不能只有和平接收方案,没有武力接收方案是不行的;第二,1997年7月1日,香港必须收回,如果英方找借口拖延,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解放军就开进香港,坚决解决问题。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因帕金森引发的并发症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他最大的愿望是活到1997年,去香港看一看,然而遗憾的是,他最终未能等到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在邓小平逝世131天后,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这一天,中华大地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五星红旗在香港的上空高高飘扬,历经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香港回归以来,作为广东对外贸易重要的国际中转站,长期对广东外贸稳定发展发挥着重要意义。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粤港贸易飞速发展,粤港贸易从1997年的2798.5亿元增长至2022年1.1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为5.7%。香港的回归,不仅是领土的收复,更是民族尊严的重塑。
1840年,英国凭借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国门,中国屈辱地进入近代,香港的割让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难以磨灭的伤痛。156年后,中国以自信昂扬的姿态,从不再傲慢的英国人手中收回了香港主权,这一历史时刻向世界宣告,中国已经摆脱了近代以来的屈辱,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如今,每当我们看到香港维多利亚港璀璨的灯火,看到香港街头那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便涌起无尽的自豪与感慨。
香港的回归,让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必将在实现国家统一。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