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定义现代死亡？

在我们的一般认知里，生和死之间的界限很清楚，活就是活，死就是死，给死亡下个定义好像并不困难。但如果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你会发现答案可能没你想得那么简单。要定义什么是死亡，就得先定义什么是生命，可你知道吗，就连“生命”这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概念，至今都没有学界公认的定义。所有给生命试图下定义的尝试，都会被无穷无尽的反例推翻。比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德国科学家赫尔曼·穆勒曾提出，区分生命与非生命最基本的特征是自我复制的能力，他认为这就可以成为对生命的定义。但其实，这个定义的漏洞很明显，自然界中的晶体就有自我复制的能力，但它显然不属于生命。再比如，美国航空航天局对生命的定义是：具有达尔文式进化能力的自我维持化学系统。作者认为这个定义已经很完善了，但还是有漏洞，比如病毒不能自我维持，但它在细胞里却能表现出生命活动，那病毒到底算不算生命呢？这个定义显然很难给出完美的回答。

你看，我们连生命是什么都没法给出定义，所以可想而知，给死亡下定义自然也会很困难。那能不能退而求其次，把死亡的精确定义放在一边，先提出一个实践性的死亡定义呢？简单来说就是，能不能给出一些标准，让我们能判断一个人的死活呢？在过去，鉴定死活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心跳停止就是最经典的死亡标准。从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开始，一直到18世纪中期，西方医学界始终把心跳停止，或者说血液循环停止当作死亡的关键证据。在此期间人们也曾认定，脉搏停止、身体僵直、体温下降、瞳孔散大等都可以当作判断死亡的标准。

标准看似很多，但其实每一条都不可靠。比如低血压和休克经常会导致脉搏微弱，让人感觉好像没有脉搏一样；中风能让人的瞳孔散大；溺水和冻伤能降低人的心率和体温，让身体变得僵直；“癔病性昏厥”和“嗜睡性昏迷”等疾病，还能让病人进入假死状态，看起来和死亡几乎没什么区别。

那心跳停止总算死亡的证据了吧？答案是也不算。1898年，法国医生西奥多·迪菲尔首次在人身上应用“开胸心脏按压”技术。他把病人的胸膛剖开，用手指按压心脏，并成功恢复了病人的心跳，这是开胸心脏按压技术在人体上的首次成功尝试。后来人们又发展和完善了不需要打开病人胸膛的心肺复苏技术，并最终在上世纪60年代形成了现代心肺复苏术，在人工呼吸、体外电击除颤和胸外心脏按压这三个核心步骤的配合下，心脏就算短暂停止跳动，也有很大概率重新恢复。所以从现代医学的视角来看，就算是心跳停止，也不再是判断死亡的绝对标准。更进一步讲，哪怕心肺复苏术抢救无效，我们还是不能轻言病人已死。曾亲眼见过，一位病人在脉搏消失而且抢救无效后，又奇迹般地主动恢复了心跳。在医学界，这种现象被称为“拉撒路现象”，它有力地提醒了我们，生命现象的复杂程度可能远超人的想象。

既然这些标准都不能定义死亡，那死亡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呢？后来，科学家们把目光从心脏转向了大脑。上世纪前半叶，脑电图的发展给了人们监测大脑活动的一扇窗口，通过监测病人的脑电图，医生可以区分人的大脑到底是处于休眠状态还是死亡状态。这项新技术似乎是帮助医生宣布病人死亡的有力工具，但后来人们再次发现特例，有的病人在脑电波短暂停止后，又恢复了大脑的所有功能。这样看来，脑电图也无法帮助我们真正定义死亡。死亡定义的突破，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1967年，哈佛医学院成立了一个研究死亡定义的专门委员会，当时有越来越多的病人虽然仍有心跳，或者可以借助呼吸机进行呼吸，但已经彻底无法从昏迷中苏醒，那他们到底还活着吗？哈佛委员会成立的最重要目的，就是给这种生死模糊的地带划定出边界。

美国医学家亨利·比彻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他成员还包括神经科医生、神经外科医生、法学教授、医学历史学家等，共11人。经过研究和讨论，1968年哈佛委员会最终发表了一篇报告，把不可逆性昏迷定义成了死亡的新标准，也就是我们常称的“脑死亡”。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脑死亡的四个主要特征，分别是：对任何外界刺激无反应，自发性肌肉运动和自主呼吸消失，无法产生任何身体反射，以及脑电图呈直线时间持续10—20分钟以上。

哈佛委员会的这份报告一经发布，就对死亡这个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涉及社会、法律、医学甚至是哲学等各个方面，它令脑死亡成为一个我们熟悉的常见词，也成为国际上最被广泛认可的死亡定义。不过，虽然脑死亡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现代医学造就的死亡难题，但它并非完美无缺。比如因为当时医学发展的水平有限，哈佛委员会对脑死亡的定义仍然存在漏洞，昏迷和脑死亡之间还有灰色区域。比如曾接诊过一位因吸毒过量而陷入濒危的病人，病人的各项生理指标都显示他已经脑死亡，但唯独大脑血管造影的结果显示，他的大脑中还存在静脉血流，这就让他不能完全符合脑死亡的标准。面对这样的病人，我们又该如何去界定生死呢？更有甚者，捷克还曾有过孕妇在脑死亡近4个月后，成功分娩胎儿的案例，如果我们把这位孕妇看作一位已死之人，那死人又怎能孕育生命呢？

面对生命和死亡，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给出完美的定义，但这不影响我们对二者的切身感知。作者提倡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生死，他认为我们不能把人类生命看作单纯的生理现象，仅凭几个还在发射信号的神经元，或者几条还在收缩的纤维来判断一个人是否还活着。生命本应欣欣向荣、充满生机，一具插满呼吸管、脑电图毫无变化的身体，并不能体现生命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