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从小骨子里就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母亲总爱无奈地念叨，说我倔得像头牛，认定的事儿，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1976年的那个夏天，炽热的阳光无情地炙烤着安徽的农村大地，处处弥漫着泥土被烤晒后与汗水交织的独特味道。
我家那破旧的茅草屋孤独地立在村子最偏僻的角落，墙壁满是岁月的斑驳，裂缝里肆意生长着青苔，每逢下雨天，屋里便会摆满接雨水的盆盆罐罐，滴答滴答的漏水声，仿佛在诉说着生活的艰难。
父亲常年卧病在床，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了母亲一人柔弱的肩头。她每日佝偻着身子，在田间辛苦劳作，那单薄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下拉得长长的，显得无比孤单，每次看到这一幕，我的心里就像被一块大石头堵住，难受得厉害。
上工的时候，村里人的闲言碎语总会钻进我的耳朵：“老赵家的长河，初中都没毕业就辍学了，以后可咋办哟。”这些话像一根根刺扎在我心上，我在心底暗暗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当得知可以报名参军时，我满心都是希望的火苗。为了能顺利入伍，我四处托人说情，还饱含决心地写了整整三份决心书。
乡里主管征兵的赵干事，看着我家境贫寒，满心不忍，最终破例给了我一个珍贵的名额。他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小子，到了部队好好干，可千万别给咱们村抹黑。”
体检那天，我憋着一股劲儿，连续做了一百个俯卧撑，汗水湿透了衣衫，只为了向所有人证明我有资格穿上那身军装。
启程去部队的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早早地起了床，为我熬了一碗鸡蛋面。那金黄的鸡蛋、冒着热气的面条，在我们家可是难得的美味。
母亲把面端到我面前，眼眶微微泛红，轻声说道：“多吃点，当兵不容易，吃饱了才有力气。”我看着母亲那满是不舍的眼神，大口大口地吃着面，心里五味杂陈。
踏入新兵连，我迎来了严苛的训练，而操练最狠的当属赵教导员。他来自东北，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脾气火爆得如同点燃的鞭炮。
每天天还没亮，他那如洪钟般的声音就会在营房响起：“你们这群泥腿子，既然来了，就得给我练就个样儿出来！”说罢，便把我们像赶鸭子上架似的拉出去跑圈。
一圈又一圈，炽热的阳光照在身上，汗水不停地流淌，直到有战友体力不支，呕吐在地，可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个人敢发出一丝怨言。
有一次训练，我不小心扭伤了脚踝，钻心的疼痛瞬间袭来，我疼得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可我咬着牙，强忍着疼痛，一声不吭地继续坚持训练。
赵教导员发现后，大步走过来，二话不说，一把将我背起来，朝着医务室跑去。一路上，他喘着粗气，说道：“傻小子，练兵得有股子狠劲，可也不能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呀。”
那一刻，我趴在他宽厚的背上，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严师出高徒，心中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分配结果公布的那天，阳光格外耀眼，我被分到了通讯连担任报务员。这可是个技术含量颇高的活儿，耳机里那单调却又充满神秘的嘀嗒声，成了我最熟悉的声音伙伴。
为了能熟练掌握发报技巧，提高发报速度，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一个人偷偷起床练习。昏暗的灯光下，我全神贯注地敲击着发报机，手指在按键上快速跳动，茧子在手上一层又一层地加厚，可我的内心却越来越坚定，越来越亮堂。
1978年，看着身边的战友们一个个凭借努力考军校、提干，相继离开部队，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
每个夜晚，我躺在床上，望着漆黑的天花板，心里反复思索：难道我真的要就这样回到农村，继续过着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吗？
就在我满心迷茫之际，我遇到了改变我命运轨迹的人——林教导员。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四川人，说话时带着独特的川味，总是慢悠悠的，可做事却雷厉风行，毫不拖沓。
一天，他找到我，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道：“长河啊，我看你这小子就是还欠磨练，有没有胆子跟我去侦察连？”我一听，心里顿时犹豫起来，毕竟侦察连的艰苦是出了名的。见我有些迟疑，他故意激我：“怕了？怕了那就算了。”
我一听这话，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瞬间涌上心头，一下子站直了身子，大声说道：“教导员，我去！”就这样，我毅然决然地成为了侦察连的一员，开启了一段更加艰苦卓绝的训练之旅。
在侦察连的日子，简直就是一场对身体和意志的极限挑战。白天，我们背负着沉重的装备，在崎岖的山路上进行负重越野，每一步都迈得艰难无比，汗水湿透了衣衫，又被炽热的阳光晒干，留下一道道白色的汗渍；
晚上，我们在野外进行宿营，蚊虫叮咬，环境恶劣，可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个人喊累。每天训练结束，我都累得像条脱水的死狗，瘫倒在地，连动一下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然而，就在我逐渐适应了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生活时，1979年初，连队突然接到了紧急集合令。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寒冷刺骨的早晨，天还没亮，尖锐的哨声就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战友们迅速从床上爬起，动作敏捷地整理好装备，集合在操场上。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仿佛预感到一场残酷的考验即将来临。
我的搭档是徐志鹏，他比我小两岁，是个性格开朗的北京小伙子。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老长，这回可是要来真格的了，真枪实弹啊。”我从他那看似轻松的笑容里，看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真正踏上战场的那一刻，我才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了生死的重量。有一次，我和徐志鹏在执行任务时，被困在了阵地上，周围是敌人密集的火力攻击，我们的弹药也即将耗尽。
徐志鹏的脸上满是灰尘，但他的眼神却无比坚定，他递给我最后一颗手榴弹，强笑着说：“老长，要是这回真回不去了，你可得帮我照顾好我妈，她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眼眶一热，狠狠地骂道：“少他娘的胡说八道，咱们都得活着回去！”
可命运总是充满了无常。就在这时，一颗炮弹突然在我们附近爆炸，巨大的气浪将我掀翻在地，眼前一片模糊。等我缓缓醒来，发现徐志鹏用他年轻的身体紧紧地压在我身上，为我挡住了大部分弹片。
他的嘴角挂着一丝微弱的笑容，气息微弱地说：“老长，答应我，活着回去……”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在那个叫做523高地的地方，有一场战斗让我刻骨铭心。我们的观察所遭到了敌军的猛烈炮击，一时间，炮火连天，硝烟弥漫，通讯设备也在轰炸中被炸毁。
为了恢复中断的联络，我不顾生命危险，顶着纷飞的炮火，迅速爬出战壕。炮弹在身边不断爆炸，掀起的泥土溅满了全身，我却丝毫没有退缩。我用电台线路接上被炸坏的零件，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过硬的技术，硬是将中断的联络恢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