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运河中学红房子记忆之一：母亲与胡圭玉老师阿姨 | 作者 于平

“红房子”是运中校园东南角的12间红砖瓦房，住着运中最早的6户教职工家人子女。后来又在“红房子”东头接了4间青砖房，住在前面红砖房的6户人家多年未变，住在青砖房的两户人家却变动了好几次。

我家在“红房子”西数第三家，隔壁第四家住着常永山和胡圭玉老师，我们两家很相似，都是一儿一女，都是姐姐弟弟。胡老师阿姨1962年到运中后，就与我母亲在一个教研组，我母亲教化学，胡老师阿姨教物理，她们是同事，又是邻居，还是一对无话不说的好友，后来，连我与胖冬弟找媳妇，彼此都要第一时间去帮忙把关，至今还被我和胖冬弟的夫人当作笑谈。

在“红房子”的叔叔阿姨老师里，我母亲和胡老师阿姨的出身都有些特殊。搜《百度百科》：“王嘉宾，清同治五年（1866年）生，高淳下坝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江南乡试第一，成为清代高淳唯一解元，同科的还有钱名山、吴稚晖等名士。据当年《申报》刊登的王嘉宾喜中解元的新闻介绍，王在诸考生中‘鹤立鸡群，平时已有俯视一切之概，果为两主试所赏识’。王嘉宾参加康粱维新运动失败后，与黄炎培、储南强等人（三人为结拜兄弟，作者注）参加同盟会，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战友。民国建立后，王嘉宾被选任江苏省参议员，又被选为北京政府参议员。”王嘉宾是我母亲的祖父。

胡老师晚年应邀参加运中同学聚会

与我母亲的出身相比，胡老师阿姨的出身更加传奇。在无锡，没人不知道民族资本大亨荣毅仁的荣家，在苏州，没人不知道民国工商巨擘刘正康的刘家。刘正康，浙江镇海人，20岁到苏州做木材生意发家，后创办了苏纶纱厂、苏州电气公司、苏州国货商场，苏州太和面粉厂等众多民族企业。刘正康一直担任着苏州总商会会董，是民国苏州工商界的灵魂，黄金荣早年在上海滩被人追杀，逃到苏州投奔刘正康，刘正康安排他在自己的“天宫戏馆”看场子，黄金荣后来拐了好友的老婆林桂生，又是刘正康出面给摆平的，最后还帮助黄金荣回到了上海，后来黄金荣在上海发迹后，每次到苏州必住刘家。如今，这类关于刘正康的传奇故事，网上随手就能搜到无数，刘正康有多位子女，最疼爱小女儿刘秀青，为不舍其离开，选中了手下一位姓胡的青年才俊为婿。刘秀青出嫁不离刘家门，生了一男三女，最小的女儿叫胡圭玉。

常老师叔叔和胡老师阿姨结婚时，刘家早已响应政府号召“公私合营”了，刘秀青婆婆从江南给小女儿送来了真丝面料、皮箱衣物，橱柜都是真正的紫檀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全民防地震，我们“红房子”七八个少年帮着抬，硬是没能把这些紫檀家具搬进防震棚，最后胡老师阿姨说，放在屋里吧，反正也砸不坏。胡老师阿姨后来给儿女取了“青”和“康”的名字，应该是寄托了对母亲和外公的一片深情。

我们“红房子”属鼠的特别多，我母亲与胡老师阿姨都属鼠，还包括我的姐姐，“红房子”有人家养了几次猫，不久后都自己跑了，也属鼠的董文才老师叔叔的夫人姚阿姨笑说，“红房子”的鼠气太盛。

1961年，我母亲在运中，63年我出生后，她把长辫子剪了

与自己的属相不同，我母亲特别爱干净，床单铺得不能有一丝皱褶，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起床后就不准人再坐床上，一有空就在家里不知疲倦地四处擦抹。胡老师阿姨与母亲相反，生活很随性，有时间就喜欢上床躺着休息一会，我母亲总是羡慕她心宽有福气，胡老师阿姨说 这是睡觉疗法，身体不舒服，有点烦心事，睡一觉就烟消云散了。

我母亲比较心灵手巧，这是得到运中叔叔阿姨老师们公认的，尤其织毛衣又快又好，什么新针法一看就会，当年许多老师同学，甚至我父亲的机关同事朋友，都请我母亲帮助织过毛衣。母亲总是很高兴地答应下来，无论春夏秋冬，飞针不断，有时我睡醒了一觉，看到她还在为人赶织毛衣，天气太热了，就将一把芭蕉扇垫在腿上。胡老师阿姨也织毛衣，经常织着织着就出错了，赶紧跑过来问我母亲，我母亲总是笑着接过去，替她拆了重织，胡老师阿姨在一旁认真看着，不一会就说学会了，可是后面依然继续不断地出错。

我母亲与胡老师阿姨有个共同点，就是节俭，我母亲是很节俭，胡老师阿姨是太节俭了。她们最喜欢做得事，就是抽空一起上街，到百货公司买人家一匹布裁剩的布头，拿回来拼拼凑凑地给全家人做衣服，不管颜色差异，花色不同，都能裁剪拼接到一起。我母亲做得总体还算周正，只我总感到袖子不舒服。胡老师阿姨做得衣服，两个衣襟永远一短一长地翘着，后来胖冬弟长大了，与常老师叔叔一起抗议，她才不给这父子俩做了。常青妹妹老实忠厚，胡老师阿姨就与女儿一起，继续穿着一短一长翘着的自制衣服，出门上课办公毫不在意。其实，我从小就听母亲说，刘秀青婆婆每年都要给胡老师阿姨寄衣服，许多还是欧洲亲人代购的巴黎最新洋装，只不过被胡老师阿姨统统压在了箱子底下，改革开放前是这样，改革开放后依旧这样。

记得很多年前，我跟胡老师阿姨和胖冬弟去徐州，街上看见一位挺胸凸肚老板样的男人，脖子上勒着条拇指粗的金链子，我随口说了句这人真有钱，胡老师阿姨瞥了眼，轻描淡写道，真有钱的人不这样。我在宁工作后，有一年春节去看常老师叔叔和她，说起正在拍摄的一个文化名人访谈节目，其中有位评弹大师很傲娇，胡老师阿姨笑了笑说，她与我小学同过班，家里没钱了，就去学了评弹。我做了一辈子记者，算是有点见识，我认为胡老师阿姨是极少存世的真正贵族，这不仅指出身，而是指内心。

2010年之后，南京城整体改造，我陪着胖冬弟去处理准备拆迁补偿的常家祖产，那是建邺路上紧邻朝天宫的一座民国两进跨院。我洞穿不了人心的叵测，至今不信所有人都会为几万块钱疯狂，作为“红房子”里唯一邳县籍孩子，只能为自己感到羞愧。

我一辈子的理想就是当一名会画画的卡车司机，从来不喜欢数理化，初二上了一年化学课，母亲问起我的功课，连要求的26个元素都背不出来。但是从初中到高中，我的物理成绩一直很好，在班里可以名列前茅，不是我特别喜欢物理，而是我觉得学不好，对不起常老师叔叔和胡老师阿姨。就这样，我学了个工业自动化专业，在学校多次补考混到毕业，工作后凭着当年刘企华老师一星期一篇《观察日记》的强制训练，找到了一个新职业，好老师不仅教书育人，还能让学生的未来有无数可能。

1999年，新中国第一部《建筑法》出台，我到苏州拍摄当时全国唯一的建筑招标市场，趁机看了刘家花园和诸多旧址，如今它们已被苏州市政府妥善保护了起来。如今，南京慢城孔子登临过的游子山风景区，王嘉宾墓已成为政府文保单位，供游客们欣赏美景之余凭吊参观。

2012年，按照上级有关部门要求，为了在台湾省设立记者站（江苏的台商占大陆地区半数以上），江苏省组织了5人新闻高级参访团赴台考察，在台北市阳明山的“国民大会”旧址中山楼里，接待的台北市政府官员喋喋不休地给我们介绍所谓宪政史，我指着展陈中第一幅民国参议员代表集体合影说，这里有我的曾外祖父，接待官员一脸错愕，当即闭了嘴。

改革开放后，当时的高淳县人民政府专门给邳县人民政府行文，后来又派人过来做母亲的工作，希望她作为王嘉宾唯一在世的后人和女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能回高淳县政协工作。母亲说，我只会教书，不会当官。组织来人继续劝说，不参政议政也行，可以继续回去教书。母亲说，我在邳州习惯了，最终谢绝了组织的提拔和照顾。多少年后，在母亲生命最后时期，我曾问她后悔过吗？母亲说，我喜欢教书，有来世还当老师。我又问，还来邳州吗？母亲答，还来。

今年清明前夕，我回邳吊唁刚刚逝去的王老师伯伯，又去看望了恩师刘企华老师夫妇，最后去巨山为父母和常老师叔叔、胡老师阿姨扫了墓，他们把生命和灵魂都留在了第二故乡，愿他们在天堂继续做老师，做同事，做朋友。

本文照片由作者于平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