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感觉上海人好像都不上班

现在形势变成这个样子，估计以后扩大内需会成为一项重要国策了。但怎么扩大恐怕不容易，其中关键一点，就是让大家有钱花，敢花钱，我就问问大家，你们现在有多少钱花，敢花多少钱，对不对。

但最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听到一个话题，一下子挑动了我这根敏感的神经，让我若有所悟。

这个话题是：

是不是上海人都不上班的？

这个提问很有意思。

何以见得？

我朋友说，来上海考察学习或洽谈项目中，跑了不少地方，发现有一个跟他们那里不同的现象：

上海许多商业街路边的外摆、或者咖啡馆、西餐厅等，平常也是人满满的，听口音、看装束，似乎也不是外地游客，所以就产生了这个疑问：难道上海人都不上班的？

这个问题让我留心做了一些观察、分析和研究，有趣的是，随着对这个现象的深入了解，发现上海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的不断变化中，人们的就业观念、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确实在发生悄然的变化。

而且，好好研究这个话题，对我们今后扩大内需也很有启示意义。

为什么外地朋友会发现并提出这个问题呢？

原因很简单，长期以来，生活在城市中的就业人群，工作日是要上班的，无论在政府、事业单位，还是国企、外企、民企，基本上都需要“坐班”8小时，甚至有的还要“996”。

哪有工作时间跑到商业街区坐着喝咖啡闲聊的？只有到了节假日，才会有满大街的人。

整天都在上班的人，要扩大内需太难了。只有“不上班”的人越来越多了，扩大内需的基本盘才会越来越大。

那么，到底是哪些人可以在工作日“不上班”，有条件悠然自得地在外喝咖啡、社交、聊天呢？

我发现，“自由职业”是重要的一个群体。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现象：

这些年来，上海“自由职业”者大军正在快速壮大，成为所谓“不上班”人群的主体。

自由职业者为什么会在上海这座城市快速地“膨胀”起来呢？

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

我觉得，大体有以下几个来源：

第一，受近几年经济大环境及政策影响大的行业。

如建筑设计、游戏动漫、影视制作、教育培训等，这些都是智力密集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比较适合于分流后从事“自由职业”。

如有家在上海已有2000余名员工的建筑设计企业，现在精简至500余人。而那1500名员工还是要生活的，只不过形式上已化整为零、“各自为阵”，“自由职业”是设计师们不错的谋生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第二，在国企、外企或民企已做到相当位置的中高层人士。

他们大都人到中年，拥有相当的人脉、经验、财富和客户资源，事业如日中天。不过，对他们而言，既看到了天花板，也一眼望到了头，很想尝试换一种活法，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自由职业”者当中，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人；而像当年大学生创业这种“新兵上战场”的“玩法”则越来越少。

第三，家庭财产性收入殷实不愿“上班”的人。

这可能是上海特有的一个群体，经过几十年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上海有相当多的家庭拥有数套住房，尤其是近郊地区，动迁分得3-5套房子的为数不少。

不少年轻一代既有可观的租金收入，又无经济上赡养老人的负担；

既不愿意每天上班拿远不如租金的工资，更不愿意受单位各种规矩的束缚不自由。

所以，他们也选择了“自由职业”，与人合伙做些事，既自在又没有压力还能有些收入。

第四，留学回国和高校毕业生中的一部分人。

从全国看，绝大多数三四五线城市的归国人员是不会回到原籍地的，而上海往往是他们的首选。

不过，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适应国内体制内单位或企业的“内卷”，想简单轻松地工作生活，而这部分出国留学人员的家境一般而言都还不错。

所以，“自由职业”也成了他们的一种选择。

我有位教授朋友，孩子回国后没到哪个单位上班，但每天却忙得不亦乐乎；在一个文创园，两位留英的95后，租下了一块数百平方米场地，从事各种艺术活动的策展，收入也挺好。

另外，还有时代变迁的因素，几十年前到上海打工的往往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打工赚钱后，把钱寄回去养家糊口；现在，情况有变化了，有相当一批在上海高校的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后是不会回老家的，他们的父母也希望孩子能留大城市，但如今满意的工作不好找，去一般的单位又不想过收入平平、“朝九晚五”的日子。于是出现了父母资助孩子在上海落脚，做一份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这时，“自由职业”也成了他们的第一份“工作”。

第五，不想再硬撑下去的小微企业主。

这批人是近几年经济下行冲击最大的群体，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难以维持。

所以，在减人还不能止亏的情况下，小老板们干脆把企业关了，反正客户和业务渠道还在，加上现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发达了，“自由职业”照样能做业务，收益可能会少些，但养人压力没了，轻松自在多了。

第六，一批“年富力强”的退休人员。

尤其是从事脑力劳动、技术、商务、中介等服务性岗位的人，在有了大把时间之后，更有条件从事自己喜欢且擅长的“自由职业”了。

另外，还有相当一批既有一份固定工作，但又有富裕时间、专业技能和充沛精力的兼职人员。

当然，加入“自由职业”大军的还远不止这几个渠道，那么，现在的“自由职业”与传统的“自由职业”有什么不同呢？

总的看来，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职业”，主要是指摆脱了企业与公司的制约，自己管理自己，以个体劳动为主的一种职业。 如律师、自己撰稿人、歌手、开门锁、修鞋匠、裁缝师、教师、点心师等等，五花八门，其特点是“个体性”、“技能型”和“专业化”，虽说是“自由职业”，其实职业还是相对固定的。

而现在的“自由职业”则完全不同了，除了有一部分还是沿袭传统的形式外，更多现代版的“自由职业”又有了以下特征：

一是“择业自由”。他不会一直从事一个行业，或同时只做一件事，善于根据市场变化作出选择；

二是“投资自由”。这是现在“自由职业”者很突出的特点，具有了投资的功能，非常偏好“众筹”的投资形式；

摄于田子坊

三是“合作自由”。不搞什么公司，根据项目，形成合伙人制、各司其职。比如在上海田子坊有一家叫“青稚”的护手霜品牌，现已有150个门店，年营业额1.2亿元，5位主要合伙人都是女性，既是投资者，又分别负责市场、店面设计、营销策划、人力资源和日常运营。而且在不同地方，根据实际需要又有新的合伙者加入，分配也十分透明简单，按营收的百分比，每月转入合伙者账户；

四是“时间自由”。并且“在消费中工作”、“在工作中消费”，那些在咖啡馆、西餐厅会客消费的人，同时也在商务洽谈、或者社交休闲；

摄于一尺花园（陶家宅1号店）

五是“财务自由”。曾经有一份调研统计，自谋职业者获取财务自由的概率，要远比在一个组织框架内上升到能有相同收入的职位概率高得多。至于“自由职业”者开设的公司，大都是用于财务的结算，并非有一般企业实际业务的功能。

目前，“自由职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领域，如项目投资、策展师、律师、咨询师、设计师、培训师、音乐人、自媒体人、影视制作、中介服务、科技转化，以及商业主理人、理疗师、宠物行业、餐饮业、饮品业、烘焙业、旅游业等等。

“自由职业”者的不断增多，对上海意味着什么，是否会成为未来就业的一种趋势？

我们知道，在上海一千多万就业人群中，除去政府和事业单位外，大体分布在国企、外企和民企。

从现在和未来趋势看，第一类基本稳定，第二类有不确定性，第三类要看发展情况，上海与深圳、杭州、苏州乃至北京相比，民营经济一直是个软肋，如果从上海经济发展的后劲看，这块潜力巨大且亟需重点扶持和推动。

现在，大量“自由职业”者的出现，对上海来说也许是一个“好兆头”，为什么呢？

一是上海今后高质量发展靠什么？

它不仅要靠科技创新引领、新兴产业支撑，作为城市，它还需要有根植于底层的内在活力、张力和动力。

过去有种说法：

上海有实力、但缺活力。

大量“自由职业”者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力的体现，它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中，是对固有思维、习惯和体制的迭代。这些城市内生的活力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讲，要比在其它组织形式内的人更具有创造性；

二是它反映出上海的经济结构、企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就业结构正在朝着符合经济规律的方向转变。

根据Upwork发布的“2023自由职业前瞻”报告，2023年有38%的美国劳动力（约6400万人）从事“自由职业”，这一数字比2022年增加了400万。预计到2025年，“自由职业”者的比例还将继续上升，尤其在年轻一代人中更为显著。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支撑经济发展的就业结构是否合理、是否优化非常重要。

从计划经济时代，清一色的国有企业职工，到改革开放后国企、外企、民企从业者三分天下，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尽管我们手里没有“自由职业”总量的确切数据，但推测也是要以百万计算的。

如果到了“自由职业”与其它就业人群形成四分天下、甚至三分天下时，生产力是否又会有更大的飞跃呢？

上海始终有领风气之先的品格，“自由职业”者的快速增加，不也是一种领全国城市经济结构、就业结构优化的风气之先吗？

三是“自由职业”者队伍的扩大，也为上海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创造了条件。

可以讲，“自由职业”者不仅大都具备了消费的物质条件，而且他的工作与消费是融合的，消费时间、消费频次、消费量恐怕要远超“上班族”，在某种程度上讲，“自由职业”者往往可以与“中产”划等号。

他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拉动了更多人就业，还可以成为促进消费的生力军，这不是上海提升消费的又一个独特优势吗？

总之，“自由职业”者队伍的壮大，并非简单地用现在“就业难”能够解释的。

它形成的因素来自多方面。

其中不排除有些人因找不到工作而从事“自由职业”，但从上海城市的发展阶段看，它既有现实的因素，更有深层次的规律性在起作用；

从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发达国家演进的趋势看，这种既不用政府出资，又能创造财富，还带动就业和消费的“自由职业”，其规模的不断扩大，恐怕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反映，是人们择业观念变化的体现，也是城市新经济对就业方式、就业结构、就业人群提出的新需求。

原创作者：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夏宇

来源：上海转型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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