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者从来不需要被理解

引领者都在专注于引领某些方面的潮流，从来不需要被理解。

封建时代持续的时间太长，足足有两千多年。封建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很深，甚至在很多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不可消除。倘若有引领者想要打破这种封建思想的束缚，就很容易被人诟病，甚至被人称为离经叛道。古代很多改革家经常被人们评论，毁誉参半。人们总是认为“成者王侯败者贼。”成功了就是王侯将相，要被历史铭记，也是人们乐于称道的；失败了就是盗匪，是贼，不会被历史记录，即便写进了史书，也是以不光彩的身份进入的。很多历史上的改革者大多不被人理解，甚至被污名化。改革者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甚至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并不能触动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甚至有的改革者作茧自缚，沦为笑柄。商鞅变法成功，但最终死于自己的新法。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却被很多其他学派诟病。后代的改革者总是时代的引领者，想要实现社会改革，但成功的比较少。王安石变法出发点是好的，却最终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不但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福利，反而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也给各级官员提供了权力寻租的方便。王安石也被污名化处理，其实他是那个时代的引领者，只不过没有变法成功。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引领时代风潮，推翻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制度，破除了科举制度的危害，但受到很多人的攻击，尤其是那些封建遗老遗少的攻击，认为他改变了祖宗之法，而且引入了西洋思想，要颠覆整个国家。这种担忧是毫无必要的，但很容易往革命者身上泼脏水，也很容易让他们这种引领时代风潮的行为受到限制。革命者要锐意进取，要打碎旧的世界，建立新的世界，并不惜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倘若革命是温文尔雅的改良，那么最终将会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革命者成为被玩弄的对象，而他们引领时代风潮的激进行为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被弄得一蹶不振。有一些革命者进入反动阵营，成了反动阵营里面的帮凶，也成了御用文人，成了特务，成了卖国贼。在引领过程中，他们突然发现自身能力不足，对方阵营过于强大，而革命的结果却不一定那么好，就会纷纷倒戈，要卖自己的灵魂。其实他们没有看到革命的长期性，没有看到困难的暂时性，总是觉得革命能够一蹴而就。当他们遇到挫折和磨难的时候，没有挺过去，反而走向了反革命的阵营，怎么说都是错误的。虽然他们苦于无人理解，但他们的选择是错的，理解他们的人当然就很少了。

倘若对错是以成功和失败来确定的，就仍然会陷入“成者王侯败者贼”的逻辑怪圈。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只要有引领者，就应该被理解。但很多人并不理解引领者，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引领者的光辉，听到的是引领者的缺点和错误。时间长了-，他们就会对引领者产生一定的偏见，认为引领者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事实上，一些引领者确实如此，领导人们奋斗成功之后，就坐享其成，却并没有把胜利果实平均分给人们，以至于被误解。社会革命很多都是这样的，科学研究方面却不是这样的。引领者总是提出开天辟地的想法，提出让人惊讶的想法。当他们要把这些想法付诸实际的时候，就会招致很多非议，甚至会有人嘲笑他们，说他们“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他们并没有被吓住，而是勇敢地投入科学研究领域，一往无前，最终研究出了令人惊讶的结果，造福人类，而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成了这个领域的佼佼者，甚至成了领导者。

倘若按照“成者王侯败者贼”的理论来看，引领者成功了就会被人们顶礼膜拜，失败了就会被人们唾弃。但引领者既然成为人群的领导，或者说成为时代风潮的领导者，就不会顾及成功或失败，而是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勇敢地奋斗。就像古人说的，“不成功便成仁。”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往前冲，不会有任何退缩的心理。人就需要有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能办成大事。不然三心二意，畏畏缩缩，连小事都办不成，就更别提办大事了。引领者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不会在乎别人的议论。倘若他们总是在乎别人的议论，专注于别人议论的好坏和善恶，就很容易裹足不前，甚至自废武功。引领者需要锐意进取的精神，需要破旧立新，需要像革命者那样砸碎旧的体系，建立新的体系。他们要破旧立新，要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狂奔，哪怕被验证是错误的，也无怨无悔，可以从头再来。这种精神是实验的精神，在经历多次失败之后获得成功，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够获得成功。

引领者从来不需要被理解，渴望别人理解的引领者不是真正的引领者。因为引领者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自己的事业上，根本无暇顾及别人的议论，也不会在乎别人的议论。不管别人理解不理解，他们都会专心致志搞自己的事业，哪怕不成功也一样搞下去，起码增强了人生的体验，人生也不会荒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