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带娃靠谱吗？

*本文为《半月谈内部版》2025年第4期内容

在智能化社会提速与鼓励生育的大背景下，针对儿童陪伴与早教的机器人受到中国新生代父母关注。按照传统的性别分工，女性是育儿劳动的“一把手”，而育儿机器人能通过人工智能和语音识别技术与儿童进行直接互动，从而在情感陪伴、学习辅导和行为培养等方面替代母亲做更多事。父母、智能机器人共同参与，“人机合作育儿”方兴未艾。

女性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智能机器人入场？机器人是母职代理人还是代际关系的竞争对手？人机合作育儿能否让女性实现“放下手中的娃，拾起心中的梦”？

育儿意义划界

“有意义的工作”与“不重要的琐事”

由于和丈夫长期在广州从事销售工作，温女士把3岁的女儿寄养在东莞的父母家。半年前，她给女儿买了一款卡通外形的可爱机器人，却从此引发了“用机器人上瘾”与担忧小孩更喜欢机器人的心理矛盾。一方面，她希望智能机器人能用更丰富的百科知识、更生动的讲故事技巧、更多元的歌舞曲目来陪伴小孩；另一方面，她又担忧孩子对有问必应、百依百顺的机器人形成深刻的情感连结，甚至对类人机器人的依赖超过妈妈。

“两年前我给4岁女儿买了一台智能机器人。当我工作一天回家还得加班，又被要求一遍又一遍陪读绘本时，我就会主动提出让孩子去找机器人玩。”来自深圳某外企的Linda调节人机合作育儿中母职劳动与智能化教养的关系，是以自身的劳累程度或特定劳动的社会意义为依据。

这是很多兼顾事业与家庭的母亲的普遍情况。妈妈们会积极思量哪部分育儿劳动适合外包给智能机器人，同时又不至于威胁她们的家庭地位与角色期待。比如划定自身与“智能育儿助理”的等级与分工。她们会区分出“有意义的工作”与“不重要的琐事”，前者包括教育孩子礼仪、情商、社交能力等关乎“价值理性”的活动，后者则包括给小孩放动画片、讲故事等教养成本偏低的娱乐活动。“有意义的工作”更像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母职”，她们反复强调“这是我的孩子”“机器人肯定替代不了”，认定自己会主导孩子的教养权。

对育儿意义的划界，本质是一种分工实践：一来，“精神层面的母职”有助于强化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以及作为女主人的象征秩序；二来，将育儿工作中“不重要的琐事”转包给机器人，体现出女性将智能机器人视为传统育儿方式中部分“无意义”职能的平替。

育儿场景划界

当长辈介入“人机合作育儿”

尽管核心家庭逐渐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家庭模式，但祖辈（尤其是奶奶或姥姥）往往会参与到子代的育儿实践中，并对智能机器人持有中立或消极的态度，表现为不赞成购买，购买了也不使用，以及媳妇/女儿使用时会担忧、干涉或埋怨。

一方面，祖辈担忧家庭网络外的“不速之客”机器人，及其精确的编程语言和科学的知识设定，会威胁自身从艰苦奋斗年代积累起来的、经验性的劳动本领。另一方面，祖辈帮忙带娃大多涉及有酬合作，即无暇带娃的父母每个月会给帮忙带娃的长辈一定经济补偿，或带他们外出旅游。然而，人机合作育儿是一种无偿外包——智能机器人靠电池就能持续运作，“一次花钱，长期受益，想用就用”，进而导致了传统家庭观念中“谁主内”“谁是外人”的身份发生翻转。

为了平衡祖辈的心理弱势，不同对象和不同情境指向了女性对机器人的两种策略性使用。一是祖辈在场时的展演型策略。当与祖辈共处一室时，女性会频繁向他们展示孩子与机器人玩耍时的开朗个性、行为，比如引导孩子模仿机器人的某个动作或让孩子跟着机器人背诗，或反复强调“血浓于水”“机器人只是工具，哪比得上亲生的”，淡化长辈们对使用机器人带娃的担忧。

二是回避祖辈在场的迂回型策略。很多妈妈提出传统母亲角色（亲力亲为育儿）与追求个人价值的冲突，并苦恼于自己购买机器人以适当减负的初衷，被长辈们解读为“乱花钱”“不想带娃，想偷懒”。为此，她们有意避免在祖辈面前使用机器人，而当有长辈在场时，她们会主动“表演”一些家务劳动，避免机器人对“贤妻良母”角色的收编与占有。

育儿风格划界

我与机器人有啥区别？

陈女士是河北一家幼儿园老师，也是自己6岁儿子的“班主任”。为避免儿子放学后极度依赖母亲，她让儿子每晚向早教机器人交流当天学校的见闻，自己只是旁听且不参与人机对话。“他把机器人当成同龄朋友，能说秘密的那种。他向机器人吐槽时是不用看（家长）眼神的……我不希望小孩太黏我。”疏离的“严母形象”不会挑战母亲作为“育儿之主”的地位，反而有助于她们执行对孩子的观察与管教。

而在有些家庭中，“权威的母亲”与“亲密的机器人”育儿风格分工可能会翻转为“道德化的母亲”与“机器人替罪羊”的分工。当母亲面对不听话的孩子时，她们会展现一个“道德化母亲”的形象，比如会耐心哄孩子、手把手教孩子，而将“禁止孩子看电视”“再不睡觉就抓走”等禁令性的教养行为让机器人来承担。

我们恐难再将日渐兴起的智能育儿机器人，简单解读为中国家庭内一项用于辅助育儿的技术客体。女性与机器人围绕人际关系、家庭场景、角色互动、教育价值观等内容共同建构的“人机合作育儿”，凸显出家庭教育理念新旧更替、代际关系、社会性别互动等命题的复杂性。因此，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智能机器人介入家庭生活的伦理问题，以及家庭教育智能化、现代化遭遇的伦理问题，都值得研判和应对。

作者： 任韵灵

（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