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任剑涛（下）：现代政治制度的优劣，往往从“纠错”能力强弱上体现

学人简介：任剑涛，1962年8月生于四川苍溪，现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近期出版著作《混搭的承诺：现代政治观念史40讲》（2025）。

采访人：赵逸轩、王琦、张鑫浩，学人Scholar志愿者团队成员。访谈分为上、下两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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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值得珍视，但切忌“形式化”移植

学人：我们当下所倡导的“传统”是不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任剑涛：对，我们实际上一直活在传统之中。然而，在现代冲击的浪潮中，所谓的传统派往往是借助传统之名，以传统树立自己的现代权威的人群。所谓的“古今之争”，实际上是“诸神之争”——他们以古代的权威冒充现代的判官，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古代立场，表达的仍然只是现代立场。因此，无论是中国古典派还是西方古典派，只要以古讽今，我们都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他们是在“装神弄鬼”。

当然，“装神弄鬼”的说法或许有些苛刻。苛刻之处在于：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主张和立场参与现代讨论，但他们拒绝采取这种直观、理性和妥协的立场，而是试图以他们欣赏的“古代方案”全盘替代现代方案。中国的古典派主张用儒家方案替代现代方案，西方的古典派或简中的斯特劳斯派则主张用柏拉图的方案替代现代方案。但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实际上，他们是想借助西方或中国的古典资源，将自己确立为现代唯一的观念权威。这可以说是一种选择性的技巧，也是一种理性的狡计。他们深知大众缺乏判断力，便以古典之美好自居，试图让大众相信他们才真正代表古典，也才能引导人类彻底走出现代泥淖。

但这种理性的狡计很难兑现。那些提出伟大观念的人，早已被封存于其特定的历史时空，不可能从地下爬起来告诉我们，今天为何应当采取他们当时的方案。当下所谓的古代解释者，所构建的古典说辞，早已脱离原初的时空。如果有人宣称某个古代权威所提出的方案有多美好，这实际上只是宣称者自身的认知，而非真实的历史美好。真实的古代美好很难存在于当下的时空之中，而是已经在时间、空间、人物、事件的客观隔绝中消散。或许说“淘汰”古典有些苛刻，甚至可能显得不够尊重古典学，但至少我们可以明确一点：旨在非议现代的古典学阐释者必须认清自己是现代的主张者，而非古典的古代主张者。特别是在简中世界，古典主张者往往诉诸古代的原初完备性权威，以此校正现代的碎片化权威，使自己成为“权威的权威”。但这种逻辑在物理空间上是讲不通的，在社会发展层面上更是错置时空的荒谬。

比如，有人试图通过孔子校正现代世界，这无疑是荒唐的。孔子时代的时空与现代时空完全不同，世界、社会、国家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也是旨在颠覆现代的古典学权威的核心特征之一——他们往往打乱时空关系，诉诸一种形式化的特征比较。在现代，我们强调政治的公共取向，他们则以模糊不清的公共性定义公共。须知自由、立宪、民主与法治都有其现代特指。只有在财产归宿明确的前提下，个人才能独立自主地讨论公共事务，这才有可能构成真正的公共对话。但反现代的中国学者以公共性替代公共时，往往刻意忽视这一点。现代化的概念是18世纪以来的产物，涉及市场经济的兴起、政治民主的建立、多元社会的浮现。这些因素自古即有，给了所谓公共性话语以支持理由。但古代的萌芽与现代的成型之间隔了千山万水，绝对不应以一个公共性概念将之混为一谈。但在汉语世界的相关讨论中，讨论者往往不愿面对这些矛盾，而是以模糊的“现代性”概念将古今的眉毛胡子一把抓。这种混乱的讨论方式是汉语学术界的重要特征。概念的滥用与混淆使得真正的问题被掩盖。

我在讨论政治哲学时，尽量避免使用“现代性”这样的含混概念。同样，我也主张严格区分“公共”与“公共性”，以避免概念混乱。概念的混乱实际上是语言的腐败。而汉语学术界的语言腐败尤为严重。这种腐败的表现之一就是偷换概念的原始含义，使其泛化，最终导致讨论变得含混不清。现代与公共的兴起本是清晰的问题，但经过这些混乱的讨论后，竟然有人得出“先秦已经很现代”的结论。如果先秦已经现代，那我们又如何面对现代遽变、又何必讨论现代转变？

在理解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将个人主观主张与社会发展客观事实区分开来。古典派往往批评“现代性”的缺陷，但这实际上是在批评人类的缺陷——古典社会同样存在缺陷。人不可能永生，而古典派往往幻想人类社会能够达到完美的状态。这在简中世界尤为突出。例如，中国的施特劳斯派认为政治必须有终极答案，儒家则执着于圣君、圣王的理想。然而，孔子早已清楚地表明，即便是尧舜这样的圣君，也无法达到理想的治理境界。

今日儒学再次将孔子塑造成一个“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角色。这样的做法不仅混乱了知识，也混淆了观念，更带来了对时空条件的误判。在概念辨析上，我们不能用形式化的概念替代实质性的概念。比如，现代（modern）不等于现代性（modernity），公共（public）不等于公共性（publicity），民主（democracy）不等于民主性（democraticness）。但汉语学术界往往懒于深入探讨，而是滥用这些形式化概念，导致古今混淆、时空错置、主体模糊，最终让讨论变得支离破碎、不知所云。

年轻人由于生活经历有限、理论修养不足、好新鹜奇有余，很容易受到这些混乱概念的蛊惑。他们看到这些理论似乎包罗万象，汇聚古今、涵括中外，便误以为其学术高深。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理论表述的新奇，而在于研究的逻辑是否清晰。一个有限的人生，哪那么容易做出轻易超拔现实、兼通古今中西的学问？！有人采访我时常说我“兼通古今”，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导性的说法。我虽然借鉴古今中外的知识资源，但我的研究是问题导向的，而非炫耀知识的广博。真正的研究者，不应自诩通晓一切，而应当聚焦于现实所汇聚起的问题的探讨。

学人：简中世界“反现代”的学术风潮是不是和世界范围内“去殖民化”的趋势同频共振？虽然两者的立足点完全不同，但就好像股市投机一样，后者体系中的词汇是一支热门股票，前者中人就持续加仓？

任剑涛：你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对，因为炒股的核心就在于对一只股票的认知随时可以变换，关键是能在股市中赢。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新潮学问”兴起，西学的传入让大家感到新鲜，但可惜自始至终中国的西学都显出剑走偏锋的特点。这与我们一味追赶新潮，而不辨析现代的基本价值和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总是在校订方向，一方面不愿意总结西方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则是简单地拒绝西方作为我们的老师，结果就是盲目告别我们心中确认的那个“西方”，却十分不清楚究竟该告别“西方”的什么。

如果认为西方的现代发展存在失误，关键是要总结他们的具体失误在哪里，而不是简单草率地一股脑反对不清不楚的“西方”。但国人往往不愿精思明辨，而是习惯于在赞成与反对之间选边站。这就像80年代开始的现代观念引入，最初，人文社会科学界还比较稳妥地接受现代观念，而影响更大的人文学界却陷入了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不能自拔。随后更以“反思现代”、其实是“反对现代”的姿态颠覆现代。当然，二战、纳粹、理性主义缺失，都是需要反思的。可惜中西的相关反思都有点走火入魔。例如西方的鲍曼（Zygmunt Bauman）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直接指认“大屠杀是现代性的结果”。这是个非常糊涂的说法。他没有严格区分不同层级的问题，导致后来讨论彻底脱离了现实背景。

图：齐格蒙特·鲍曼（波兰语：Zygmunt Bauman，1925年11月19日—2017年1月9日），波兰社会学家。1971年因波兰反犹主义被迫离国前往英国定居，成为英国利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鲍曼因将现代性、大屠杀以及后现代消费主义联系起来而广为知名。

首先，鲍曼的论断存在时空错乱。他缺乏对人性问题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具体表现进行区分的能力。因此，他认为现代工业化、理性化直接导致了纳粹的工业化杀戮，进而得出类似于“现代性太恐怖了”这种结论。但事实上，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哈佛大学的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其所著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一书中做过统计，所谓“现代的战争屠杀”，与古代冷兵器时代导致的人类涂炭相比完全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如果按照死亡总数来看，古代冷兵器战争所导致人类灭绝的灾难性程度远远超过现代工业化战争。

图：《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美]斯蒂芬·平克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

平克提出了两个值得人们注意的统计结果：一个是现代工业化之后，由于国家暴力能力的存在，战争数量总体在减少。另一个是冷兵器时代，直接死于战场的人数不少，因战争流离失所、饥荒瘟疫而死亡的人数也极其庞大，远超现代战争造成的死亡数。如果不看西方数据，单看中国的人口史。人们也会发现，只要朝代更迭，人口会骤然减少50%到80%，多么令人惊骇。

鲍曼的理论论证、或者存在主义论断的“他人即地狱”，再到后现代主义者的观念，都体现了西方现代思想的歧路。但问题是，中国在80年代引入这些思想时，尚未建立起对现代信念的普遍共识，也缺乏对现代思想的甄别能力。因此，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丧失了价值判断力、制度选择的理性，逐渐堕落到以腐败性的学术概念来处理现代问题的地步，导致我们缺乏对现代观念的甄别能力。这就导致了理论层面的“现代化”变成了一场“乱拳打死老师傅”的闹剧，既看不出思路，也看不出套路。

其次，到了后现代理论的全面涌入，我们又开始盲目引进时髦理论，试图用“新潮”来影响社会。但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如果追根溯源，早在梁启超、陈独秀那一代的文化运动健将，就已经为之埋下了隐患。当时，大家缺乏社会科学训练，没有对概念进行慎重区分，只是凭借华丽的文学笔法，将西学一股脑地引入中国。而受众接受时，往往也是囫囵吞枣，只觉得新潮，感觉到新鲜，便趋之若鹜，很少判断其真实价值与现实效用，甚至将人们放慢脚步去做的甄别工作轻率地视为知识上的落伍，结果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对现代知识的接受状态。不计后果尾随西学新潮的做法败坏了中国的现代价值与制度建构：既没有让现代基本价值成为国人的共识，也没有让人们普遍接受现代基本制度安排。所谓理论上的无端创新主张花样翻新、四处泛滥、经久不息。

现代政治观念的影响极为深远，它决定了现代制度的建构方式。一旦在观念上走上歧路，最终带来的就是政治灾难。因此，不能单纯以时髦作为知识优劣的判断标准，更不能像墙头草一样东摇西摆。如果你回顾中国学界80 年代以来的知识立场，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站在西学前沿的学者，他们80年代的立场和现在的立场完全不一样，甚至南辕北辙，这说明他们没有真正的知识立场。但在新一代学生眼里，这些人好像一直是弄潮儿。实际上他们毫无思想稳定性，不过是一批随波逐流的思想投机者。

在人文领域，也许随意求新会被认为是研究者个性的体现，但在社会科学、管理科学这些关乎制度建设的领域，不能一味求新，否则就会抛弃基本价值和制度底线。结果就是越新潮，越危险。但学术界往往不愿意去区分这些问题，甚至不愿得罪同行，应当辨析的论题缺乏必要的争辩，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变得漂浮不定，缺乏稳定的政治价值观。

直到今天，中国只追求时髦，而不甄别基本知识的风气依然存在。这是非常糟糕的现象。所以，我为什么要强调观念的甄别？因为政治观念关乎国家制度的稳定，我们需要在各种主张中做出清晰区分，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哪些是基本价值观的共识，哪些是不可动摇的制度原则。例如，生命、自由、财产，这些现代政治观念是铁打不动的。但在某些“学术”讨论中，有人鼓吹以革命剥夺财产，却忽视了财产由少数代表者掌控的危险，这样不仅让大多数人失去了财产，也让实际握有财产者对财产的使用随心随意，结果也达不到财产公有保证共富的目的。因此，在知识与观念的选择上，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不能仅仅因为“时髦”就盲目接受，必须有稳定的知识立场和价值判断。

05

现代政治制度弘扬理性，避免社会陷入情绪化泥淖

学人：您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提到历史文化因素对人们思维的潜在影响。如果未来朝着“超国家”的方向发展，各具特色的地区历史文化传统将起到什么作用？

任剑涛：如果用“必然”来概括人类的政治选择，那就未免太僵化，太黑格尔式了。这种强烈的历史决定论主张正是德国历史辩证法的主旨。我之前就提到，我们对德国人的政治思维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德国的中世纪政治逻辑建立在日耳曼人野蛮治理的基础上。而在现代转型时，日耳曼人实际上也明显落伍。他们最终选择把自身落后的世界想象与民族国家的立宪民主建构切割开。这种想象的危险性已经呈现，值得随时警惕。

我宁愿将所有人类政治生活中浮在表面的基本管理和制度都看作是偶然的产物。原因何在？我们世界上很多人认为政治选择是既定理念的产物，并且可以归结为某种必然性的理论取向。决定论的形态主要有两种。一个叫神定论，比如基督教世界里不少人说，西方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基督教的“神”带来的结果。这反映了部分事实，但有点过甚其词。我们必须看到，十四和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尤其与十六和十七世纪对基督教教会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最后以政教分离收场，这是先前流行的神定论版本的破产。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基督教信仰对现代政治的重要性。有的人说这是我屈从于基督教压力的说辞，我认为不是，而是客观的描述。另一个是历史决定论。有人认为，人类今天以民主国家作为趋同的政治目标，是历史演变到今天的必然，人无法违逆，只能尊从。但实际上，历史并不是既定如此的一个过程。历史是个人和群体活动的偶然结果。如果历史是既定的，今天、明天、后天的活动结果都是被注定了的，那我们就无需作为，等着它发生就行了。如果历史按这样的决定论去理解，它就会抹杀人的主体性、灵活性和主动性。再一个则是社会进化论。这是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形成的观点，认为人类的政治秩序是进化的结果。比如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的政治秩序研究，他反对契约论、但比契约论更激进，他指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因此契约论是虚构的；人类社会之所以会成为今天这个面目，是社会进化的结果。进化论带有明显的决定论色彩，与神定论、历史决定论具有知识的同构性，因为它主张政治进化到今天是一个非如此不可的过程，别无其他可能性。

我坚持契约论立场，它主张社会发展到今天是现实中人的合作博弈的结果。契约论主要是一种解释性理论。在社会实际运行中，契约是偶然形成的，但它对人类合作性行动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自从人类社会制定宪法、确立依宪治国的现代政治模式以来，宪法作为最高契约对人类政治体的顺畅运转起到了良性引导作用。最高契约并不是神定的，也不是历史必然的产物，更不是进化的某个环节，它是人为自己立法的产物。在宪法之下，公法与私法体系挺立起来，“依约即依法”的治国模式就此浮现出来。人说这种契约的订定，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锤子买卖。这是一个误导。每隔几年的一次选举，本质上就是重新立约：以再次立约而自愿地续约。以四年或五年为周期的一次投票就是不断地续约或立约。一旦选民要重新立约，曾经依约获得权力的人就得下台。这不是简单的投票问题，而是契约更新的过程。在政治观念史上，对选举仅仅做政治科学的解读是根本错误的。

我一直强调，在政治科学上，“选民”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统计概念，而是一个规范性的政治理论概念，选民就是立约者。霍布斯也好、洛克也好，他们在论及契约时，尽管将一切成员都放置在平等的位置上，但重视的是统治者入约的问题，对被统治者的重视程度不够、论述也比较粗率。只有在选举制度中，立约的双方才对等出现：三权分立是统治者之间的权力配置，人民让政府解体是三权失位的结果，在权力有效作用的范围内，人民与政府的共同依约而为才是关键。到了20世纪后期，选举成为普遍的世界现象，立约的另一方——人民，逐渐为人所重视：这不仅是在人民主权的一般立约前提上凸显人民对国家的重要性，也是在政治科学上以民意测验的形式提醒它的重要性。

施派在制度上存在盲点，它注重的是政治抒情：抒现实不满之情、抒理想政治之情。人们对现实是普遍不满的，因为生活琐事令人不满的地方太多，它会转移并集中到政治领域中。一切建立在指责现实不满基础上的政治论说，都会有很多呼应者。抒发理想，许诺最大限度地优化政治，更会以点醒梦中人的振聋发聩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关键是他们从来不对替代民主制度的制度设计花费力气，一是他们的诗化热情这一兴趣定势，造成他们对政治制度缺乏知识准备和理论资源；二是因为他们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现实批判之中，已经无剩余精力去设计改良性体制了。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是了不起的，但他不思考如何优化制度，也不关心未来是否可期。他们只是在现实不满与未来理想之间跳跃，而现实制度如何改进，他们根本不感兴趣，也显得无能为力。这种政治抒情缺乏真正的制度建设意识，因此最终是无疾而终的。

学人：在《混搭的承诺：现代政治观念史40讲》一书中，您提到了“悲情”、“恐惧”、“冷漠”、“激情”这些个人情绪构成的集体情绪浪潮与政治观念、政治实践之间的张力。理论家会受时代情绪的影响，而大众情绪又会裹挟政治实践并影响其效果。在您看来，政治观念和情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些关系？

任剑涛：政治理论实际上要处理的是人的安全需求并设法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因此，现代政治学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将人对安全的需求即免于恐惧的需要固化为首要的政治行为动力。但实际上，在政治世界中，人的情绪和理性始终是一个永恒的矛盾。因此，我不同意鲍曼的观点，即大屠杀是现代性的直接结果，并非如此，与其说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产物，不如说它是人性的结果。

政治生活的本质是什么？起初，人类抱团取暖，是为了用集体的力量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其他物种的挑战。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无法独自生存，社会分工合作便成为必要。但分工合作机制之外，被政治“挤压式”地驱动的强制合作或服从总是让人心生恐惧。从古至今，不只是政治学，而是几乎所有学问都认为人的首要需求都是免于恐惧。霍布斯说他与恐惧是双生儿，反映的是霍布斯内心挥之不去的恐惧感。因为当时英国王政陷入混乱，新兴贵族争权夺利，内战爆发，最终克伦威尔的“革命”导致流血冲突，并在现代历史上首次砍下国王的头颅。恐惧不仅是现代的特点，也是人类的根本心理特征。

从根本上讲，在人机合一体诞生之前，人类总是“向死而生”的，没有人能逃脱死亡。当人想到死亡，恐惧也就随之而来，由此引发焦虑、不安、烦躁等情绪。如果政治生活不能提供安全保障，这种恐惧就会成为人类的常态。但如果我们固化这种情绪，就会走向非理性政治，并最终堕入霍布斯所说的“丛林状态”。为什么霍布斯认为人类必须从丛林状态进入契约状态？因为丛林状态会导致人类毁灭：强者可以消灭弱者，但弱者联合起来也能除掉强者，绝对的安全从来都不存在。

人类为了免于恐惧、追求安全，就必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生存的政治制度以确保安全。因此，政治理论和政治观念的运思始终围绕着如何调节人们的不安情绪，同时平衡由此带来的乐观或悲观预期，安全因此成为可能。如果政治制度的设计完全被情绪所主导，就会导致非理性政治，安全也就无从保障。

契约不是人人的期待。人们长期渴望一位英明的救世主，如哲学王或柏拉图式的完美统治者来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人们又畏惧群氓的集体暴力，幻想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神性领袖横空出世。西方如此，中国也不例外。蒋庆就曾经说过，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有盼望“圣君”的光荣传统。这其实就是中国版的柏拉图式政治秩序观念，即寄希望于一个天纵之才解决所有问题。这种思维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专断化的政治观，认为像神性人物能解决一切问题一样，一个绝对权威的统治者也能如此。

然而，如果我们真正理性地面对政治现实，就必须承认，我们确实时刻受到各种情感、情绪的影响，因为人是有情感、情绪化的生物。说人是“情感动物”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在政治理论和政治观念史上，人必须以理性来定位。人必须学会控制情绪、过滤情感，而不能让情感与情绪控制自己。如果让情感、情绪泛滥并主导政治决策，人类社会就会退回到丛林状态。一旦人们对不安全感作出极端反应，开始消灭身边所有可能的威胁，最终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其他人也会因恐惧而联手反击你。这正是人类政治史上暴君的历史和反暴君的历史不断交替上演的根本原因。一个理性合作的社会政治机制不可能建立在情感与情绪的基础上，只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这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宿命”。

学人：您觉得，从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人是越来越情绪化了，还是越来越理性了？

任剑涛：其实，这是一个互动而互有起伏的过程。古往今来，人类既没有处于绝对情绪化的状态，也没有处于绝对理性化的状态。断言理性化或者情绪化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或者是一个递减的过程，都显得幼稚了。不过，有的时候，人们是可以看出情绪化攫住社会的情形。比如，中国人常说某个衰颓的朝代“气数已尽”，这个说法不过是说社会几乎被不可求药的悲观情绪扼制了情绪，无望的情绪弥漫到全社会：从官方到民间、从思想到行动，整个社会被绝望情绪所掌控。当这种情绪达到极致，社会进入极度不稳定状态，改朝换代便是势所必然的事情。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就是因为一线生计都被剥夺，绝望中激发出反抗的情绪。但改朝换代的新生力量需要在情绪中激发社会理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才有望一步一步夺取政权。推翻前朝暴政后，新的统治者必须要“与民休息”，致力培养民众安定的情绪，依靠制度来实现稳定。这个稳定的过程，其实就是社会重新理性化的过程。尽管理性化的程度有高有低，核心在于制度是否促进社会安定，以之助长社会的理性精神。

人类社会进程本质上是理性与情绪两种状态的波动。如果这种波动能够相对平衡，社会就会稳定发展，政治体系也会相对稳固，社会就会被理性主导而免于混乱。现代政治体系之所以较为稳定，尤其是英美体系，原因就在于它们建立了制衡机制。即便出现情绪化的领导者，比如今日的特朗普，但制度仍然能够对他进行制衡。共和党并没有完全“特朗普化”，便是因为存在制衡力量，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就公开反对特朗普，最高法院法官巴雷特投票反对特朗普的行政决定，让特朗普很难为所欲为。这说明，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情绪化治理很难彻底主导政治议程。

在非理性的政治体系下，情感与情绪很容易主导政治议程，并造成极大的政治灾难。比如今日俄罗斯，决策往往受制于普京个人的情绪，因为其他人、以及整个制度都无法制衡他。一旦有人试图制衡，就可能被清除。因此，俄罗斯才陷入国家衰颓状态。人所周知，理性化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具有“纠错”能力。世界上没有哪种制度对另一种制度具有绝对优势，但制度的优劣往往从“纠错”能力强弱上体现出来。

必须强调，如果政治过于理性化，就会压抑社会情绪，而当这种压抑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就会发生强弱程度不同的反弹。政治需要的是一种理性化的安排，但它同时也要疏导人们的情感与情绪。因此，治理的关键在于平衡二者，而不是单纯压制或放任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就像治水一样，政治不能采取鲧治水的方式去堵，而要像大禹治水一样尽力疏导。这就是政治的秘诀——既不能让社会过度情绪化，也不能让制度失去理性调整功能。因此，政治的本质就是一块“翘翘板”，关键是要让活动其上的人保持平衡。制度的“纠错”能力则是维持这种平衡的关键。

06

理性看待当下政治回调，人文社会科学需要关注现实

学人：美国大选落定，很多人预测世界开始进入“保守派回潮”的新周期。很多人，包括不少进步人士和科学家的情绪甚至比2016年更加悲观绝望。您怎么看待这种大众情绪？

任剑涛：特朗普两次当政带来的巨大波动，确实让美国社会陷入了一种焦虑和不稳定状态。但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其实很正常。如果把时间跨度拉长，把所有总统的执政状况进行复盘，就会发现，特朗普的波动幅度并不是最大的。例如，南北战争时期，北军将领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担任总统后，认定选官即是酬庸，那个时候的治理就极为混乱。南北战争时期，被认为是伟大总统的林肯遇刺而亡，那也是因为他的治国方式激化了社会矛盾所致。1968年民权运动时期，社会失序的状态也曾经令人高度担忧。这种波动，一方面是因为社会需要消化的情绪已经到了一个关节点，社会乱象频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执政者对政策调适幅度的把握不到位，用力过猛或施策不当，都会给人极大的不适感。

美国的政治周期可以分为不同层次的波动：短波（五到十年）、中波（几十年）、长波（百年）。1945年雅尔塔体系建立后，人们曾以为它是最稳定的体系，一定会长期发挥稳定效力。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早在美国债务突破10万亿美元时，就已经有人开始惊呼财政危机。但期间执政的共和党、民主党政府都不愿在结构上进行改革，只是一味提高债务上限来维持稳定假象。这一做法导致美国债务规模逼近37万亿美元，使得财政问题变得积重难返。因此，在雅尔塔体系运行80年之际，美国不得不进行结构性重组。危机有多重，调整幅度就有多大，震荡就有多剧烈。这就是目前美国施政让人颇为不适的原因。

特朗普是一个商人，声称自己长于交易，但他的政治谋略的某种幼稚性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政治策略更多依赖的是直觉，朝令夕改是家常便饭。他清楚意识到美国继续按照现有模式运行，最终可能因财政崩溃而无法维持国内秩序，遑论维护全球秩序。因此，他主张对美国国内政治机制动刀，排干华尔街与华盛顿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沼泽；且大力要求欧洲国家提高国防预算，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军费开支提升至GDP的3%到5%。但撼动美国国内既定机制谈何容易，至于欧洲国家的军费支出依然明显低于预期。有人认为特朗普的做法太过激进，但他的这一策略确实动摇了国内体制机制，并迫使欧洲国家做出适时调整。这些反应打破了旧有的稳定，使人们感到混乱，但这种混乱并不一定会长期持续，或许是结构调整过程中的短期震荡。

大国的政策调整周期通常是10年左右。可以预期，美国的政策调整无法在特朗普的一个任期内完成，后继者必须继续推动这一进程。不论是万斯、卢比奥，还是其他共和党人，他们都可能延续特朗普的政策，也可能中断他的政策。如果美国民众在未来十年间仍支持共和党，这一调整将持续推进；但如果民主党再次执政，则明显会中断这一进程，出现显著的政策回调。然而，无论哪个党派执政，结构性调整的需求都不会消失，反而会成为未来政治竞争的焦点。这意味着，未来十年美国仍将处于持续震荡的状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势力的博弈会导致短期的不稳定，但从长期来看，这种震荡可能是调整国内秩序与全球秩序的一部分。

学人：欧美高校如今正在经历着“文科关停潮”，许多接受学院式训练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并不再选择回流到高校，而是进入各种咨询公司、文化产业及智库，进行更加现实导向的研究工作。“研究”不再是学界的专属，而是滑动到学界和业界之间。在您看来，欧美高校的“文科关停潮”和我国的人文社科被轻视有什么异同？人文社科学者应该如何适应这些变化趋势？政治学学者有没有可能的新发展方向？

任剑涛：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有继起的研究者、有物质资源的支撑、有稳定的研究机构后援。现代大学在这些方面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问题是，随着很多因素的变化，人文社会科学现在面临着显见的危机。说今天出现了文科关停潮，有些夸张，但文科出现危机，是人们不得不认真面对的局面。

首先，人文社会科学跟社会现实脱节了。在大学里，人文社科变成了一个有自己构造原则的知识体系，形成了专门的职业群体和职业规则。这听起来没什么问题，但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问题所在，它跟社会现实的互动越来越少，甚至可以说有点脱节到没有互动了。说得直白点，人文社会科学如果不能解释现实问题，那它还有什么意义？但反过来，学科内部的逻辑又要求我们遵循知识的规则，而不只是去迎合社会需求。这种脱离，似乎变得有些无法避免。

最典型的就是经济学。经济学最早是为现代分工体系提供辩护的，比如《国富论》就是典型代表。但现在呢？经济学家们忙着建模，仿效而起的政治学家也一心在搞统计分析，大家都在用实证方法做研究，一心关注的只是研究领域中或圈子里承认的知识建构，对社会实际变迁不闻不问，结果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了，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距离。这是一个关乎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理由的大问题。

其次，大学的分科体系把各个学科都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简单来说，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学政治的不学经济，学经济的不学法律，学历史的不懂哲学，在此基础上，大学内部还形成了一条条“鄙视链”——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大家还都能为之找到理由。这种学科壁垒造成的结果是，知识越来越专，视野却越来越窄，不仅让学生无法获得更为广泛的知识，教师也陷于专精而失于博通。

大学也想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搞博雅教育（general education）、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试图让学生的知识面更宽一点。但说实话，其效果甚微，补偏救弊的目的远远未达到。曾经被寄予很高期望的跨学科研究，虽然是个大学自救的方向，但问题是，跨学科之余怎么保证专业深度？大学本来的逻辑是洪堡式大学所定——即大学是传播和创造知识的专门场所。但现实是，大学还得考虑生存问题，学生毕业后能不能找到工作，才是入不入读大学的关键。

再次，AI的崛起将会颠覆以往的文科训练方法。在过去，人文社科的基础训练是写综述，核心能力是写论文，收集资料、分析动态、判断得失是广义文科生的基础性功夫。按照学程来讲，大学本科四年是打基础，硕士阶段要获得科研入门功夫，博士阶段则要在了解学术动态等基础上从事专门研究。但现在呢？随便找个AI工具，比如DeepSeek或者ChatGPT，输入关键词，几秒钟就能生成一篇综述，那大学四年时间、乃至于研究生数年时间所教的还有什么用？

这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职业结构。以前大家说文史哲“没人买账”，其实也不全对，中文系一直很吃香。为什么？因为中文系毕业生当秘书、当记者都很有优势，能写东西嘛。但现在AI更能写，领导根本不需要秘书帮忙写材料，自己输入关键词，AI就能生成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像江苏、浙江等地方已经用DeepSeek来处理文书工作，结果发现AI一天的工作量能顶100个公务员一年的工作量。那你说，中文系的学生以后还能去哪？

外语专业的情况也是一样。过去外语学院很吃香，但现在大家外语水平普遍提高了，而且AI翻译也越来越强。在机器翻译越来越好用的情况下，领导出国访问，拿个翻译机就能实时翻译各语种，不用再专门请翻译。为了自救，外国语大学已经不再自限于“外语大学”了，而是转向了“区域国别研究”。传统外语专业的路子也越来越窄了。

总的来说，大学必须拿出新的对策。才足以应对文科转型危机。

专访任剑涛（上）：现代政治的首要任务是“兜底”，而非提供终极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