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孙 郁
我年轻时在辽南一个县城里编文艺小报，曾收到一位老先生的稿件，觉得很有才华，只是语态略旧，词语仿佛晚清文人的调子，就擅自改了些地方。发表出来后，老人有点不太高兴，记得那是篇介绍一座古城的文章，谈了许多文化沿革，对于几个朝代的文人诗文的介绍，用的是旧文论的方式。而我自己对于此，是十分陌生的。不久报纸的主编与我说，谈论历史风物，引用古人的文章，对于那些辞章要尊重，不能按照今人的思维对待。这对于我，是不小的刺激，才知道，世间的文本是多种多样的，发表这类文章，不能轻易动其筋骨，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态度上更要谨慎。
这件事对于我后来的工作一直有不小的影响，大凡遇到特殊的叙述文体，都要掂量再三，不敢随便破坏文章的内在文气。我在北京日报编副刊时，就感到了这个原则的重要性。记得曾收到张中行先生的稿件，在一些生僻的词语旁，他要用铅笔标上“不要改动”的字样，意在希望编排时保持叙述语态的原貌。这大概是警惕编辑盲目修改词语的用法，怕破坏了文章的气韵的缘故。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这一点。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领域也存在。我后来在文物系统工作，发现在对待文物的态度上，也有以今趣代替古意的地方。比如有一年回到故乡了解重点文物的保护情况，见到一些古迹得到珍视，心里颇为高兴。但有一天见到自己幼时十分熟悉的古塔修得过新，完全没有一点古风，仿佛新造的建筑，心里便有点不适。记得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讲到，在北京认识一位有钱人，买了一个周鼎，古色古香的，却让铜匠把铜绿擦得一干二净，“一切‘雅士’，听到的无不大笑”。这其实是不懂得古物保护的要义，经历时光冲洗的面孔，是更能让后人发思古之幽情的。
五四运动以后，许多前辈为保护文物做了细致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学界对于一些古城、古村落的保护，提出不少方案和办法。郑振铎先生主张恢复历史原态的重要，他对于历史资料的挖掘与整理，就有一些独到的观点。比如对于敦煌壁画的维修、西北考古的计划、整理古书的建议，都摈斥了非历史主义态度。1957年6月15日，郑振铎在人民日报发表《传统技术的继承问题——我的一个紧急的呼吁!》一文，提及对于古老的绝技的保护和研究、继承面临的难题。认识古老的历史，倘若连前人的技艺都遗失了，则多不得要领。类似的看法，在许多前辈作家那里都有，萧乾先生在晚年有一篇《一个北京人的呼吁》的文章，也谈到古物的保护问题。他觉得在文化遗产地，不能添加现代性的元素，要保持环境的古朴之气。那用意很清楚，大凡要让人走进历史，就得剔除今人的时髦习惯，聆听原汁原味的声音。
文化遗产的保护涉及方方面面，就图书业而言，古旧书的出版，是延续文明史的重要途径。而近现代作家的文集整理，也面临诸多技术上的问题。前几日参加《路翎全集》出版的研讨会，出版社一位负责人说，这套书尊重了历史事实，对于作者上世纪40年代的词语表达方式，没有按照今天的规范方式加以修改，保持了原态。这让我很感动。我前些年写的一本书，出版时遇到很大的难处，引用五四一些学者的文字，编辑认为不通，希望改成今天的格式。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知道，汉语的表达，经历了一个过程。鲁迅的许多表述，今天看来不太规范，但那是时代的语境的一种，有个人的独特气息在。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全集》的编辑就尽量保持了词语的完整性，但一些古体字、通假字、异体字如何处理，也颇费思量。前辈学者就认为，随意按照今人的习惯更正它们，有失妥当。如何处理古今之别和时代差异性的语境，能够看出今人文化修养的程度。
现代白话文是从文言进化过来的，但如何进化的，应该让人知道。旧的典籍保留了这种元素，所以，保护前人的遗产，就是保持记忆的完整性。差异性的遗存，是刺激文化想象的酵母。苏轼就因为借助了古人的不同资源，发现了审美的新径。汪曾祺能够走出新的辞章之路，也借助了前人被漠视的经验。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例子，说起来都让我们有所冷思。不能不说，对于民族遗产是否有敬畏之心，那结果是不同的。现在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我觉得不能忽略此点。
《 人民日报 》( 2025年04月09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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