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旻：如何在今天讲述五百余岁的海上名园秋霞圃？ | 我们在上海写作

继2023年推出纪实作品《丰德园》后，上海作家张旻又在今年第三期《作家》杂志推出了长篇小说《秋霞圃》。他将两部作品视为姐妹篇，其中可见他的人生过往、家乡故园等等。

虽然曾经在此度过四年的中学时光，但如何在今天以小说的方式讲述五百余岁的海上名园秋霞圃，依然是困扰着张旻的问题。在探究秋霞圃历史时，龚汪两家交替经营秋霞圃的两百多年时光，引发了作家极大的兴趣，遥想当年可能发生什么，正是小说家乐见并擅长的工作。

张旻为小说《秋霞圃》找到了一个关键词，叫迟到。人的一生中，有些位置与生俱来，可能虚席以待，但有名有姓，早晚有归属。当属于它的某种情缘姗姗来迟，逝去的时光似乎被跃过。半个世纪，甚或数百年，恍若弹指。另一方面，却也不容忽视：在被跳过的时空里，已然留下的若许不可磨灭的历史印痕。

2023年10月，我出版了一本园林纪实作品《丰德园》。在写《丰德园》之前的两三年间，作为对这一新领域的写作的准备，我除了研读一些前辈专家的园林著述，也关注、学习本邑园林史。嘉定不仅在明清时期园林蔚兴，有记载的私家园林不下百所，而且，在上海现存五大古典园林中，有两所（秋霞圃和古猗园）在嘉定。这段时间我所做的功课种种，助我下笔写《丰德园》时信心倍增。另一方面，当我在多侧面、多角度地观察、描摹这所不寻常的新筑佳构时，她的一窗一景，恍若也构成可窥其“前世今生”的视点。笔者的人生过往、家乡故园等等，似乎亦有意想之外的呈现：看到越多，却仿佛距“现实”越远。秋霞圃、汇龙潭、古猗园、州桥头等等，这些不期而至的景象和丰德园同构书中天地，表现了时空交错下对古城故园奇景幻影的回眸。

在撰写此书下篇“丰德园视点”各篇时，给我感受最特别的是秋霞圃，原因就在于它曾是我度过四年中学时光的校园，但在我们这一届毕业六七年后，她却忽然改头换面，露出了据说是她原本的妆容。我们也这才初闻她的本名秋霞圃：我们上课在凝霞阁里；老师的办公室，旧称屏山堂；当年学生下雨天上体育课的大屋子，是1370年起就在此的城隍庙。桃花潭、碧梧轩、晚香居、丛桂轩、即山亭、池上草堂等一一被唤醒。有一块石头，竟在它的原位置被发现是本地传奇名石“米汁囊”，令人唏嘘不已。

在一篇记重访秋霞圃的文章里我写过一件事，我曾陪几位文友游访秋霞圃，眼里所见，却依然是曾经的校园，对身边“重放的鲜花”视而不见。如对桃花潭畔的四面厅碧梧轩，我对朋友介绍说，这儿是我们的音乐教室，也是校文艺队每天下午放学后排练的地方。当我这么说时，身边一位出版界的文友忽然对我说：“你应该写一本小说，一定有好故事！”我闻之不觉一怔。其实之前我并非没有写过这儿，无论在虚构还是非虚构作品中，都还写过不少。文友的话给我的意外触动，似乎令我顿觉自己错过了什么。就在那一刻，我心里有了要写一本以秋霞圃命名的小说的念头。

然而，我遇到了始料不及的难题：概而言之，我在今天如何讲述五百余岁的秋霞圃，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故事？不必说，我琢磨，从个人角度，我应该能写一个园林背景下风花雪月的故事，比如就可以从眼前这间不寻常的音乐教室开始。它似乎就是我错过的？但我也立刻有所省悟，自己以往的写作从未进入过这间貌似必进的屋子，其实另有原因，这和当年这间大屋子每天下午在令人想入非非的校文艺队排练时从不对外开放无关。好比我在小说里从未描写过男女同学之间的对白，其中反映的现实，并不是因为生活中两性之间有环境阻隔或明令禁止。我想说的是，无论何时回望曾经的校园，我都可能会像听到文友那句话时那样心有所动，我也确实时不时下笔写过它，但我始终会觉得自己从未真正进入它。恍如局外人，却又历历在目。

关于在我们毕业后恢复原貌的古典名园秋霞圃，在学林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秋霞圃志（重修本）》里，有一段文字概括了明清两朝各个时期的《嘉定县志》中“第宅园亭”“隐德”等卷对她的零星记载，表述为：

【龚氏园】系明代工部尚书龚弘第宅之后园，即秋霞圃前身，始建于明正德嘉靖年间（作者按：一说始建于1502年，明弘治十五年，龚弘辞官返乡时），时园内景物不见著录。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龚弘曾孙龚敏卿（又名敏行）为家奴所害（一说死于盗事），家道中落，遂售宅园于徽商汪姓。万历元年（1573年），敏卿子锡爵赴乡试乏资，向汪添价，汪答，价不可添，秀才若中举，宅园可无偿退还。是年锡爵中举，汪果然践诺。万历崇祯年间，锡爵子方中常邀“嘉定四先生”唐时升、娄坚、李流芳、程嘉燧和客居嘉定的名士宋珏、马元调在龚氏园会文唱和。时园内有丛桂轩、浴德堂诸胜。清初，清兵三屠嘉定，龚氏后裔龚用圆、龚用广等十余人与侯峒曾、黄淳耀一起守城，英勇殉节。龚氏因此再次衰败，其残存的宅园复归汪姓。

史志中关于五百余岁秋霞圃的事迹，只留下这点记载，弥足珍贵。这段文字中的亮点是秋霞圃的前身龚氏园曾先后两次改姓汪。其中为人乐道的是关于汪氏向龚锡爵退还龚氏园的说法。我曾撰文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可信，明显有穿凿附会之嫌。主要疑点在于，从康熙《嘉定县志》、光绪《嘉定县志》等史志所记载龚锡爵做人为官的事迹看，他是一个正直、刚正、品位很高的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很难想象他会去向多年前已由自家长辈售出之宅园的买主要求“添价”。在上述史志中，也有关于在清初第二次接手龚氏宅园的汪氏后裔汪于梧的小传，称赞他乐善好施。这一评价完全符合当年被誉为儒商的一般徽商的品行。从汪于梧的那位祖辈在龚锡爵中举后奉还宅园的事实看，他也不是等闲之辈，假设龚锡爵对他有所求，资助在先应更合情理。据此可推测，汪氏在龚锡爵中举次年又荣登进士榜，在此背景下主动将龚尚书园完璧归赵，正合题中应有之义。后来出现的“添价”之说，应该是和市井中对商人的成见有关（暗示汪家在购入龚氏宅园时有“趁火打劫”之嫌）。这种成见被载入史志，可见史家也未能免俗。无怪乎虽然汪氏经营秋霞圃近百年，但在史志中提到秋霞圃这段历史时，它的园主始终有姓无名，这在嘉定园林史上绝无仅有。正因如此，当我在探究秋霞圃历史时，龚汪两家交替经营秋霞圃的两百多年间，两家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虽然秋霞圃作为私家园林的历史已过去三百来年，且史料匮乏，但遥想当年可能发生什么，岂不正是一份小说家乐见并擅长的工作。

在小说《秋霞圃》里，有一个关键词，叫迟到。人的一生中，有些位置与生俱来，可能虚席以待，但有名有姓，早晚有归属。当属于它的某种情缘姗姗来迟，逝去的时光似乎被跃过。半个世纪，甚或数百年，恍若弹指。另一方面，却也不容忽视：在被跳过的时空里，已然留下的若许不可磨灭的历史印痕。

《丰德园》和《秋霞圃》，我视为姐妹篇。但她们又截然不同，一为纪实，一为虚构。对丰德园面面俱到的记录，尤其是在传统园志体例中首次特辟“匠人名录”专章，某种意义上，也是有感于前人对秋霞圃界内必要的人事记录的匮乏和吝啬。小说《秋霞圃》的写作，则以虚构演绎的方式，对园史中也正在被淡忘的一段，作了必要的记录。（长篇小说《秋霞圃》载《作家》今年3月号，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出版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