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改革正步入深水区,中央与地方财政的矛盾日益凸显。1979年实施的财政包干体制,让地方财政蓬勃发展,却使中央财政陷入困境。到了90年代初,中央财政赤字严重,改革迫在眉睫。
于是,分税制改革应运而生,中央与地方按照税种划分收入,中央还通过转移支付进行调整。这一改革解决了中央的财政问题,但部分地方,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却陷入了财政困境。
在这场改革大潮中,国有企业成为了改革的重点。许多国企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亏损严重,地方财政不仅要承担这些企业的亏损,还要养活企业职工,形成了恶性循环。改革,成为了时代的必然选择,尽管这过程充满了阵痛。
1991年,山东诸城迎来了一位新的市委副书记,他就是后来被戏称为“陈卖光”的陈光。陈光在诸城的6年里,只做了一件事——改革。他的改革方式在外界看来简单粗暴,就是一个字“卖”。但这“卖”的背后,实则是国企改革的深意。
当时的诸城,国有企业状况堪忧。150家国企中,有103家亏损,43家资不抵债,净亏损高达1.47亿元,负债率接近90%。而诸城的财政收入不足8000万,却要养活18000名吃财政饭的人。面对这样的困境,陈光深知,不改不行。
1992年,邓公的“南巡”讲话给了陈光巨大的启发。他决定,要彻底改变诸城国企的状况。陈光明白,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产权问题。国家不放手,国企的性质就无法改变。
于是,他大胆决定,让诸城的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其中90%以上的企业改成股份合作制,将企业净资产全部卖给内部职工。
这一改革举措,在15个月内基本完成。员工自愿入股,成为了企业的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市场开拓的勇气。陈光鼓励大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冒”,他的改革理念,让诸城的企业焕发了新生。
到了1996年,诸城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国内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17.3亿元增加到72亿元,财政收入从0.85亿元增加到3.2亿元。陈光的改革成效显著,但也引来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质疑他是否贪污了国有资产,是否虚报浮夸了改革成效。
面对质疑,央行派出了12人的调查组来诸城进行调查。结果,调查组肯定了陈光的改革成效,并将情况上报中央。
一个月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来诸城进行调研,结果也与调查组的报告一致。朱镕基在诸城开了五个座谈会,肯定了陈光的改革方案,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此后,诸城成为了全国改革的典范,各地政府人员纷纷来诸城调研学习。而陈光,也因为他的大胆改革,被戏称为“陈卖光”。
1997年,陈光调任山东菏泽担任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菏泽的情况比诸城更为复杂,全县工业企业几乎全部亏损,负债累累。面对这样的困境,陈光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方式——送企业。
他将一些困难的企业直接整合到优质企业中去,通过优质企业的投资,盘活亏损企业。这一做法,虽然巧妙地借了东风,但也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于是,陈光又被戏称为“陈送光”。
然而,无论别人如何评价,陈光在山东的改革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正是因为他在诸城和菏泽的改革,才有了这两座城市如今的繁荣局面。诸城如今千万资产以上的人数已多达3000多户,这离不开陈光当年的大胆改革。
如今的陈光,虽然已经卸任了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但他依然致力于山东的发展,为山东的建设出谋划策。他的改革精神,他的胆识和魄力,将永远铭刻在山东的发展史上。而“陈卖光”这个名号,也将成为他改革生涯中最鲜明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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