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有多少核弹头？美方情报曾精确到个位数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最新年度报告指出，如今世界各国实战部署的核弹头总数依然在持续增加。

全球核弹头总数估计为12121枚，90%都由美国与俄罗斯所有，其中约9585枚可用，其余为退役但尚未完全拆除的弹头。

值得重视的是，约2100枚核弹头处于“高度战备状态”。

核弹头的威力之大，从历史上的日本原子弹事件就可以知道。

因此，要想成为世界军事强国，核弹的研发和储备是必须的。

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拥有核弹头的国家之一，而美国作为世界军事强国，一直把中国视为假想敌，十分关注中国的军事动向。

尤其是为了查明中国所拥有的核弹头数量，耗费了大量的心思去获得相关情报。

艰难的核弹研发道路

中国的核武器援助计划主要受到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

1960年，苏联停止对中国提供技术和设备，并撤走了苏联专家，但是这时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研制核武器的能力，而且苏联的决定促使中国加速研制核武器的进程。

当然，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也遭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

60年代初，中美关系没有改善，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受到美国的核压力，肯尼迪政府曾经考虑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以阻止中国的核研制，后来考虑这一计划风险很大，而且认为中国核武器的成功不会影响亚洲、更不会影响全球的实力平衡，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

中央情报局在1962年12月14日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评估报告中指出：“我们并不认为核武器能力的获得将导致北平国内政策或外交政策发生重大的改变。

对内它试图提高共产党领导层的自信心和激起普通百姓的民族骄傲感；对外它可能增强中国在言语上的攻击性和在亚洲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上扮演领导者角色的决心。然而我们不认为中国有限核能力的获取将显著地改变其甘冒军事风险的意愿或导致公开军事入侵的政策。”

正是由于这种考虑，美国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

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苏联的压力，中苏关系恶化之初，苏联曾经声称要对中国的核研究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袭击。

中苏边境冲突，尤其是珍宝岛冲突时，苏联更是威胁中国要使用核武器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

另外，冷战局势的变化在中国核武器研制方面同样得到了体现。

最初，出于对中国威胁的认识，美国认为中国拥有核武器将对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在肯尼迪政府执政期间，试图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

这种努力还体现在美国试图与苏联合谋保持核垄断地位。

1963年7月25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草签了《部分核禁试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其目的之一是针对正在研制核武器的中国。

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还设想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以彻底摧毁中国的核能力，但最后没有付诸实施。

尼克松上台后，判定苏联是最危险的敌人，重新审视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对美国提出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

美国认定，“苏联是更富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美国这样做是出于冷战的考虑，因为一旦中国的力量被摧毁，苏联就更能专心对付西方与美国。

所以尼克松的立场是对中国的核力量提供保护，这也是苏联的计划没有实施的外部条件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核能事业在艰难中前行。

两弹元勋，朴实纯粹、努力实干的邓稼先

要想了解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史，一定要认识邓稼先，他是我国核物理学家、“两弹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他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

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使中国迈出了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

他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

邓稼先赞赏别人常用“Pure”，意为纯洁。其实这是他特别欣赏和终生追求的道德境界，在他的身上也总能让人感受到这个特点。

朴实纯洁的性格特点和为人风格，使他在成为著名科学家和科研领导者之后，也能很自然地跟群众打成一片，并不需要刻意的做作。

1958年8月，他到二机部九局报到，九局后改称九院（重国核武器研究院）。

那时的九局设在北京郊外（不久即迁往青海大草原上方圆几百里的荒漠之中），还只是一片高粱地，没有房子，一大块地方被划出来作为日后的院址，叫作三号院。

一连数月，邓稼先和不久后从各名牌大学挑选来的毕业生一道，同建筑工人一起忙活在施工

工地上，砍高粱、挖土、和泥、推车、盖房子。

在那些大学生的眼中，这位副研究员、“洋博士”干得比谁都起劲，开始大家还称他“邓先生”，几天后就成了“邓大哥”、“老邓”。

其实，在中国搞原子弹研制是国家机密，上不能言明父母、下不能告诉妻子儿女，更不能出国、不能发表学术论文、做公开的学术报告，等等，必须隐姓埋名，甚至不能和许多朋友随意交往，对于自己身处何地、在做什么，这些都是机密。

从事拥有如此多严格禁忌的秘密工作，无论对于谁，一时都是难以适应的，更何况邓稼先始终保持着纯真朴实的天性，又十分重感情，在一段时间内他一定也有些许被束缚的不适应感。

但是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的邓稼先，非常清楚原子弹之于新中国的重要价值，他明白被挑选参加原子弹研发，自己多年积蓄的报国之能与报国之志将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得以更为

全面而畅快地发挥。

因此，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可以说是中华儿女自力更生、创新创造的杰出成就，在其实际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难解之题必然数不胜数，而作为科研组织者和领导者，有时还会遇到研制路径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这样的时候，必须尽快做出更具合理性的决断，这是对其专业能力与领导素质的综合考验。

一次重要的核武器试验出现了意见分歧，作为项目总负责，邓稼先要管大局、定方向。

他后来曾回忆说：“那时可真难呀，两种意见都是对的，一种是稳一点，另一种是好一点，差别是又给国家节省钱，又能获得高效能的核弹头。可是真难下决心呀！”

最后邓稼先选择了“好一点”的方案，试验成功了，还给国家省下了巨额经费。

事前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无异于把千斤重担又往自己这一头多挪了几分。

既要有弹也要有枪，困难重重的“两弹”结合之路

虽然原子弹的威力很强，但是原子弹也正如当时西方嘲笑的那样，只是一种“无枪的子弹”。

也就是说，原子弹只有飞出去才会发挥它应有的威慑力，飞不出去的原子弹是没用的。

那么，要想让原子弹飞出去，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用飞机携带空投，发展空投核航弹，比如美国在日本投掷的两颗原子弹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过去中国的战斗机非常落后，很难飞出国境，因此这一路径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原子弹与导弹结合，发展核导弹，这也是当时的世界潮流。

由于核导弹比起用轰炸机投掷原子弹，更具有威慑力。

再加上核导弹射程远，命中率高，还难以阻挡。

因此，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钱学森就提出了“两弹”结合的构想。

1964年9月1日，中央专委召开会议，决定由二机部和国防部五院共同组织“两弹结合”方案的论证小组，着手进行核导弹的研究设计，钱学森担任总负责人。

研制核导弹有两个关键：一是原子弹必须小型化，以便安装在火箭上；二是要加大

火箭的推力，加强安全可靠性，尤其是要求制导系统要提高命中率。

对于领导人而言，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问题，如果真要进行全当量的核导弹试验，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毕竟中国是要在自己的国土上试射核导弹，如果失败就等于给自己放了一颗原子弹，那就是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当时在进行试射核导弹地，周恩来和聂荣臻都非常重视安全，要求“两弹结合”要确保万无一失，以至于在1966年3月的中央专委会议上，钱学森保证导弹不掉下来；李觉保证核弹头就是掉下来了，也不在地面爆炸。

为此，科研人员想尽办法确保安全。

就火箭本体而言，增程后的“东风二号甲”导弹安装了自毁装置，如果在导弹飞行的主动段发生故障，不能正常飞行，可由地面发出信号将弹体炸毁。

就核弹头而言，安装了保险开关，如在主动段掉下来，因保险开关打不开，只能发生弹体自毁爆炸或落地撞击，不会引发核弹头爆炸。

为了确保安全和成功，核导弹在进行了一系列地面测试之后，在装上核弹头之前，还要进行没有核弹头的发射，即“冷试验”。

1966年10月初，在正式发射核导弹之前，连续进行了三次冷试验，都取得了成功。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全当量核导弹，9分钟之后，核弹头在新疆罗布泊569米的高空实现核爆炸，首次核导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发射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1945-1958），苏联用了6年（1949-1955），中国只用了2年！

“两弹结合”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战略核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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