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1日,印度政府悄然终止了耗资230亿美元的“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这一曾被莫迪政府视为“取代中国制造”的国家级战略,最终以制造业占GDP比重不升反降(从15.4%滑落至14.3%)的结局黯然收场。这场计划的失败不仅暴露了印度经济结构、政策执行与社会矛盾的深层问题,也为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2014年,莫迪提出“印度制造”战略,试图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制造业中心。2020年推出的PLI计划是其核心举措,覆盖手机、制药、太阳能等14个行业,目标是通过补贴吸引外企转移生产线,到2025年将制造业占GDP比重提升至25%。彼时,中美贸易摩擦与疫情后的全球供应链重组被视为印度的战略机遇。
计划初期,印度在制药和手机组装领域取得一定进展。例如,苹果部分生产线转移至印度,制药业因成本优势吸引投资。然而,这些成功仅是局部亮点。截至2024年10月,PLI计划总体产值仅完成目标的37%,补贴发放不足承诺金额的8%。多数企业因政策不确定性或官僚拖延选择观望甚至退出。
印度经济呈现“服务业超前、制造业瘸腿”的畸形状态。服务业占GDP超50%,而制造业仅15%左右,且高度依赖农业基础。这种试图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发展服务业的路径,导致印度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支撑。例如,手机组装虽转移至印度,但零部件仍严重依赖中国进口,产业链价值被压缩至最低端。
PLI计划试图“全行业开花”,却忽视产业特性差异,补贴分散且缺乏精准性。更致命的是官僚主义的掣肘:企业完成目标后需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获得补贴,部分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被迫停工。一名官员直言:“繁文缛节和过度谨慎让计划形同虚设”。
印度虽拥有8亿年轻人口,但仅3%具备制造业所需技能,工人平均教育年限不足8年。低效的职业教育体系与种姓制度下的劳动力分层(高种姓垄断资源,低种姓沦为廉价劳力)进一步削弱竞争力。苹果在印度的工厂因工人技能不足和频繁罢工屡屡受挫,即为例证。
印度一面高喊“去中国化”,一面在产业链底层深度依赖中国。例如,印度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需从中国进口90%的原材料,手机零部件进口依赖度达70%。与此同时,印度在地缘政治上玩“双面下注”: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围堵中国,经济上却难以摆脱对华依赖。
工业化进程加剧了印度内部的种姓、地域与宗教矛盾。南部工业邦与北部农业邦的发展失衡、高种姓财团(如塔塔、信实)的资源垄断,使社会撕裂风险上升。外部势力可能利用这些矛盾,将印度变为遏制中国的棋子。莫迪近期对华态度软化(呼吁“避免冲突”),正是内部压力与战略挫败的双重结果。
印度通过合资建厂、技术合作诱导中国企业输出核心技术的策略,可能让中国重蹈“市场换技术”覆辙。例如,中企在印度设厂时被要求转让专利或本地化研发,技术优势面临流失风险。
印度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支点,可能成为西方遏制中国的跳板。中国需警惕产业链关键环节过度集中于印度的风险,同时强化与东南亚、非洲的多元合作。
印度政策反复、基建滞后、法律体系混乱的教训,反衬中国稳定的政策环境、完善的基建网络与高效的行政体系的价值。例如,中国“铁公基”建设与职业教育体系为制造业提供了“硬支撑”与“软实力”。
尽管莫迪政府宣称将推出替代方案(如补偿建厂投资),但分析人士普遍悲观。印度若想破局,需解决三大核心问题:电力、物流、水资源供应不足直接推高成本(班加罗尔2024年因缺水导致工厂停工);频繁调整关税与外资政策打击投资者信心(如小米、OPPO遭巨额罚款);打破种姓壁垒、提升劳动力素质、缓解地域矛盾。
PLI计划的失败印证了制造业崛起的铁律:没有全产业链支撑、稳定的政策环境与高素质劳动力的国家,难以靠补贴和口号实现跨越。中国从“世界工厂”到“智造强国”的转型,正是数十年夯实基础、持续创新的结果。面对印度的“借力打力”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国唯有继续筑牢技术壁垒、优化产业结构,方能在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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