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日本女人到底有多坏？为激励男人参军用了可耻的办法

引言

二战期间的日本，不止男人疯了，女人也跟着“下场”。她们不扛枪，却比谁都急着让人上战场；她们不打仗，却整天忙着缝军装、写血书、教儿子“为天皇去死”。

国家把她们训练得像宣传弹，走哪都炸一片战意。送丈夫参军，她们笑；送儿子当炮灰，她们拍手；看谁躲兵役，她们当场举报。

不是女人坏，而是军国主义把“贤妻良母”炼成了“战争发动机”。三个手段，干一件事——把日本全社会推上了战车！

不是不上战场，是她们把男人赶上战场

1930年之后的日本，女性被国家“正式纳入战争系统”。她们不用拿枪打仗，但却学会了如何让别人去打仗。

国家教育部门对女子教育动手脚，从小学、中学、高女一路布防，不讲学术、不谈才艺，讲的是“如何当一个合格的军国之妻”。

1931年，日本文部省下发通知，要求女子学校强化“国体观念”，推广“皇国精神”，教科书开始换血，删掉《源氏物语》，换成《大日本史》。女生要学的第一件事，是忠于天皇，第二件事，是如何支持战争。

到1936年，“炼成教育”正式推行。女学生要接受军体操训练、短刀演练、步调一致行走，还要习惯在讲堂上朗读《教育敕语》：“要把丈夫送上战场当作荣耀”。

校内还开设“战时礼仪”课程，教女生如何在车站送别参军丈夫，动作要有力、情绪要高昂，不许哭。

与此同时，家庭教育也同步改造。1937年，日本内务省发布《振兴家庭教育训令》，次年颁布《家庭教育纲要》，两部文件明确指出：“家庭是战斗单位的最小细胞，母亲即国家命脉的培育者。”

白话一点说，就是女人得学会如何让自己儿子变成“子弹”，让自己丈夫变成“炮灰”。

在这一套教育体制下，日本女性逐渐接受了一个观念：参军不是男人的事，是全家的任务。你要不支持参军，那你就是不忠；你要不踊跃送丈夫上前线，那你就是不配当国民。

日本把女性变成了“战斗的鼓动者”，从家庭到校园，从教科书到礼仪课，全方位打造出一批批“不穿军装的动员兵”。

到1939年，女学生甚至开始给前线写信，鼓励“你死得其所”；日本军部组织“军人之妻座谈会”，让妻子们分享“送丈夫上战场的心得体会”，气氛之热烈，堪比今天的股东大会。

这一阶段，日本女性的角色已不再是被动参与，而是主动协助战争，成为了“精神战线”的前锋力量。

背着缝纫机上战场，嘴上不忘喊天皇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男性大批被征召入伍，国内劳动力空缺迅速拉响警报。

怎么办？日本政府祭出第二套“女人上前线”的办法——让她们进工厂、当劳工、做武器、缝军装，还得一边干活一边高呼“皇恩浩荡”。

1943年，日本正式设立“女子挺身队”制度。这个队伍听着像表演团，实则是披着民用外衣的战争工兵。

全国130多万名女学生被抽调进入军需企业，工作内容从生产子弹、装填炸药、制作军靴，到缝制军旗、分拣物资，应有尽有。她们年纪从14岁到22岁不等，被分派到兵工厂、船厂、铁道公司，工作时长动辄12小时以上。

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的女子学校直接改造成“前线支援中心”，教室变成临时缝纫坊，学生人手一台老式脚踏机，缝的是军用棉衣，穿的是政府统一发放的工装。

干完白天的体力劳动，晚上还得参加“战意学习会”，反复学习“英勇战死的光荣”。

更夸张的是，部分女学生还要承担“慰问任务”。不仅写信、寄物，还要亲自赴医院、兵站，给伤兵唱歌、跳舞、包扎、送行，名义上是“鼓舞士气”，实则是用女性身体去“交换忠诚”。

1944年，广岛县某女子学校组织“忠灵慰问团”，全员剪短发、着工装，带着自编的鼓词和“旗帜”，前往陆军第九师团驻地巡回表演。她们唱的是军歌，跳的是“精神胜利操”，每场演出都要高喊“为天皇万岁”。

这类活动全国开花，几乎每个县都组织过“女性动员行动”。她们的工作强度高于普通劳工，但从不称为“兵”，只称为“协力者”。实则早已成为战争运转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不是她们替代男人上战场，而是她们成了战争的后勤发动机，一针一线都缝着子弹味。

贞德是榜样，女人也能打正面战

战争末期，日本社会对女性的动员不再满足于后勤保障，而是直接将其军事化，鼓吹“女性同样可为国家而死”。贞德成了宣传画上的常客，女孩们被教育要以“战死为荣”，不做俘虏、不留活口。

1945年春，随着战局急转直下，日本本土面临美军登陆风险。政府发出“国民总动员令”，号召所有国民准备战斗。

女性不再只是缝衣裳，而是被要求“拿起短刀准备御敌”。学校里开设“实战训练”，女生学的是匕首突刺、防空掩体构建，以及火攻路线模拟。

东京、鹿儿岛等地女学生被编入“郊区战斗准备班”，分配物资、运送器械，部分甚至配发武器。她们没上正面战场，却在物资运输和阵地修建中大量参与，甚至死于盟军轰炸。被官方称作“女性军属战死”。

战后审判时，日本方面反复强调“女性是战争受害者”。可资料显示，女子挺身队部分成员，曾直接参与对被俘战俘的管理，有人在南京战役后期参与掩埋尸体、协助清理战场。她们也不是一片“无辜”。

《教育敕语》中那句“女子应奉献于家庭与国家”最终被写进战时血与火的现实中。不是简单的“被洗脑”，而是“被锻造”。锻造成工具，锻造成信仰的容器，再送进战火里燃烧殆尽。

日本的军国主义，把一整个女性群体转化为战争机器的齿轮。从口号喊得震天响，到真把女人推向“精神战线最前线”，这一过程既系统又残酷。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不是看客，也不是牺牲品，而是用“三个可耻办法”参与了战争本身。

参考资料：

[1]许静.1930-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女子教育初探[D].河北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