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论孔（3）:儒与上古之神道教

论儒之本原

儒者与中国上古之神道教

出版社： 同心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4-01 , 开本：16开, 定价：180.00, ISBN号：9787547703489

一 儒者起源于祭司
　鲁昭公廿五年（前517年），孔子回到鲁国。归国后鲁昭公委派孔子担任鲁国宗社的司祭——傧相，①为王室宗社主持祭祀及丧葬之礼。②
　当时各国方言不同，司祭及司礼乐的傧相或称为“相”，或称为“祝”（古音“兄”）③，或称“胥”，或称“需”（繻）。
　儒之古音从需，近觋、胥、兄。《周礼》中司乐者称“胥”。胥、须、需字通。胥又作谞，《说文》谓“有才智之人。”④武威出土汉武帝遗诏木简简文“师儒”记作“师谞”，可证胥、谞、儒互通。所谓师儒，也就是儒师。儒字从人、从需，需师即儒师。⑤总之，周代宗教神职之司祭官（相），以方言不同而称作相、胥、须、兄（祝），其实都是儒者——儒师的前身。①
　鲁之始君周公之子伯禽是西周之太祝。儒作为祭司其实也就是“祝官”。鲁国之所以号称礼乐之邦，就因为它的立国之本就是周朝或“大祝”太祝之国，谨守于周礼。
　《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儒家之学起源于宗社礼乐典章文物之学，儒师则原是古神道教中祭祀天地祖先社稷的祭师。儒的本义是“胥师”，亦即主持宗社祭祀礼乐仪式和丧葬之礼的祝官、祭司和乐官，在职能上正是从属于司徒之官。②
　担任司祭的傧相，使孔子实现了他少年时代即已怀抱的理想；成为鲁国国家神社的司祭胥相。由于宗社也是国子——鲁国贵族子弟的从学机构，孔子可以合法地聚徒讲学。大概从此时起，孔子组织起从属于他的一个学团——儒者集团（后世所谓“儒家”）。

　二 中国上古之神道教
　人们常说中国古代只有巫术而无宗教，是无宗教之国度；或谓中国自古无国家宗教。此说一直颇为流行，然而实在是无知之妄论。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原是有本土宗教信仰之国度。
　夏商周政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教合一，当时的政治与宗教结合十分紧密。孔子云：“圣人以神道设教。”秦汉以前中国之国教就是神道教。
　中国上古（夏、商、周三代）均崇奉一种敬祖奉天的神道之教。先秦之神道教以天、地自然神和祖先人文神为主要神灵。这种神道教早在唐虞时代即已形成，见诸《尚书·尧典》及《舜典》中之所描述之祭典。
　周礼之主体制度，正是以神道教之宗教祭祀为核心的一套典章制度。孔子的儒教或曰礼教，也正是通过对上古神道教的人文化改革演变而出的。
　秦汉以前之上古，华夏民族之宗教为神道教。秦汉以后神道教仍为国家信仰，而民间则亦有天道教、天师道教（即道教）。
　战国秦汉之际，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国，汉、晋、唐、宋以后，佛教与神道教及儒教并行。只是“五四”以后经历的百年革命和动荡，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无神论弥漫人心，现代中国人才成为一个不持信任何宗教信仰的民族。

三 上古神道教的内涵
　任何宗教都包涵三个主要部分：
　1、神主。
　2、解释和神话（意识形态）。
　3、操作体系（祭祀与典礼）。

　　在上古神道教中，天神（帝、天、日、月）、祖先、社稷神（土地与林木）及百物之灵是中国人所祭拜的四组主要神灵观念。
　一、天神系统，主要是：天体（天）及日、月及五行星（七曜）神主包涵上述四大系统：
　二、地祗系统，主要是江、河、山岳、土地、树木及五谷（植物）之神。
　三、祖先系统，主要是死去的本族鬼魂。
　四、日用及百物之神，主要是战争、畜牧、渔猎有关的异种神灵。孔子在《礼记》 中说：“礼行于王祀：郊（天）、礼（地）、祖庙、山、川。”
　在天神系统中，最重要的神主是北极神（中天神）、日神（东方神）及月神（西方神）。①
　除了对日月、北极神的崇拜外，神道教也祭祀其他星辰。
　其中最重要的星座均与季节标志有关。如龙星、大火星。大火星是夏季的标志，专有火正之官主持祭祀。火正祭大火星的时候，用心宿柳宿陪祭。火星并运行在这两个星宿之间，所以柳宿就是鹑火星，心宿就是大火星。陶唐氏的炎正阏伯位在商丘，祭礼大火星，而用火星来确定时节。
　古华夏神道教的元始祖师是颛顼。《国语·楚语》记颛顼“绝地天通”，统一了神道教。颛顼故地在今河南濮阳。颛者，端也，顼者，需也。颛顼即首儒，儒者的祖师。颛顼就是儒教即儒者的始祖。所以后世神道教的祭师或称“端公”或“端师”。
　上古神道教不是一个巫术魔法的原始宗教，不是张光直所说的商周的什么原始“巫术”或“魔法”，而是具有系统化宗教神话和完整祭祀礼仪的发达、严密、成熟的宗教系统。①
　汉唐以后中国之国教，是以孔子为神主的儒教。所以中国历来一直是有宗教的。上古神道教，战国以后演变为道教和儒教。汉唐以下，中国建立了独特的政教兼容的宗教体系，以儒为本，兼容释道。
　儒教通过五经和十三经体系的建立，转变为政治性宗教，亦即从政者的国教，国家意识形态，以民为本位，作为皇权主义的基础。而道则往往作为贵族政治失败后避世的逃逸之教。释教则为通向未来之教。
　这种神道教在汉唐即已传播到东亚，特别完整地保存在韩国和日本。
　在现代中国，由于经历百年激烈的政治和文化革命运动，古代的这种神道教久已荡涤殆尽。但在今日东亚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却仍可见到颇为整合的神道教体系，实际上起源都是来自于先秦之中国的。②

四 礼乐仪式
　礼乐是神道教的外化仪式。
　夏商周三代之所谓“王”，又称“天王”，与秦汉以后的皇帝不同。作为“王”或“天子”的君主，一身兼为政治君主、宗族宗长、军事统帅以及宗教祭司。③神道教与政治制度结合于一体，其内化形式是神权支持下的政治制度，其外化形式就是“礼乐仪式”。
　神道教的最高祭典是敬天礼地之祭。祭天曰“燎”或曰“禘”祭。地神即土神、即社神，祭地曰“墠”，又曰“禅”。墠、禅都是社祭的转语。西周时期的一社，也是一个农业基层行政单位，即书社或里社。天地之祭合称“封禅”。“封禅”一名，自汉以后讲不清。封者，奉也，奉天曰封。禅，社也，祀地曰社即墠，即禅。
　宗教与礼制，是周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仪式制度。礼制即周礼。礼分为吉、凶两类。礼包涵四部分内容：
　一、族内礼。
　二、交际礼（族际礼）。
　三、军事礼。
　四、祭祀典礼。
　对不同的神灵，有不同仪式及等级的祭祀。主要的有：禘祭、袷祭、四时之祭、告报祈禳之祭。
　祭天的禘礼又称“郊”祀、“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
　祭祀的时间，据《左传》 桓公五年：“凡祀，启蛰而郊。”杜预说：“启蛰，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左传》襄公七年：“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
　祭祀分“月祭”、“四时之祭”和“殷祭”等多种。“月祭”是在每月初一举行，又名“朝庙”。
　大祭时献礼要以“骍”（赤色牛）作祭品，演奏黄钟之乐。根据周礼，祭天之祭礼曰“禘”，其主要仪式是焚烧巨木。祭天之“禘”礼是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主持的盛大礼仪，诸侯不得祭天。祭天时须配以天子的祖先共同享祀。
　但《春秋》中有多次鲁君行祭天郊祀的记载，也有其他诸侯祭天的记述，表明郊祀已是诸侯常行之礼。如秦襄公作西畤，祭白帝；秦文公作鄜畤，祭白帝；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又如齐国祀典有八神，其中就有天主，都是祭上天的。所以孔子认为：“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礼记·礼远》）

五 封禅大典
　祭天地最隆重礼仪是封禅大礼。周之天皇、天子不定期到泰山去举行封禅大典。泰山即华夏民族崇拜的昆仑山（参看何新《诸神的起源》），是中天神（玉皇大帝）所在的中国奥林匹斯山。天子登泰山筑坛祭天，谓之“封”；在泰山下的小山祭地，名之“禅”，禅者社也。封是祭天，禅是祭地。
　据《管子·封禅》记载，传说春秋以前举行封禅的有七十二代帝王，从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到周成王。齐桓公称霸时，会诸侯于葵丘，想举行封禅之礼。但是管仲反对，认为以前帝王封禅，是在嘉谷生、凤凰麒麟来等十五种祥瑞出现之后才能举行，现在没有这些瑞象，怎么可以举行。齐桓公感到自己没有这么大的福分，只好作罢。
　祭土地神的同时也祭五谷神——“稷”，即农神。《史记·封禅书》：“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远）矣。”
　［春秋时沿用商周制度，在祭社稷的同时还要祭五季五行五神。五行有五神木官之长叫句芒，火官之长叫祝融，金官之长叫蓐收，水官之长叫玄冥，土官之长叫后土。所以这种祭祀称为“社稷五祀”（《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社神是岁星之神，岁星神是兵神。齐国社祭时进行阅兵，以显示其军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使薳启疆如齐聘，且请朝。齐社、军实，使客观之。”又如鲁国俘虏了邾国君益，将其祭亳社，以人祭社。］

六 卜筮与巫术
　巫术与魔法是从属于神道教的操作仪式。通过巫术与魔法的操作，人们相信可以兴利除害，操纵和控制自然及魔怪的力量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
　古代人们认为自然山川以及日月风云等气象均有神灵主持，它们这些控制自然的神灵掌控着巨大莫测的自然力，控制着水旱疠疫之灾，为了讨好他们以祈求福祉，所以要进行祭祀。《史记·封禅书》引《尚书》说：舜时“望山川，遍群神，巡祭泰山、衡山、华山、恒山、嵩山五岳”。又引《周官》说：西周“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洛也。”可见祭祀山川之神也是王者的重要职责。
　如果发生自然灾害，其责任也被认为是王者犯了触怒上天及神灵的罪过。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遇到巨大的天灾，王者要斋戒反省，要祈告神灵，下罪己诏，请求天神的宽恕。
　除祭祀外，雩、盟誓、殉人、衅礼，也是神道教的重要操作仪式。
　雩，是祭天求雨的一种特殊操作，雩礼有两种，一种是夏正四月，苍龙宿（龙星）出现时举行祭祀，预为庄稼祈雨，所谓“常雩”。另一种是遇到旱灾而求雨的非常雩祭。这种祭祀一般也应该由天子举行，称为“大雩”。
　春秋各国一些国家和地区亦信操巫术，但各国的虔诚程度不同，中原地区尤以陈国特别盛行。
　《汉书·地理志》讲到陈国时说：其“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栩，子仲之子，婆婆其下。’此其风也。”
　《汉书·地理志》说楚国人：“信巫鬼，重淫祀。”《吕氏春秋·孟冬纪·异异宝》也说：“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吉凶灾祥）。”
　此外还有预测未来的重要仪式是占卜、卜筮。卜筮在国家决策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战争、祭祀、立储、立夫人、嫁女、出使、生病、选太子奶娘、生子女、预料子女未来命运都要占卜问筮。其中占卜数量最多的是预卜战争的胜负和祭祀的吉凶。（如公元前525年，吴国攻打楚国，第一次占卜不吉利，不敢出战；第二次占卜吉利，才决定进攻。）

七 孔子作为祭司而主持大傩
　《礼记》和《论语》中记述过孔子作为司祭者参加主持的一些祭礼。其中一种重大的神道教之年终典礼，即蜡祭。
　蜡祭，是中国古代每年的12月（夏历10月）农事丰收后以祭神报功为内容的全民狂欢节。蜡祭的仪式中，有一项重大话动，是傩戏。
　冬至节前一日举行大傩。“傩”即《诗经·商颂》之“那”，是一种敬神驱魔的宗教性舞蹈。所以孙作云说，“古代的大傩之戏（即打鬼跳舞），最早源于黄帝战胜蚩尤以后的纪功舞，后来变成了打鬼舞。”
　据《周礼》：“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时难”，时傩也。傩舞也。）以索室驱疫”。（《周礼·方相氏。）
　武士们蒙着熊皮，头戴嵌有四只黄金眼的假面具，身穿黑衣朱裳，一手操戈，一手举盾。他们率领神人神兽（均由人装扮），在屋内四隅幽暗处舞蹈搜索驱逐大傩，就是迎神以驱逐疫鬼的条教舞蹈仪式。恶鬼。他们念动驱鬼的咒语，击鼓大呼；将犬羊的驱体分解，散置房屋四周各门，象征恶鬼已被杀死，以禳除邪恶。然后，蒙面者与神人神兽一同跳舞、击鼓，欢呼，庆祝驱鬼的胜利。
　在鲁国举行大傩式这一天，孔子恭敬地穿上礼朝服，立于阼阶（司祭者站立的厅堂东阶）。
　大傩后的第二天，孔子主持蜡祭。蜡祭的意义是向神灵献功之祭。在社坛祭祀农神、猎神、林神、土神、水神、谷神，向神灵献享、报功，祝愿神灵保佑，祈求神灵赐福免灾。
　参加蜡祭的农夫们都身穿黄衣，头戴黄色草笠。满城黄服的人群与四野金秋融为一体，在阳光照映下，显出一派灿然的丰庆景象。乐队高唱《蜡辞》：
　使土壤回到大地， 　　使水流回到沟壑（河）， 　　虫儿不要闹灾， 　　草木生满原野和沼泽。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八 孔子作为国家祭礼之大司祭官
　作为大司祭，孔子引导着鲁国君臣向社坛献祭。据《论语》的记述，主持祭祀时的孔子是十分虔诚的。他说：“祭神应如同神就在面前。”（“祭神如神在。”）
　大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涵有两性自由狂欢意义的“禘祭”。禘祭之后，举行“大祫”与“大享。”孔颖达说：“禘、祫之礼为序昭穆，故母庙之主及君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庙。”大祫，有会合男女、男女欢的狂欢意义。而孔子对此则不感兴趣。他说：“禘，自既祫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①
　每次祭祀结束，孔子一定要等所有的老人都先走了，他才最后一个走。②
　祭祀完毕，孔子和他的弟子一同登上社坛，参加全城的“大享”之宴，这种“大享”之宴，古代称“乡（飨）饮酒礼”，实际是大祭之后，不分男女、老幼、富贵、贫贱的全民狂欢节日。
　大袷之后从祭者分食祭物的仪式称“大享”。在后来流亡国外的时候，孔子也担任过祭司。由于经济困难，有一次，子贡想减少一些祭神贡奉的羔羊。但孔子认为不可以，说：“子贡啊，你爱的只是几只羊，我却更爱重这种礼仪。”

九 庆贺丰收的狂欢之祭
　在欢庆丰年的大享之日人们化妆成各种动物，表演狩猎舞。还有身穿彩服的妇女表演节目。人们吹奏芦笛（一种芦苇制作的管乐器），打击土鼓（一种用陶土制作鼓身的鼓），载歌载舞。然后，大家拥往社宫（乡校），参加乡饮酒礼。欢聚一堂，喝酒，祝寿，狂欢极乐。
　在《诗经·周颂》中有诗篇描写乡饮酒时的狂欢：
“有的舂米有的舀米 有的簸糠有的搓秕 淘起米来声音淅沥 蒸起米来飘浮香气 于是占卜祭神—— 取来香草涂上羊脂 牵来公羊剥去羊皮 又是熏烤又是烧灼 祈求年年得丰收”
原文：诞我祀如何， 或舂或揄， 或簸或蹂。 释之叟叟， 烝之浮浮。 载谋载惟， 取萧祭脂， 取羝以軷。 载燔载烈， 以兴嗣岁。
“筛上酒滤去糟 拿来猪肉和牛肉 用大瓢舀上酒 让人们大吃又大喝 让人们朝拜又祭祀！”
（原文：乃造其曹， 执豕于牢， 酌之用匏。 食之饮之， 君之宗之。）
　据《礼记》的记载，有一次大祭之后，孔子的弟子们都去参加狂欢。回来后，孔子问，玩得是否开心？一个弟子回答说：“全城人都像发了疯似的，谁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开心。”
　孔子说：“老百姓辛苦已经一年了，只有这一天才痛痛快快地玩一玩，这其中的（政治）道理你难道不能明白吗？如果让民众只是紧张而始终得不到松弛，即使是周文王、武王也是办不到的。一张一弛，这才是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啊！”①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是一句治国名言，这句话就是由此而来的。

【本文收入何新著《论孔学》，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出版。本博被作者授权转发，作者于文字有所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