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不同意扩大战争的石原莞尔，如何招致属下群起围攻？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当天夜里，日中两军在当时的北平西郊卢沟桥附近发生了小规模冲突，7月11日，当地的驻华日军与中方第二十九军签订了停战协定。东京的陆军中央于前一天的7月10日决定向华北派遣2个旅团的关东军、1个师团的朝鲜驻屯军和国内的3个师团。

11日，近卫内阁批准了陆军提出的方案，但附加了保留意见：

国内的3个师团视情况实施动员。同时，发表政府声明称，此次事件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力抗日”，为了维持“华北”治安，日本政府下“重大决心”，决定派兵。

对于日本政府这份声明，蒋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发表《庐山声明》称：“最后关头”已到，只有抗战到底。

此时，蒋介石尚未做好充分的对日本的应战准备，但他判断，已经不得不应战。

同日，东京的陆军中央指示中国驻屯军向中方提出几项要求：

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道歉；罢免当地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撤走附近的中国军队；等等。7月19日，宋哲元等第二十九军首脑接受了日方的大部分要求，签署了停战协定的实施条款。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于同日通告日本政府，当地协定需要获得南京中央政府批准，按现状不能承认，必须在两国政府之间进行外交谈判。另外，国民政府向日方表示，应该要求国际仲裁进行裁定。

对此，20日，日本陆军中央决定动员国内的3个师团。当天晚上的内阁会议批准向中国派兵。但是，由于此后当地的形势平息下来，按照陆军的判断，日本决定延缓派兵。

然而从1937年7月23日左右开始，一直对日方采取妥协态度的宋哲元态度转为强硬。25日，中日两国的部队在位于北平东南方向的廊坊交战。26日，中日两军在北平的广安门又发生了冲突。

27日，陆军中央决定对国内的3个师团下动员令，并在紧急内阁会议上获得批准。日本从国内动员和派遣了第五师团（广岛）、第六师团（熊本）、第十师团(姬路)。

同日，参谋本部最终向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下达命令：进攻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谋求该地区的稳定。28日早晨，由中国驻屯军、满洲和朝鲜的增援部队、关东军飞行队等组成的当地日军开始发动总攻。29日，日军占领了北平和天津。之后，国内的3个师团和相关部队抵达当地，动员兵力达到约20万人。

其间，陆军中央分成了对立的两派：

一派以石原莞尔（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为首，主张不扩大事态，另一派以武藤章（作战部作战课课长）、田中新一（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为首，主张扩大事态。两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7月8日凌晨，事件的消息传到陆军中央，接着，又陆续传来报告。此时，负责统管参谋本部的今井清参谋次长正在病床上，石原莞尔作战部部长实质上是军令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参谋总长是皇族的闲院宫）。

石原听到消息后，表明了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的方针，并指示当地的中国驻屯军防止扩大事态，避免行使武力。

但是，武藤作战课课长和田中军事课课长做出了与石原不同的判断。他们认为，南京政府也有可能企图实施“全面战争”，只有用“武力”来解决这个事态。为此，日本应该增强华北的兵力，伺机“加以一击”。二人就此达成了一致意见。

武藤与田中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毕业生，有一段时期二人都属于教育总监部，一直关系密切（二人都是一夕会成员)。不过，这个时候，武藤比田中早三届从陆军大学毕业，而且作为作战课课长，身处军令机构核心部门的要职，因此，武藤是扩大派的主导人物。

武藤在1937年3月从关东军情报主任参谋调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而田中也在同一时期从陆军省兵务局兵务课课长调任军务局军事课课长。与此同时，原为作战课课长（兼任战争指导课课长）的石原升为作战部部长，原为军事课课长的町尻调任侍从武官。

对于武藤就任作战课课长，石原的意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二二六事件以后，武藤作为军事课高级课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石原非常赏识他的能力。尽管在长春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但也许石原对于自己的掌控能力非常自信。此外，从暗杀永田之前到卢沟桥事件之后这段时期，对课长级及以下的人事安排握有实权的陆军省补任课课长，一直是非皇道派一夕会成员加藤守雄。

1937年7月9日，武藤为首的作战课以应对华北的中方第二十九军和中央军增援为由，制定了向当地派遣关东军2个师团、朝鲜驻屯军1个师团、国内3个师团的派兵方案。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此时也主张对华强硬，声称：为了“彻底斩除祸根”，要把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赶出北平、天津地区以及河北省全境。

对此，处于石原影响下的作战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采取了不扩大的态度。这二人也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毕业生。

7月10日，参谋本部审议了武藤等作战课的派兵方案。

当时，石原认为：

“当前，应该一心完成‘伪满洲国’建设、完成对苏战争，由此国防得以安固。不宜干涉中国，使其支离破碎。”

也就是说，现在是应该专心于“伪满洲国”建设、完成对苏战备的时候，如果干涉中国，这些将受到阻碍，国防建设将会混乱，因此不应该扩大事态。但是，在此次审议中，他同意了武藤等人提出的派兵方案。

关于当时的理由，石原后来说：

实际派兵，在决定后还需要数周时间。虽然他希望不扩大事态，但是，为了“形势逼迫”时“以备万一”，他认为需要派兵。当天，他得到了蒋介石4个师的中央军北上的情报。因此，石原产生了当地日军和日本侨民处境危险的紧迫感，不得已批准了派兵方案。

当时，当地的中国驻屯军为大约六千兵力，处于其保护之下的平津地区的日本侨民为大约1.5万人。与之相比，中方第二十九军为大约7.5万兵力，而且传来了国民政府军精锐的中央军4个师（约6万人）正在北上的情报。可以说，这对石原的判断产生了很大影响。

就在前一天(7月9日)，蒋介石得到了事件情况的报告后，命令河南省的2个师、山西省的2个师北上。但是，直属蒋介石的中央军只有1个师，而且，从第二十九军首脑处传来了对形势的判断，称派遣增援部队会有刺激日本、扩大事态的危险。因此，各个师的北上行动都比较缓慢。中国方面的北上动向传达给石原时，已经被夸大事实，所以石原并非出于本意地批准了武藤等人的派兵方案。

结果，中方4个师抵达当地的时间比日军晚了许多，没有赶上日军发动的总攻。

1937年7月11日内阁会议决定派兵以后，以武藤为首的作战课于16日提出了以下主张：应该向中国方面提出让宋哲元道歉、罢免当地第三十七师师长等内容苛刻的要求，并要求限期答复，如果中国方面没有做出有诚意的答复，便立刻动员所保留的国内3个师团，“讨伐中国军队”。当时，作战课决定把战场尽可能限定在华北，视情况也有可能发展为“对华全面战争”。

另外，参谋本部情报部也持强硬姿态，要求立即出兵。

当时，石原等不扩大派认为，应该看一看7月11日签订当地停战协定后的谈判进展情况，但是，武藤等扩大派提出了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的方针。

石原对此提出了如下反对意见。

现在能够动员的师团是30个，其中，能够用于中国方面的大约是15个。这样，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但是，如果派遣国内的3个师团，两国进入战斗状态，那么，将会有发展成全面战争的危险。

如果现在与中国发生战争，只能“走到哪算哪”。这样，无疑会变成一场“长期”的“持久战争”。但是，从现状来看，必须在与苏联的边境上配备相当数量的精锐师团，因而，无法在中国投入足够的兵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方面利用辽阔的领土进行抵抗，那么日本将会陷入战争的泥潭。

石原认为，现在正是全力扩充对苏战备的时候。如果与中国发生军事纠纷，将会削弱日本在这方面的力量，因此，他“希望尽可能避免战争”。但是，从国内派遣3个师团的兵力，将会引发全面对华战争，而顾不上扩充对苏战备。现在，中国正在从以前的分裂状态走向国家统一，民众的民族意识越来越觉醒。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发生全面战争，会有发展成持久战的危险，日本自身的国防战略将会走向崩溃。

而且，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日中两国发展成长期战争，苏联一旦打过来，目前的日本毫无把握”。从这个方面来看，日本也应该避免发动对华战争。

武藤等人认为：

中国处于不可能实现国家统一的分裂状态，如果日方表明强硬的态度，那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就会屈服；现在，应该坚持军事上的强硬姿态，给其一击，使其屈服，把华北五省纳入日本的势力之下；而且，现在需要与满洲相辅相成，增强对苏战备，而眼下的事态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绝好机会。

也就是说，武藤主张通过军事打击，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一直以来的分裂华北政策。通过日本实质上控制华北五省，获得垄断性的统治权，从而确保华北的资源和市场。另外，这种主张低估了中国的抵抗力量，认为只要日本进行军事打击，轻易就会让中国屈服。当时，武藤曾宣称，如果向华北派遣国内的3个师团，“那里的一堆废物将会举起双手投降”。

不过，这种对华认识对于武藤等人的军事打击论来说，还是一个次要的理由。

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企图打破石原按照绝对不介入欧洲战争的原则而实行的停止分裂华北活动和放弃华北权益的方针。当时，在欧洲，德国宣布重整军备后进驻莱茵兰非武装区，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并受到了国际联盟的制裁，军事上局势日趋紧张。在这样的形势下，武藤等人从防备下一次世界大战的观点出发，对石原的政策抱有强烈的危机感，企图完全确保华北的军需资源和经济权益。

武藤早先就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外交政策是旨在恢复国家主权、恢复领土的“革命外交”，它“绝无将来放弃满洲的意思”，而是“想要（把满洲）收回自己的国家”，并借助美英和国际联盟的力量“对抗日本”，今后，它也肯定“对日本拔刀相向”；对此，日本必须谋求“日满合作”，进而“影响到中国本土”，日本必须有这样的“觉悟和准备”。

也就是说，武藤企图逐渐把中国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其背景则是要求确保日本的军需资源和获得市场以备未来的国家总体战。

但是，在这个阶段，武藤、田中等陆军中央的对华强硬派也出于对美英等的考虑，并不打算从正面否定关于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的《九国公约》。因此，他们并不考虑把华北变为独立国家或者变为日本的领土、否定中国的主权，而是希望完全通过自治的独立政权等形式，实现分裂华北的目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是把华北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比如，武藤声称虽然要对国民政府实施军事打击，但是“并不考虑夺取南京”。另外，田中军事课课长也认为，采取不扩大方针会导致放弃日本的“华北权益”，而为了保护日本在华北的权益，必须坚持强硬的态度。

当时，在陆军中央的幕僚中，赞同以武藤章为首的扩大派的人占多数，而以石原为首的不扩大派占少数。

在所有的部长、局长、课长中，不扩大派除了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之外，只有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等人。而扩大派则有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笠原幸雄、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等人，还有参谋本部运输通信部部长冢田攻、参谋本部战史部部长下村定也持同样的态度。

在普通课员中，除了河边指挥下的战争指导课课的课员以外，大多数是扩大派。尤其是，当时与课员人数只有四五个人的其他课相比，作战课课员有20人左右，而他们几乎都在武藤课长的影响之下。这是武藤拥有较大发言权的一个背景。

从幕僚层的这种动向可以推测，许多幕僚赞赏石原在扩充对苏战备和推动军备扩张方面的工作，但是，对于他后来停止分裂华北活动则抱有不满。刚才提到的梅津美治郎阻止板垣就任陆相这件事，也应该是梅津看出了幕僚层的这种不满。

1937年7月17日，在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等人的推动下，杉山元陆相、梅津美治郎次官等陆军省高层表示支持武藤章为首的作战课拟定的方案。石原与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是，石原也担心，拖延谈判会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赢得时间，最终同意给谈判设定期限。这是因为他担心当地的日军和日本侨民的安全。

同日，五相（首、藏、外、陆、海五相)会议同意以7月19日为谈判期限。

由于日方态度强硬，宋哲元为首的第二十九军接受了日方的大部分要求，7月19日签署了协定的详细条款。

但是，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事实上否定了当地签订的协定条款的有效性。因此，7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行使武力，内阁会议也批准派遣国内师团。

7月21日，从当地视察回国的参谋本部总务部部长中岛铁藏、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人进行了报告，他们称，宋哲元正在陆续落实7月19日签署的协定条款，认为不需要兵力增援。另外，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也发来了同样内容的电报。

因此，7月22日，陆军中央决定延缓派遣国内师团。当时，石原主张停止派遣国内师团，而武藤坚决主张派遣，二人发生了激烈的辩论，甚至发展到“不是你辞职，就是我辞职，只有一个选择”的争吵。

在幕僚中，即使是部长与课长的关系，只要不是组织的决定，就不是个人服从命令的关系，而允许向参谋总长呈报意见。但是，部长发出指示，课长服从命令，乃是惯例。武藤不采取这种普遍的态度，拒不服从石原。不过，当时，作为陆军中央的意见，最终按照石原等人的意向，决定延缓派遣国内师团。

但是，1937年7月25日发生了廊坊事件，7月26日发生了广安门事件。当日晚，石原终于也向当地驻军发出通报，指示“彻底讨伐”中国军队。接着，次日，决定派遣国内3个师团，7月28日开始发动总攻。

在当时的中国，像卢沟桥事件这样的小规模纠纷并不少见。武藤等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动军事打击，让事态扩大呢？这是因为，正如刚才提到的那样，武藤强烈反对石原放弃在永田领导下自己起草的分裂华北政策。武藤攻击石原的不扩大政策，也是对石原停止华北分裂活动的一个反击。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日战争是对石原放弃分裂华北政策的一种反抗，是作为激烈的回击开始的一场战争。

尽管如此，为什么它是在这个时候发生呢？实际上，在7月7日卢沟桥事件的大约一个月之前的6月11日，苏联宣布红军最高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人被枪决。此后，继续进行红军领导层的肃反运动，许多高级将领被处决。斯大林掀起的这一场红军大肃反运动一持续到第二年，据说大约45%旅长以上的将领遭到杀害。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人被枪决的情报立即传到了日本陆军中央。他们判断，红军会因为这次事件受到沉重打击，苏联介入中日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这应该是日本在此时利用卢沟桥事件发动对华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通过军事打击让南京国民政府屈服的良机。

另外，由于1935年3月纳粹德国背弃《凡尔赛和约》，宣布重整军备，进而于翌年3月废弃了关于保障西欧安全的《洛迦诺公约》，进驻莱茵兰地区，同年5月意大利不顾国际联盟经济制裁吞并埃塞俄比亚等事件，欧洲的紧张局势日益激化。武藤章认为，在这样的欧洲形势下，美英等列强国家不会正式介入东亚问题。

他宣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事不宜迟（发动对华战争）。”

进而，武藤也考虑，随着这种军事紧张局势的尖锐化，爆发大战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武藤从与永田同样的观点出发认为，为了应对大战，有必要掌握华北的军需资源和经济力量。

大约两年后的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