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中国的政统与道统并行相辅

编者按：“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构成了皇权与民众间的中间环节。渠敬东老师形象地用“山林与社会”来作比喻，指出相对于政统的“显”“进”“露”，道统是“隐”的、“退”的、“藏”的。中国的政统与道统这两个系统并不在一个层次里，它不是对立的，也不必从属的，而是并行的，相辅的，但不相代替的。

反复细读渠敬东老师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本文摘编自《生生之道：中华文明宇宙观》一书，是渠敬东老师“山林与社会”一文的节选。除了渠敬东老师的文章，书中还包含了臧峰宇、向世陵、陈卫平等十二位学者的文章，是

一本跨学科对话的学术文集，从不同角度展现中华文明要义，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的宇宙观

。宇宙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思想根基，理解中国传统的宇宙论，实质上便是探求中华文明的深层理解之道。

十二位作者学养深厚，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精研覃思，行文流畅。不同学科背景、不同传统文化功底的读者，均可从中汲取智慧，涵养心性。

从“大夫士”到“士大夫”

1947年3月，费孝通再访英伦回国后，应《世纪评论》之邀陆续发表《乡土中国》系列文章。与此同时，他与吴晗等人在清华大学组成了社会结构研讨班，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与他以往的实地调查研究结合起来，探讨结构史的基本理论问题，《皇权与绅权》便是这一思考的最初理论成果。

学界往往以为，此书所及问题的关键与同期写成的《乡土重建》一样，是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之双轨体制的阐述。《皇权与绅权》开篇所设的历史情境，即秦汉之际封建解体、皇权确立的时代，这种变迁可以说是政体从天子诸侯制度（贵族制）向皇帝制度（君主官僚制）的转型，也可以说是国家治理从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转变，或者，从知识阶级的角度说，是从“大夫士”向“士大夫”的转换。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社会恰恰由此变化而出现了“所特具的一种人物”——绅士。

我们且不说费孝通如何受过英国近代社会思想的影响而强调中国绅士传统，单从其对中国社会的考察出发，很显然，绅士是皇权制度的产物，这里有几个主要原因：首先，“帝王本无种”，封土胙民的制度一旦瓦解，贵族出身论便不再是主流的结构了；其次，“朕即国家”，皇权至上，那么所有官僚就成了附属性的功能集团，这样一来，做官的目的即是上辅佐皇帝、效力国家，下保家族兴旺；最后，由于官僚系统具有任期制和流动性的特征，因此退任的官员或其在野的亲属可作为地方士绅，与朝内联手互补，维持势力，增强政治免疫和掩护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构成了皇权与民众间的中间环节。

不过，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官僚还是绅士都并非仅仅具有权力层面的含义，他们还是垄断知识的阶级。而且，这种知识的主体还不是用于“百工之事”的自然知识，而是作为“天下之通义”的规范知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意味着皇权的威望和百姓的悦服是要靠士大夫阶级来进行文化建构的。因此，一切礼制的规范、经典的解释和历史的记述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一旦现实的政治效力和传统的规范知识之间形成了上述关系，霸道和王道就会交错并行，两者时而相合，时而分道。

政与道是并行相辅的

在费孝通看来，霸道和王道的关系是很微妙的，王道以孔子（即“素王”）为代表，常存在于“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社会，而衙门里的事情是皇权的统治范围，这可称为“上下分治”或“双轨政治”。这样的说法未必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事实上，皇权常常可以下县，朝廷里的官员也会拼死上谏，所谓“上下分治”只是相对而言。不过，士大夫们牢牢掌握着文字、文书和文献，把自己称作“士人”、“君子”或“读书人”，专门占据着教化的位置，这一点倒是没错的。虽然在老百姓中识字的人不多，生活里“有语无文”，但他们把文字作为神圣供奉着，这恰恰说明了文化在传统上具有极强的规范性。

可是，话说到这里，尚不能证明中国文明具有政教并立的那种结构，倘若士人们不能造就出一种单立的精神世界，到头来依然逃不出皇权的主宰。在费孝通看来，儒家的意识形态建设并未单纯停留在治理的层面上，“托古”和“修史”的目的是要将理论、史实、传说和神话加以混融整合，形成一种关于理想政治的系统性话语和图景，即“道统”。于是，道统与政统究竟是相互合一，还是彼此分离，便成了超出现实政治之范围、从根本上涉及文明之根底的标尺。

在这样的学说体系里，周公乃是政道合一的代表，他虽在摄政的意义上拥有着最高权力，但依然守持封建宗法的规范而最终致政成王。不过，周公的这一角色也预设了一种政道分离的可能性，儒家学说从周公引出孔子，竟然像宗法作为世袭政统那样，师表于“万世”，成为“素王”，不仅在孔子的履历中加入了“尼山降圣”“获麟绝笔”这样的神话要素，还要大兴庙祠，为后世千年的士子们祭拜瞻仰，这就构成了相对独立的道统。

道统之所以与政统有别，恰恰是因为二者的关联超出了制度与权力的层面，所谓的“双轨政治”只是政道分离的效果，而非原因。费孝通将政道关系与西方文明中的政教关系对比后指出：“在中国，孔子也承认权力的双重系统，但是在他看来，这两个系统并不在一个层次里，它不是对立的，也不必从属的，而是并行的，相辅的，但不相代替的。”

从现实社会的角度来说，政与道的关系，倒像是一种显与隐、进与退、露与藏的关系。既然是“道在师儒”，《论语》以“学而”开篇，强调的重点就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而这一原则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即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具体到师儒们的行动选择，则要“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也就是说，在“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的据乱世中，“道”之“大修”，并不在于“居位”和“行事”，而在于“自修”和“归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所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便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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