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花细雨话清明：在生死交界处看见永恒 | 文化中国行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元丰年间某寒食夜，黄州的春雨浸透了苏轼的麻鞋。“寒食清明只旬日，绿斋芍药待君攀”，在《徐君猷挽词》中，苏轼以芍药花期丈量生死距离。彼时他刚为亡友徐君猷扫墓归来，见江畔芍药含苞待放，竟生出邀逝者共赏春色的荒诞念想。这种将祭奠与赏春熔铸一炉的奇思，在《黄州寒食诗二首》中化作更惊心的画面：“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盘旋的乌鸦衔着未燃尽的纸钱，将幽冥与现世缝合成流动的时空。

清明，是祭扫祖墓、追思先人的日子。“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描绘的场景构成了人们心目中普遍的清明记忆。然而，若是没有那愁人的雨，扫墓的路上，倒是有灼灼盛开的桃红、杨柳枝头的绿意、油菜地里招摇的金黄，这也会是个踏青郊游、赏春悦心的好时节。一面是对往者的哀悼、对死亡的感怀，一面是春天万物生长的轮回对人心的治愈。于是，清明，这个当代社会中的民俗大节，便奇妙地糅合了“死”和“生”并存的哲学感受。

清明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法定节假日，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清明”原本并非一个节日，而是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出现在历史上的。《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春分）加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当斗柄指向“乙”位，清朗澄澈的东南风便会如约而至，清明就到了。《岁时百问》中对清明节气做了具体诠释：“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清明一到，气温回升，雨量增多，万物复苏，正是春耕的大好时节。因此，即便只是讨论后世发展为“节日”的清明，我们也无法忽视作为“节气”的清明的自然背景和时间感受，并由此衍化出丰富的人文意蕴。

清明节作为民间民俗节日的身份，源于寒食节。寒食节在清明的前一天，是为纪念春秋名士介子推。相传晋文公重耳流亡十九年间，介子推曾割下腿肉救其性命。待重耳即位封赏群臣时，这位忠臣却携母隐入山中。晋文公三面焚山相逼，却见介子推抱柳而亡，唯留血书：“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纪念这位“不言禄”的义士，晋文公下令寒食三日。寒食节在不同朝代规定不一，一般是禁火三天，最多时禁火一个月。由于寒食节与清明是前后相连的两天，秦汉以后，寒食祭奠与清明节气逐渐融合，统称“清明节”，成为春节过后又一个重要的民俗节日。

清明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它是一个节气或节日，更在于其所蕴含的精神内核和人们对生命的敬畏与缅怀。

祭祖扫墓是清明节俗的中心，实质是对自然和生命的敬重。清明祭祖的传统可追溯至西周时期的墓祭制度，那时的“寒食节”已初具追思先人的雏形。

人们之所以缅怀介子推，一是崇尚他危难救主的大仁大义，二是感念他“士甘焚死不公侯”的精神。在乱世春秋，常人对高官显达趋之若鹜，而介子推不居功自傲，淡泊名利，累世少见，因此几千年来受到后世景仰。开元二十年（732）四月二十四日，唐玄宗颁布《许士庶寒食上墓诏》，所涉寒食上墓之礼被吸纳进《大唐开元礼》，进而成为国家礼制。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百姓“俱出郊外，抵暮而归”，轿马如流中可见纸钱纷飞。明清时期，江南人家更发展出“清明前十天不责童仆”的习俗，让祭祖扫墓成为维系家族情感的纽带。

扫墓祭祖的各种仪式、活动的背后，体现了“寻根问祖”“忠孝节义”“报本感恩”和“继志述怀”等多重意义，蕴含着“孝道”理念下人们对祖先的崇敬、对生命的敬畏，崇本尊亲的价值理念和慎终追远的文化精神。

今日清明，人们依然遵循古礼：铲除杂草、供上青团、点燃香烛。广东潮汕的“挂纸”习俗里，压着黄纸的坟头如披新裘；江浙一带的柳枝青翠，恰似杜牧诗中“牧童遥指杏花村”的鲜活意象。随着时代变迁，网络祭扫、鲜花代烛等新形式不断涌现，但血脉里那份“慎终追远”的情怀，依然在春日的细雨中生生不息。

清明带给人们有关死亡的感受并非撕心裂肺之哀恸，它引向的是对万物新生的期望。春雨滋润，阳气回升，正是白昼渐长、抽柳枝、梨花起、新燕归来的时候。生和死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祭拜故人的过程中，人们会更加尊重和珍惜生命。

因此，清明既有扫墓祭祖，也有踏青、拔河、荡秋千、放风筝等迎春游乐活动。祭扫结束后，人们亲近自然，唤醒身体，驱散疲劳，如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所描述的“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的文人雅集，还有唐代杜甫诗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仕女集体踏青出游。

踏青开始相对集中于清明期间进行，和唐代寒食清明扫墓习俗的普遍流行密切相关。要扫墓便不能不去墓地，墓地又总被安置在离生活区较远的山野之中，而山野自然是春意显露之地，在一定程度上，踏青可以被视为扫墓活动的伴生物。寒食禁火、吃冷食、祭墓，清明取新火、出游、赏春，两者一阴一阳、一息一生，密切配合，“禁火为了出火，祭亡意在佑生”，这也是后来清明融合寒食的内在文化内涵。

明代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对清明有一段描写：“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有歌者，哭笑无端，哀往而乐回也。”将扫墓的凄清悲凉和酣醉式的游乐并列而写，令人感慨万千。

“踏青觅良缘”的俗语，道破了春日清明独有的浪漫。少男少女踏青相遇，催生出许多动人爱情，其中最经典的当数崔护“人面桃花”的故事。据《唐诗纪事》载，科考失败的崔护，在清明节独自到长安城南游玩，至一村户，见花木丛萃，寂无人声。他走上前去敲门。过了好久，才有一女子隔着门缝问来人何事。崔护说自己“寻春独行，酒渴求饮”​，讨杯水喝。那女子打开门让崔护进来，端水给他喝，自己则倚着桃花，情意绵绵地看着崔护。崔护临行时，女子送到门外，似有恋恋不舍之意。来年清明，崔护追忆往事，情不可遏，又往探视，见门院如故，只是门上了锁。惆怅之余，崔护挥笔在门扉上题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当踏青路上飘起细雨桃瓣，谁也不知转角会遇到怎样旖旎的情缘，正是这份期待，让清明踏青成了千年不衰的春日盛事。

清明，是对死亡和生活的并置。当纸钱余烬混入新茶香气，当秋千架下的笑语掠过坟茔青草，清明以最诗意的姿态，演绎着中国哲学中“向死而生”的终极命题。清明既记录着“纸灰飞作白蝴蝶”的肃穆（高翥《清明日对酒》），也定格了“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的生机（韦庄《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这种生死并置的奇观，在明代张岱笔下达到极致：“越俗扫墓，士女皆靓妆炫服，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陶庵梦忆·越俗扫墓》）。从个体角度看，死生的并置将“向死而生”这个矛盾赤裸裸地展现给人看。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寒食野望吟》中描绘的“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道破了清明空间的双重性：同一片山水，既安放着遗骨，又滋养着草木。常日里，死人的坟墓总是与活人的生活相隔很远，但清明里，这边是在杨柳风、杏花雨中欢歌笑语的鲜活生命，那边是一丘坟土下默默无言的枯骨一把，这种生死共存的时空，明代张岱称为“哭罢不归也，列坐尽醉”——扫墓人拭去泪水便醉卧花荫，哀悼与欢庆的转换竟比柳絮飘落还要自然。这种看似矛盾的场景，实则是农耕文明孕育的生存智慧：认清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短暂，反而更能拥抱“梨花风起正清明”的鲜活。

清明将死生并置，展示的是不断死亡中的绵绵瓜瓞、生生不息。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这十六个字，道破了清明两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内核。深闺少女杜丽娘在清明雨后踏入花园，满园春色成了催命的符咒——她在牡丹亭与柳梦梅的梦中欢爱，实则是向死而生的祭礼。中秋夜抱画而亡时，她执意葬于梅树之下，犹如清明扫墓人将柳枝插土，埋下复活的企盼。三年后岭南书生柳梦梅拾得春容画，在梅花观叩响棺木的瞬间，正逢寒食禁火与清明启火的阴阳交割时刻。杜丽娘死而复生，恰应了清明“桐始华”的物候密码：死去不是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参与着永恒的生命循环。

当现代人在二维码墓碑前扫码追溯家族史，在生态葬区播种纪念花种，本质上仍在延续“死而不亡”的古老信仰——死亡不是终结，而是以记忆、基因、文化的形式重新融入生命长河。对于“死”大可以豁达地看待，因为个体的小“我”终将汇入到自然宇宙的“大生命”之中。乐天知命，就够了。

清明以其特定的节俗活动，向人们诉说一个赓续不断的传统：先人不会被忘记，正是在不断的死亡、不断的新生中，历史得以延伸，国家与民族得以存续。清明让我们尊重先人、尊重过去，清明帮助我们建立起对过去、现在、未来关系的正确认知……

从介子推的绵山悲歌到崔护的人面桃花，从苏轼的寒食祭奠到杜丽娘的生死轮回，清明始终在追思与新生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当我们擦拭先人墓碑时，指尖触碰的不仅是冰凉石刻，更是文明传承的温度；当孩童放飞风筝时，手中牵引的不仅是棉线，更是跨越千年的脉络。

如此，向死而生，方为清明。

编辑：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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