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四次后，农村父母建议我嫁人 | 人间

我望着窗外的雨，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在田埂上写作文的小女孩。她一定想不到，长大后最擅长的“写作”，竟是一遍遍修改简历，把“期望薪资”从7000元改成4000元，再改成“面议”。

配图 | 《理想之城》剧照

上学时，老师曾让我们写下自己的理想。我握紧铅笔，歪歪扭扭地在作文本上写道：“我长大了要当作家！”

二十多年过去，我确实在“写作”——只不过笔下流淌的，是失业的苦涩、现实的荒诞，以及一个农村女孩在城市夹缝中求生的十年。

2015年，我毕业于一所师范院校，专业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非师范方向）。入学时，我曾天真地以为这个专业“前途无量”——既能从事化学研究，又能涉足生物科技。

然而四年过去，我和同学们都逐渐意识到，化学和生物方向的工作与我们基本无缘。这些工作对专业的要求并不宽松，只有分析化学，生物工程这类专业才是对口的。

毕业前夕，学校组织我们去化工厂参观。那是一个阴沉的早晨，厂区的烟囱喷着黑烟，管道蜿蜒如巨蟒，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硫磺味。班里的女生们缩在队伍末尾，窃窃私语：“这地方能待一辈子吗？”

我捏紧衣角，想起父亲在田间佝偻的背影——他总说“读书能跳出农门”，可眼前的场景却让我怀疑：这道“门”外，是否只是另一座牢笼？

尽管满心抗拒，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参加了化工厂的面试，结果落选了。后来听说，被录取的同学中，有人操作失误，生生打断了老师傅的胳膊。这件事让我对当初的落选有一丝庆幸。

大学四年，我们学的是晦涩的分子式、冗长的实验报告，却从未摸过真正的生产线设备。所谓的“专业知识”，在轰鸣的机器面前，脆弱得像一张草稿纸。

毕业后，我急需一份包吃住的工作——农村老家不可能给我经济支持。

当年考上大学时，母亲曾冷着脸说：“丫头读书有什么用？早晚是别人家的。”弟弟蹲在门槛上啃西瓜，汁水顺着下巴滴到地上。那晚，我躲在田埂边哭了很久，发誓要靠自己“白手起家”。

经过多次面试，最终，我入职了一家电话销售公司，月薪1700元，包午餐和宿舍。

十多人挤在一间办公室，此起彼伏的“您好，需要贷款吗？”的声音像一群饥饿的蝉在嘶鸣。我每天打200通电话，喉咙肿痛，但业绩垫底。主管路过我的工位时，总会重重叹气——我知道，他希望我主动辞职。

公司的发薪日是次月15日，在此之前的45天，是我人生最漫长的寒冬。

为了省钱，我早上啃一个小包子，中午咽下公司食堂发黑的炒白菜，晚上饿得胃疼，就灌一肚子自来水。然而，我的身体扛不住这样的摧残，我必须在发薪之前，赚到一点改善伙食的钱。

我从同学那儿赊来一批围巾，蹲在灯光昏暗的地下通道摆摊。寒风像刀子般割着脸，我裹紧褪色的棉袄，盯着匆匆走过的行人，喉咙里反复吞咽着：“25元一条，看一看勒瞧一瞧。”

第四天晚上，一个妆容精致的女人停下脚步。她捏了捏围巾，递来一张百元钞票。我对着通道顶的节能灯照了又照——水印模糊，金属线若隐若现。正犹豫时，女人不耐烦地催促：“找钱啊！磨蹭什么？”我咬咬牙，拼凑着把兜里所有的零钱找给了她。等她走远后，我才发现那张钞票是假的。

那一刻，我浑身冰凉。100元，是我卖了四天围巾的全部收入，是下个月的公交费，是好几天的伙食费。我攥着假钞蹲在墙角，眼泪砸在水泥地上，溅起细小的灰尘。

犹豫再三，我假装去夜市摊买东西，我强装镇定地把钱递给老板，她看了看，摸了摸，然后又递给她老公过眼，最后把钱退给我，他们鄙夷的眼神让我落荒而逃。

回到宿舍，我发疯似的撕碎假钞，碎片像雪片般飘进垃圾桶。

假钞事件之后我便不再去摆摊，把围巾还给了同学，每天下班回宿舍就拉下蚊帐（这是唯一的个人空间）缩在床角看韩剧，跟着剧情流眼泪。

一个月后，我从这家公司离职了，我一个月只有几百元的销售额，还不够老板支付我的工资，想来自己走总比被辞退好。

新一轮投简历、面试后，我入职了一家工厂的文员岗位，工作很清闲，每天给领导泡泡茶，然后点下库存，或者录一些数据，兼职做一下人事招聘，考勤。

我很感恩这份工作的领导和老板，因为初入职场的我并没有给公司创造相应的价值，但是公司还是收留了我。

三个月后，工厂因环保问题被迫搬迁。

离职那天，朱厂长开车送我去车站。破旧的桑塔纳里，他忽然说：“小刘，你该去大城市闯闯。”我捏着装着三个月工资的信封，鼻子一酸——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职场的温度。

身上有钱，我便也不急了，我租了房子住下，开始认认真真地找工作。

2016年，我通过三轮面试，成为某连锁披萨店的值班经理。

母亲得知后，在电话里冷笑：“供你读大学，结果去端盘子？不如去学跳丧鼓（农村办白事会请妇女跳舞打鼓哭灵），隔壁王婶跳一场能挣三百！”

她总在算账：四年大学花了十万，若打工四年至少能存八万，“里外里亏了十八万！”

我心里知道我的表现确实不争气，毕业后这几年，我在家人面前是没有自尊的，即使不被他们认可，我依然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刚入职时，我被安排在长沙外派培训。虽然住了进月租600元的棺材房——7平米，一张木板床占去大半空间，梅雨季节墙皮簌簌掉渣，楼下烧烤店的油烟也飘进窗户，然而，每天清晨穿上制服时，我都觉得自己是“白领”：排班表、进货单、营业额核算……这些琐碎的工作让我第一次触摸到“职业”的轮廓。

外派结束后，我的月薪从5000元骤降到3300元。为了省钱，我每天步行二十分钟上班，午餐都是低价的麻辣烫。母亲仍在电话里念叨：“你表姐在深圳做美容，过年回来给你姨妈买的金项链金手镯！”

我内心的防线还是崩溃了，我迫切地想挣钱，想和我的同学一样，月入过万。更主要的是想向家里人证明自己，证明上大学不是浪费钱。

我偶然听说设计师薪资很可观，决定报班学习。我对设计行业一无所知，但是只要工资高，那就努力拼一把吧。

2018年，我带着全部存款两万元，听信招生老师信誓旦旦的“学完保底月薪八千！”，报名广州某培训机构的平面设计班，亲手开启了我人生的一段噩梦。

我白天上课，晚上在和两个女孩合租的城中村隔断间里，伴着墙上霉斑蜿蜒如地图，用二手电脑练PS到凌晨三点。结课时，老师夸我的作品“很有灵气”。

我信心满满地开始投简历，这才发现，企业要的是能独立设计电商首页、会C4D建模的“全才”，而我连基本的图层蒙版都用不利索。耗光积蓄后，我收到一家小公司的offer，月薪5500元。

老板丢给我一堆产品图：“把背景换成星空，要梦幻点。”我手忙脚乱折腾三小时，他却皱眉：“你这星空像泼了墨水。”试用期最后一天，主管对我进行了约谈，希望我能自己辞职。我强忍着泪水，搬离了办公室。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被辞退，此时我还在经历失恋。那天，我蹲在珠江边哭了很久，江面倒映着CBD的霓虹，游轮上传来游客的笑声。我想起当初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是多么的喜悦以为自己会有光明的前途，想起大四那年，室友们躺在宿舍畅想未来，我心底暗自发誓：“我要创业当老板！”而如今，我被现实无情地碾压，正应了曹雪芹那句“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我有了轻生的想法，我走向了三十层的楼顶，在天台的边缘，内心翻江倒海，脑中思绪万千。

只要轻轻一跃，所有的痛苦就结束了。我是个一无所有的人，我曾以为父母多么的爱我，后面才知道，爸妈一直嫌弃我是女儿，所以一直“追”儿子，因此我有一个小我十多岁的弟弟。我曾以为男朋友是我此生的依靠，但我们终究分手了，他有了新的感情，对我的哭泣和呐喊，视而不见。我曾以为自己经历了高中三年的拼搏换来的大学生身份会让我走向人生的坦途，不想毕业之后，如此狼狈。泪水夺眶而出，真正体会什么是心如刀绞，撕心裂肺，肝肠寸断！

那一天我想了很多很多，就在纵身一跃的前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既然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既然如此那就放开手脚去干吧，看看这辈子还会发生什么故事。

我强忍着头皮投简历、面试，终于再次拿到了一份美工的offer，月薪5500元。我有一丝窃喜，更多的是忐忑不安，担心自己速成的技术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试用期的三个月里，我每天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只要同事在一起聊天，我就总觉得他们在议论我能力不行。老板喊我进办公室，心里就七上八下，感觉自己又要被辞退了。

我第一次感到上班是如此的痛苦，试用期结束后，我主动提了离职。老板人很好，我自己能力不足，我不想拖公司后腿，我也害怕再次被辞退，自己走，给自己一个面子吧。

2019年，我26岁，经历了生活的低谷，工作不顺，感情失败，最落魄的时候和一个17岁的小女孩合租在城中村的一间单间，破旧不堪的房子里除了一张旧床垫什么也没有。

当我在生活的漩涡里打滚时，家里给介绍了一个对象，彩礼十万。我妈妈的原话是：“你工作这几年存了多少钱，十万彩礼，你要奋斗多久，你现在知道赚钱多不容易吧”。

如果是在以前，我绝对会反驳她，会豪气地说，我不结婚，我想自由恋爱。而此时，我的生活一团乱麻，为了活着，我决定走入婚姻。

婚后，老公支付房租，我的经济压力缓解不少。

我终于松了口气，开始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大学时期的同学有十来位考取了教师编制。

如果是以前，我肯定是不羡慕的，但是兜兜转转，我已知道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不求大富大贵，有份安安稳稳的工作此生足矣。于是，我随便找了份轻松的工作，边工作边考教师资格证，想着再考个教师编制，不管工资多少，不失业就好了。

2020年，我进入一所民办高中教化学。校园崭新得让人心慌，地面光可鉴人，空调无声吐着冷气。我缩在教师宿舍的角落，把唯一一套西装熨了又熨——它是我在批发市场花180元买的，肩膀总是不合身地耷拉着。

第一堂课，我穿着它走进教室。学生们抬头瞥了一眼。“老师，你口红涂歪了。”

当时由学生登记每节课老师有无迟到，对老师是否满意，每个月制成问卷记录下这些评分。某次课后，班长递来评分表，我的“形象分”是全组最低。同事劝我：“学生就爱看脸，你买几件时髦衣服吧。”

这所学校收取高昂学费，偏袒学生贬低老师，甚至为了让学生成绩过得去而自己命题，降低试卷难度。为了保证学生的学习感受，学生会对老师进行全方位的打分，分数直接和老师的去留待遇挂钩。他们也不称呼老师为老师，而是直呼我们的名字，甚至取诨名进行嘲笑。除了教学，老师还要在课间给学生取快递，时不时买些零食奶茶讨好学生。所以，这个角色更多的身份不是老师，而是服务员，是保姆。甚至校长开会也曾说道，要我们给学生小恩小惠，拉近师生关系。

我渐渐意识到，私立高中并不适合我这个农村来的孩子。我相貌普通，从小家境较差，不懂穿搭，也不会化妆，总感觉自己的外形比较土气，和美丽的校园格格不入，学生因此看低我，甚至欺负我。

一次，一个转班的女生在课堂上玩水枪，引得整个课堂秩序大乱，我拿出严厉的态度，对学生给予了制止和教育。女生用恶狠狠的眼神看着我，言语里满是不屑和对抗，并且从此再也不来上我的课。期末结束的那一天，学校对我进行了解聘，因为旷课的学生投诉了我。

我本本分分兢兢业业，多次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无偿补习，因为一个课堂违纪的学生投诉了我，所以我这个老师丢了工作？既然如此，这份工作于我而言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我收拾了所有东西，离开了这所充满嬉笑打闹声的象牙塔。

离职后，学校原本承诺的离职补偿，一分钱也没有给我，我申请了失业金，但被驳回了，因为“主动离职不符合领取条件”。

我曾以为工作是港湾，可工作给我的却是无边的迷茫。

我陆陆续续也参加了一些教师招聘和事业单位的考试，因为专业不对口，只能报考竞争极大的三不限岗位。所谓“三不限”，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中不限专业、不限学历（大专以上）、不限户籍的岗位。我第一次看到“条件宽松”时欣喜若狂，以为这是命运抛来的橄榄枝，后来才发现那是一座更加狭窄的独木桥。在这条赛道上，我再次沦为陪跑。

同学群里，考上公务员的晒着公积金截图，当老师的吐槽学生难管，开宠物店的炫耀新买的宝马。而我缩在出租屋里，漫无目的地刷着招聘软件：客服、平面设计、文员、老师……

我望着窗外的雨，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在田埂上写作文的小女孩。她一定想不到，长大后最擅长的“写作”，竟是一遍遍修改简历，把“期望薪资”从7000元改成4000元，再改成“面议”。

编辑 | 三三 实习 | 思宇

黑色眼睛

掌心的茧不是老去的证据，是与命运角力时留下的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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