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 论国家语言认同与民族语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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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论国家语言认同与民族语言认同

作者简介：黄行（1952-），男 ，广东新会人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汉藏语系语言 、少数民族语言规划 。①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香港城市大学编《中国语言地图集》（第２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

收稿日期：2012-03-30

摘要：语言具有社会交际工具与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双重功能。 在多语社会或国家 ，通常是通用语言承担较多社会交际工具功能 ，而少数民族语言承担较多文化认同功能 ，二者互相补充又互相不可替代。因此在语言的工具认同和文化认同意义上 ，我国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没有根本的冲突。在少数民族语言内部 ，由于存在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 、主体民族语言和非主体民族语言 、简单语言环境语言和复杂语言环境语言 、保持母语程度不同等复杂情况 ，所以对于不同民族语言来说 ，语言的民族认同也存在较大的区别。

关键词：国家语言；民族语言；语言认同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语言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它的社会功能，国家为管理和指导语言使用发展而制订的语言规划也取决于语言的社会功能。一般认为语言的功能除了是交际工具､思维(认知)工具外，语言还是文化资源､民族权利，而语言作为文化资源和民族权利都集中表现在民族语言群体(ethnolinguistic group)的认同功能方面。

一､语言认同与语言身份

“认同”和“身份”的英语都是identity，可见二者关系之密切。国际上对语言身份的认证一般只有两个标准:一是语言沟通度，二是语言认同度。因为即使可以互相沟通的语言如果互相不认同，亦不具有独立语言的身份，因此语言认同标准甚至比语言沟通标准更加重要。我国学界和国际组织对中国语言识别与划分的结果在数量上非常悬殊(我国学界识别了约130种语言，而国际社会认证中国有近300种语言)，主要原因就在对同样的语言事实所用语言或方言身份认证标准的不同。我国的语言识别虽然十分注重语言使用群体的民族族属，即同一个民族尽可能使用共同的语言，民族的识别也会加强群体内部语言的认同；但是由于民族识别和语言识别都不太重视“认同”的标准，所以国内外强调“认同”标准的学者对我国民族识别和语言识别结果常存异议。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共同的语言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该定义还有一个民族构成要素即“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群体认同关系密切。我国的语言群体认同一般情况下可以和民族群体认同相一致，但民族认同存在的问题可能比语言认同还要复杂，所以用民族认同代替语言认同不仅有循环论证之嫌，甚至完全不能相互替代。

尽管语言是构成民族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每个民族都有能够代表该民族的主体民族语言。但是我国一个民族内部使用多种语言，即除了主体民族语言外还有诸多非主体各支系语言，甚至使用多种语言的民族还没有形成主体民族语言的现象也是相当普遍的。例如:①藏族的主体使用藏语，不同支系还使用白马语､扎语､嘉戎语､拉坞戎语､尔龚语､尔苏语､木雅话､贵琼话､却域语､扎巴语､纳木依语､史兴语等语言；珞巴族使用博嘎尔语､义都语､苏龙语､崩如语；门巴族使用门巴语(也称错那门巴语)，有的人群使用仓洛语(也称仓洛门巴语)；景颇族不同支系分别使用景颇语､载瓦语､浪速语､波拉语､勒期语；怒族不同的支系分别使用怒苏语､柔若语､阿侬语；瑶族不同的支系分别使用瑶语､布努语､拉珈语､巴哼语､炯奈语､优诺语；裕固族一部分人使用东部裕固语，一部分人使用西部裕固语；新疆蒙古族少数人使用图佤语；云南文山州部分彝族使用的普标语､布赓语；富宁县少数彝族使用末昂语；文山州部分壮族使用的布央语､拉基语；思茅地区部分拉祜族使用的毕苏语；盈江县部分阿昌族使用的仙岛语；景洪市部分哈尼族使用的桑孔语；金平县部分傣族使用的布芒语；通海县蒙古族使用的卡卓语；贵州黔南州部分毛南族使用的佯僙语；荔波县部分布依族使用的莫语；麻江县部分仫佬族使用的木佬语；广西百色地区部分仡佬族使用的俫语；那坡县部分瑶族使用的布央语；湖南绥宁县部分瑶族使用的巴那语；海南三亚市回族使用回辉语；青海尖扎县回族使用康家语等。

有些曾经是独立语言后因其群体被重新划定民族成分而将其归入该民族主体语言的方言。例如昆明禄劝县一带自称傈坡的人在归入傈僳族以前，其语言被认为归属未定，后来傈坡人划归傈僳族，所说的话就成为傈僳语的禄劝方言，但是和云南怒江地区的傈僳语并不能通话。云南玉溪地区新平县的苦聪人在划归拉祜族以前其语言的归属也没有确定，苦聪人定为拉祜族以后苦聪话即属拉祜语苦聪方言。

以上民族内部多种语言的构成情况表明，尽管语言是构成民族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事实上民族和语言的关系错综复杂，所以处于不同状态的语言及其使用群体对所属民族和语言的认同意识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二､国家语言认同

汉语普通话是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是国家语言生活最重要的知识信息交流传播工具。根据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是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学校教育､新闻媒体和商业服务业的正式用语，我国绝大多数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知识信息是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产生､传播和应用的，所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承担着重要的国家社会生活的语言交际和信息传播功能，我国公民如果不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无法平等和充分地参与国家社会生活。“虽然任何一种共通语都是以某种方言为基础的，但一百多年来，已经形成的共通语无法用任何一种方言来替代。如果用某种方言，一方面这是以偏概全，一方面是现代的词汇尤其是科技词汇已经用共通语来表示，方言已无法承载共通语的作用。”(周振鹤2008)[1]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公民，历来都对国家推广普通话政策持积极态度，努力学习掌握普通话，都十分认同普通话作为我国不同方言或民族语言之间共同的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和作用。

将普通话界定为“国家通用语言”就是强调其在主要正式官方场合的通用性和不同方言､语言地区的通用性，而“国家语言”或“国语”则侧重语言的国家地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语”并不一定是通用语言或官方语言。统一规范的国家通用语言对一个现代化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世界发达国家通用或官方语言的推广和普及工作早在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已基本完成，而在我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普及程度还远远达不到一个现代化国家应有的水平，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仍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和任务。

然而文化载体却不是普通话的主要功能。宋元以来出现以北方话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经明清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广泛传播，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成为全国公认的共同语；辛亥革命以后的国语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巩固了“官话”地位，形式也更加规范，并定名为“国语”；新中国成立以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制订了普通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规范，法定地位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2000年以后，普通话被进一步提升为“国家通用语言”。因此首先普通话是一种超方言的经过人为规范的标准语，而不是国民自然的母语；其次从“官话”到“国语”到“普通话”再到“国家通用语言”不但经历了不断“通语化”的过程，也经历了不断“欧化”的过程，普通话语言本体的词汇语音语法结构已与古代汉语相去甚远，因此限制了其表达､承载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事实上各种传统口传文化门类均以某种/些自然方言或民族语言，而不是以普通话为载体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的第一门类“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应指具有记载和传承传统口头文学的各种自然民族语言或方言。

三､民族语言认同

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母语是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群体的母语认同是社会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语言所处的不同状态会对语言群体的认同态度产生不同的影响。就语言群体认同态度的影响因素而言，我国民族语言大致有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主体民族语言和非主体民族语言､复杂语言环境语言和简单语言环境语言的区别，其对语言认同的相关性一般表现为，弱势语言､非主体民族语言､复杂语言环境语言群体的认同意识要强于强势语言､主体民族语言､简单语言环境的语言群体。

(一)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的认同

一般来说，语言的认同功能会随语言使用功能的衰减而有所加强，因此强势语言内部的认同并不明显。然而，语言强势与弱势都是相对而言的，如我国内蒙古的蒙古语､新疆的维吾尔语和西藏的藏语等都是地方性强势语言，但是相对国家通用语言又处于弱势，因此这种地方性强势语言的认同往往表现在较高的语域认同。比如内蒙古､新疆､西藏颁布的属于自治区地方性法规的语言使用条例，都对自治民族语言的法律地位和使用权利做出很高的规定，即自治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具有同等的地位，甚至规定二者并用时，优先使用自治民族语言。

强势语言认同还通常会内外有别，外部语言层面认同和内部方言层面认同可能有所不同。例如藏语口语的方言差异很大，一般不能相互通话，书面语也不是完全相同。所以，在确定藏语标准语时，在语言外部层面可以拉萨话为代表藏语，而在语言内部的诸藏语方言之间仍保留各自的独立性。类似的情况还有彝语，四川规范彝文可以在语言层面对外代表彝族的文字，但是在方言层面却不能涵盖各彝语方言地区的共同书面语。

弱势语言由于其使用功能的衰微而凸显其认同功能。我国大多数民族语言都是绝对的弱势语言，有些甚至是濒危语言，所以这些语言的认同更多的是对其民族文化功能的认同而非交际工具功能的认同。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是一个全球性的热门话题，这项工程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不是试图恢复这些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而是对其语言群体母语认同意识的尊重。

(二)主体民族语言和非主体民族语言的认同

我国各民族一般都有代表其民族的主体语言，同时一些民族内部的不同支系还使用各种与主体民族语言不同的语言，这些非民族主体语言的使用者的母语认同态度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下面以3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为例说明。

1.既认同母语，又认同民族主体语言

蒙古族约2900余人的图佤支系居住在新疆喀纳斯湖附近多民族杂居区，特别是和哈萨克族接触密切，因此图佤人都能熟练地使用同属突厥语族的哈萨克语，也即图佤蒙古族对当地通用的哈萨克语持适应性的工具认同。另一方面，图佤人的家庭和学生却首选蒙古族和蒙古语的学校，学习主体民族语言蒙古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的认同。(侯豫新2010)[2]

2.群体内部语言认同有分歧

四川凉山州约10，000藏族尔苏人使用同一种尔苏语(也有方言差异)，却存在两种族群和语言文字的认同表现。其中部分尔苏人认同划入藏族，另一部分人认为尔苏人与藏族的差异较大，要求被识别为一个单一民族。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认同表现除了用尔苏语与藏语的特征之外，还用尔苏人的沙巴图画文字和经书藏文来强调和支持各自的观点。语言文字作为一个族群的重要文化内容，在尔苏人当中直接影响了族群认同的抉择。(巫达2005)[3]

3.各支系互相不认同母语，也不认同主体民族语言

青海同仁县土族使用五屯话和保安语两种语言，但因其社会文化功能的局限性，加之同族异语､族源多元，使用不同语言的土族群体之间相互认同度不高，民族认同意识趋于弱化。与之相应，由于藏语和藏文化在当地处于优势，学校教育､寺院､社会交际都离不开藏语，当地土族认同藏语和藏文化的倾向有强化的趋势。(王远新2009)[4]

也有一些操多种语言的民族没有形成主体民族语言，这些民族的母语认同往往表现为不同的情况，一般来说，其对族内其他支系语言认同态度体现为支系间语言的兼用与否。相互认同语言的实例有景颇族和裕固族，与其有较长的民族融合历史有关。景颇族主要使用景颇语和载瓦语，两种语言分属景颇语支和缅语支，差别甚大不能互通，分别使用两种文字，但是两个支系之间语言兼用历来非常普遍。(戴庆厦2011)[5]裕固族使用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和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裕固族集中居住在甘肃肃南县，也普遍尊重和兼通对方支系的语言，同时还都十分认同学习使用当地比较强势的汉语文和藏语文。(王远新1999)[6]民族内部相互认同语言程度不高的民族个案有怒族和瑶族。怒族分别使用语支系属不同的怒苏语､柔若语､阿侬语，三个支系的怒族基本不通其他支系的语言，反而都有相当多的人口兼通和认同当地通用的傈僳语或汉语。(孙宏开1994)[7]瑶族分别使用瑶语､布努语､拉珈语等，瑶族的语言由于比较弱势，因此兼通壮语､汉语等他族强势语言的双语或多语人口比例甚高，但是唯独几乎不通族内其他支系的语言。(毛宗武等1994)[8]除了瑶族使用的各种语言比较缺少社会功能外，也与不同支系瑶族既无共同聚居地区，又无确切民族融合过程有关。

(三)复杂语言环境语言和简单语言环境语言的认同

处于多民族语言环境下的语言，由于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基本分布格局，大多数民族语言都处于多语环境中。这类语言虽然使用的范围和层次十分有限，但是仍保持相对强烈的母语认同感。他们的母语许多不是所属民族的主体语言，所以他们对于所接触和使用的多种语言———母语､民族主体语言､区域性通用语言､国家通用语言，往往持不同的态度，即倾向于对母语或民族主体语言有文化或民族的认同感，对国家或区域性通用语言持实用性或适应性的工具认同感。

处于相对单一汉语环境下的民族语言，主要包括满语､赫哲语､鄂伦春语､土家语､仡佬语､畲语等。这些语言群体在历史上已经大范围地转用汉语，其周围主要是汉语，没有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相比照，缺少区别群体自我与他人语言认定的互动，所以母语的认同感相对比较淡漠，兼通当地汉语的水平超过自己的母语，甚至已经放弃母语。例如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同属满通古斯语族，但是由于它们的语言环境不同，即满语､赫哲语､鄂伦春语主要处于汉语的环境中，锡伯语､鄂温克语处于多民族语言环境中，语言的濒危程度也大不一样，就可能与其母语认同程度的差异有关。我国濒危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语言都集中于这类语言，从一个侧面说明语言环境和语言认同对语言活力保持的相关作用。

(四)母语转用民族的语言认同

按说整体上已经放弃母语而转用其他语言的民族很难谈及母语的认同问题，但是由于语言对于民族､宗教､政治的标记性和敏感性，有些语言转用民族的母语观，特别是其知识分子､干部和宗教界人士的母语态度和语言行为都有一定的特殊表现。

1.回族通用汉语，但在其使用的汉语中仍夹杂着很多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这种以外族语借词为特色的回族汉语变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回族通过语言对民族的认同。(宋启元等2009)[9]回族散居全国各地，因地而异地操用不同的汉语方言或民族语言，但不管什么地区或方言的回族都能通用一套相当一致的宗教民俗用语，用以彼此沟通和认同的标记。(尹世玮2011)[10]

2.学界一般认为，99%以上的畲族已经转用汉语客家话，仅广东增城､博罗等县1000余畲族使用属苗瑶语族的畲语。但是近年来有学者和一些畲族的干部､知识分子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绝大多数畲族讲的近似于客家话的畲话是一种既不同于汉语､也不同于苗瑶语的东南古老语言，甚至否认广东增城､博罗畲语之于畲族的母语地位。(傅根清2003)[11]这一问题虽属学术争论，但也不能排除母语认同因素的影响。

3.云南玉溪市通海县兴蒙乡蒙古族所使用的卡卓语是一种历史上转用的彝语支语言。卡卓人十分认同民族主体的蒙古语文，1980年代曾从内蒙古邀请蒙古族教师到当地教授蒙古语文，这一恢复母语计划后由于卡卓语和蒙古语差别太大，以及缺乏实际使用功能而停止，但现在卡卓人在重大节日庆典中仍使用蒙古文书写标语。(单江秀2008)[12]

综上所述，语言认同不但和语言结构与系属无关，和语言的交际功能乃至说话人的民族归属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族群认同的建构论所言，语言认同感往往是来自群体自我与他人认定之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对语言或语言群体本身的认定。当语言群体认同和语言的交际功能或可沟通程度发生冲突的时候，民族语言群体身份认同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四､国家语言认同和民族语言认同的关系

凡多民族多语言国家都存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民族语言认同和国家语言认同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概莫能外。通常西方国家都明确提倡各民族的国家认同，甚至采取民族同化政策。而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则借尊重民族(语言)平等之名，行民族(语言)同化之实，与西方国家没有本质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国家———民族认同､国家语言———民族语言认同问题的存在和解决具有世界的普遍性。(道布2005)[13]

民族语言认同应以国家语言认同为前提，这是不容置疑的；国家语言认同应以充分尊重民族语言认同为前提，这也是不容置疑的。现在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过分强调民族语言会影响国家语言的认同，因此应该淡化民族语言意识，从而突出国家语言意识。这样做的效果实际上是适得其反的。因为如上所述，国家通用语言是我国语言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和知识传播工具，所以少数民族一向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是持肯定和认同态度的。另一方面，民族语言相对国家通用语言处于弱势，弱势语言群体会凸显其语言文化认同意识，与国家通用语言的工具功能互相补充又互相不可替代，因此尊重民族语言认同不可或缺，也是实现国家语言认同的有效途径。区分语言的交际功能与认同功能也说明，尊重民族语言认同和权利，是不能以语言交际功能和语言经济价值的标准来衡量的，而是应该施以一定的政策法规予以保障，甚至要付出巨大的行政和经济代价。

1.赵元任《年谱》(赵新那,黄培云1998)[14]

1956年(时年六十四岁于美国加州大学):“5月2日,拟灌制朗诵《长恨歌》与《琵琶行》录音带,几次试诵,总以情不自禁,泣不成声,不能卒读而告终｡最后只得改录其他一些短诗｡”日记载:“下午灌唐诗,练长恨歌琵琶行,老哭,只好灌了几个短的｡”

2.席慕容(台湾蒙古族诗人)《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虽然已经不能用不能用母语来诉说

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

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

心里有一首歌

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参考文献]

[1]周振鹤.从方言认同､民族语言认同到共通语认同[N].文汇报,2008-05-05.

[2]侯豫新.从“双语教育”看文化接触与文化认同[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3).

[3]巫达.尔苏语言文字与尔苏人的族群认同[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6).

[4]王远新.青海同仁土族的语言认同和民族认同[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5).

[5]戴庆厦.云南德宏州景颇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王远新.论裕固族的语言态度[J].语言与翻译,1999,(2).

[7]孙宏开.怒族语[A].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8]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语､布努语､拉珈语[A].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9]宋启元等.从回族语言看其民族认同[J].陇东学院学报,2009,(4).

[10]尹世玮.回族用语调查比较[D].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11]傅根清.从景宁畲话的语音特点论其与客家话的关系[J].山东大学学报,2003,(5).

[12]单江秀.论语言文化的生态平衡系统[J].宜宾学院学报,2008,(8).

[13]道布.语言活力､语言态度和语文政策[J].学术探索,2005,(6).

[14]赵新那,黄培云.赵元任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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