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奉命出使日本的中国人亲眼见到的「出人意料的日本」

制止猖獗的倭寇！奉命出使的中国古人亲眼见到的「出人意料的日本」

无论东西方，「与邻为伴」自古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对于日本来说，邻国的大国这个庞然大物，既是威胁也是敬畏对象。然而反过来，在中国人眼中，日本人又是什么模样？

460多年前，一位中国人为了寻找缓解日中紧张关系的途径，冒险踏上战国乱世中的日本，静心观察这片土地的自然与人心。他写下了一部关于访日见闻的记录，然而却未曾在中国出版，几乎被时间所遗忘。

日本一位与众不同的历史学者，终于关注到这本几乎被埋没的史料
这部记载战国时期日本社会的珍贵见闻录名为《日本一鉴》。作者郑舜功，一位生卒年不详的中国人，知者甚少。对此书重新进行解读的是立教大学文学部教授、历史学者上田信，他也是《战国日本を見た中国人　海の物語『日本一鑑』を読む》一书的作者。

“《日本一鉴》其实可以视为中国早期的一部‘日本百科全书’，在中国海洋史或日本战国史研究圈内算是有些知名度，但一直没有人完整地介绍作者与全书内容。普通大众几乎无人知晓。”

这本跨越中日两国的文献，在过去常常被学者们片段式引用，却鲜有整本通读、系统研究者。

上田教授的研究领域原本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史，其代表作《海与帝国》曾被出口治明评价为“从全球海洋视角重新讲述中国历史的名著”。他的其他著作如《货币的条件》《尸体属于谁》《中国人口史》《蜃气楼王国的兴亡》等，都展现出打破传统框架的视野。

而在《战国日本を見た中国人》这部作品中，他尝试以中国人的视角，重构日本中世纪的真实面貌，其中收录了大量郑舜功在战国日本亲身经历的记录。

“从这本书中，可以读出当时日本人自身觉得理所当然、不屑记录的行为，也能察觉那些刚刚接触日本的西方人所无法理解的日本人感性。如果这本书能被更多人了解，也算是对郑舜功不幸命运的一点慰藉。”

郑舜功为何来到日本？ ——一段带有特殊使命的旅行

郑舜功来日的时间是1556年，此时日本正处在战国大动荡的关键转折点：美浓的斋藤道三被其子义龙击败身亡，次年西国名门大内氏也败于毛利家。信长则正积蓄力量，准备发动桶狭间之战（1560年）。

而此时的中国，则正面临“嘉靖大倭寇”的威胁——大量自称日本人、实为中朝民间海盗或走私商的武装团体频繁袭击中国东南沿海。尽管这些“倭寇”大多并非真正的日本人，但在中国舆论中，日本因此蒙上了“海上强盗”的恶名。

在这种局势下，郑舜功肩负起一项特殊任务——他代表明朝皇帝前往日本，试图与之对话，以缓解两国关系、解决倭寇问题。

郑舜功出身于中国“新安郡”（今安徽南部至浙江东部一带），虽为平民，却有强烈的政治抱负，是典型的“草莽志士”。上田教授评价他“身上带有侠气”。

大友宗麟、三好长庆——外交尝试的对象

1556年，郑舜功一行自广州出发，穿越台湾海域与琉球群岛，不料遭遇暴风雨，未能直抵京都，而是在九州的丰后（今大分县）靠岸。当时丰后的领主是日后成为九州霸主的大友义镇（宗麟）。郑舜功就在这里停留了六个月。

在古代中国人的眼中，“日本人”是什么形象？1607年编纂的一部民间百科全书里绘有三种人物：朝鲜人衣着整洁、穿鞋；琉球人披着和服、赤脚；而“日本人”则赤裸上身、光脚、背刀，一副凶悍模样。书中还写道：“他们专以沿海抢掠为生，所谓‘倭寇’即指此。”尽管这是在倭寇骚乱结束后的记载，却已固化为刻板印象。

然而郑舜功并未被这些偏见所左右。他通过与当地官员接触，发现日本人其实是可以用“理”来沟通的，并成功说服大友政权颁布禁令，制止倭寇活动。书中写道：

“丰后的君臣为处理中日政务召开会议，每次我都亲自赴会，奉命展示上谕。他们据此实行禁令。我背负着宣谕重责，参与评定，引导异族之人，所遇者皆能识忠信仁义。若如此，又岂会继续祸乱民间、欺骗百姓？由此夏夷之间的争端可望终止。”（第94-95页）

随后，郑舜功转而接触京都的政界，发现足利幕府将军的权威早已衰退，便将外交目标锁定天皇与其周边势力，并设法与三好长庆建立关系。在战国混乱政局下，一个外国人要找对交涉对象，绝非易事。

“彼时的明朝基本未意识到天皇的存在，认为掌权的是武士。郑舜功在丰后收集情报后认定，京都中心为后奈良天皇与三好长庆，并明白天皇虽无实权，但拥有全国性的象征意义，于是派人进京建立联系，谋求以外交方式缓解倭寇局势。”（上田教授）

但这本《日本一鉴》，并非只有政治与外交内容。更多引人入胜的，是那些“杂记”。

鲨鱼、飞鱼与发型——一本“古代日本生活百科”
郑舜功在钓鱼岛一带附近记录了超3米长的鲨鱼，详细列出多种种类，并记下“有变虎形而食人”的说法。

在德之岛周围，他对飞鱼产生兴趣：“双翼比尾长一寸，顺风而翔，万鱼如箭，呼啸如风。”其生动细致，堪比一位早期博物学家。

而对日本人的发型也观察入微：“今皆剃发，仅留两侧少许，束于后为髻。俗传为战斗方便。所用器具为劈开的竹片，两手夹住，强行拔发。甚痛。”——由此可见，“月代头”不仅是剃，而是“拔”出来的。

他还记录了关于男女出生、育儿的风俗：“据说女子多，男子少……若男婴生于多男之家，或即被勒杀。此风俗令人心寒。因多子即多妻妾。”

“孩子出生一个月左右，择晴日将摇篮挂高树上，任其随风摇摆，为将来海上旅行做准备。”

这些内容听来如今也令人难以置信。上田教授指出，郑舜功很可能是“看到什么就记录什么”，但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进一步考证。可以确定的是，他是极具好奇心、富有观察力的实地记录者。

上田教授：“中国文人多认为中华文化至高无上，周边文化为下属，不屑深究。而郑舜功的好奇心与开放视角，在中国人中都十分罕见。”

在六个月的政治工作与田野考察之后，1557年，郑舜功因突发原因被召回国。非但功绩未被承认，还锒铛入狱，随行部属更遭处刑。显然他在对日政策上与朝中大臣存在分歧。

他在狱中完成了这本《日本一鉴》，未能正式出版，仅以手抄本流传，终为历史所遗忘。此后，他的生平记录也没有下文。

仅以此文纪念明代赴日考察的郑舜功，我都不知道有这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