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读书人的“我命由我不由天”

科举1300年

来源 | 历史学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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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年），朝廷彻底废除九品中正制，将那些“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的州郡中正手中的选举品第之权收归中央。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把人才等级分为九等，作为政府选用官吏的依据，但这样一来，可解读空间太大，真正实施的时候，就变成了按照家世划分等级，所以后来九品中正制彻底成为了一场门阀士族的盛宴。

在东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发展到了巅峰，王谢等高门子弟出生就是五品（五品是恩荫制度下能继承官位的最低品级），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

隋文帝打破了这个垄断，废除九品中正制的同年，隋朝举行了第一次新制度下的秀才科考试，然而这一年全国竟然只有杜正玄一个人敢于吃螃蟹。

据《隋书·杜正玄传》记载，当时的宰相杨素起初根本不把这个毛头小伙子放在眼里，直到亲自考核后，才为之叹服：“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整个隋朝秀才出身的不到十个人，可见隋朝秀才之珍贵。而这不到十个的秀才中，杜氏一门就出了杜正玄、杜正藏、杜正伦三兄弟。

开创科举制度、终结了魏晋南北朝门阀弊端的隋文帝杨坚

隋朝科举并没有彻底放弃荐举，而是实行荐举和考试相结合的制度。但是朝廷对于地方荐举的要求极其严苛，如果推举上来的人考试不合格，那么作为推举者的地方官也要受到严厉惩罚。然而秀才考试的标准实在是高处不胜寒，吓得地方官都不敢往上推人了。

到了唐朝，秀才科虽然仍是最尊贵的科目，但是出自相似的情形，只好退出历史舞台，而进士科便取代秀才科成为新贵。

由于进士科从唐代开始就成为科举中的至尊一级，历经宋元明清，其荣耀有增无减，而秀才到了明清已经降级到科举的功名最低等级。因此，不少学者都把隋炀帝开考进士科作为科举的发端，看似进士比秀才更加名正言顺，实际上，若论科举的意义，“秀才”二字尚在“进士”之上，因为“士”在春秋时期是指贵族的最低层级，而“秀才”包括一切优秀人才，更切合科举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想。

不过随着科举的发展，“士”的定义最终从贵族扩大到所有的读书人，中国的政治也从贵族政治进入平民政治。

02

隋朝的国祚太短，没等科举发挥威力就灭亡了。唐朝终于把隋朝的科举半成品打造成成品，废除了地方荐举推送，改成地方考试推送，使科举形成地方解试和中央省试两大层级。从此，考试决定个人命运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影响至今。

如果把科举发展史比作人的一生，隋唐是童年与少年，宋代是青年，元明是中年，而清代则是老年。

科举制发展到宋代，进士出身和非进士出身的在官场上的晋升途径已经是泾渭分明，非进士出身的官员很容易就碰到前途的天花板。贵族政治的群山注定无法阻挡，科举这条溪流前行的路，到了宋代，科举已经冲出重重阻拦，浩浩荡荡、汹涌澎湃，终成大江大河，也成为宋代历史最壮美的风景。

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题名录，该科状元即是著名爱国文学家文天祥

而到了清代，科举发展为包括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进士朝考在内的完整体系，再加上科试（乡试资格赛）、举人覆试（会试资格赛）、贡士覆试（殿试资格赛）乃至庶吉士散馆（庶常馆毕业考），每一等级的考试结果乃至等第和名次都会和个人未来的职业前景挂钩。

明清时期，唯有科举正途出身的士大夫才能赢得整个社会的尊敬以及官场的认可，这使得考试真正和个人命运融为一体，也成为整个社会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如果你不是科举正途出身，而是靠金钱、靠“拼爹”，即使你官当得再大也照样被人瞧不起，甚至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甚至在当时，功名最低的秀才虽然还不够做官的资格，但却很容易成为一名士绅，对基层社会的稳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中国的封建王朝虽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则天高皇帝远，皇帝的势力只到县一级，朝廷下边的老百姓主要靠那些地方士绅、宗族制度来维持秩序，民众内部的矛盾由这些有德望的人出面往往就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调解。

在此情形下，读书人与士绅在地方上的权威很大。他们排难解纷，也参加制定村里的规矩，他们还与邻村的士绅成立组织，共同解决纠纷，照顾邻近村庄的共同福利。而在这种士绅自治的体制中，科举出身的秀才自然成了士绅的主力。

报差报喜图（《点石斋画报》）。考中生员后， 官府派出报差将喜报送到家中，生员家属还要表示感谢，招待报差

科举制度虽然在中国实行了整整 1300年，但是只有到了清朝才到达了一个最鼎盛、最高峰、最完备的阶段，并由此走向盛极而衰而死。

1903年3月，同治朝探花朗张之洞与袁世凯联名奏请递减科举，理由是：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两年之后的 1905年，慈禧太后亲自下诏，终结了存活 1300多年的科举制。

在广袤的中国农村，科举的废除导致士绅阶层的香火断掉了，而新兴的学堂基本集中于城市，乡村里的知识精英们纷纷涌向城市。这不仅加剧了城乡的差距，也使得乡村权势被土豪劣绅和无赖恶霸乘机攫取和窃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将直接导致未来另外一场革命，并最终决定整个中国在 20世纪的走向。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编著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道：

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科举废除）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

03

如今科举已经废除一个多世纪了，一百多年的时光荏苒而过，使得百余年前那场盛事在今人眼中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科举在现在人眼里已经成了一个个抽象的名词，比如“八股文”“举人”“进士”等。

甚至由于对历史的不了解，对科举充满着偏见，一提起科举，很多人的印象就是腐朽、没落、呆板，殊不知就选拔人才的公正性与公信力而言，古人未必不如今人！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制度总是动态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科举制对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大概就属于这样的情形。在当时，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科举几乎是唯一的跨越阶层、逆天改命的方式。

1300年的科举制也深刻地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比如今天的考公热、圈子文化，以及中国人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标准化考试带来的教育问题等等，都能从科举制中找到原因。

在今天，虽有不少介绍科举的文章著作，但是大多是专业人士的布道，偏学术研究，阅读门槛较高，使得一般的读者望而却步，过其门而不入。

而这本《科举1300年》，在严谨的同时，兼顾了趣味，可以说，比通俗的更专业，比专业的更通俗。

论专业，本书站在巨人肩上，汇集钱穆、梁漱溟等大师的研究成果，甚至还有《蕉窗雨话》、《春明梦录》这些冷门史料，光参考资料就列了8页。

作者潘剑冰在大量的阅读和积累的基础上，参阅了大量的名人自传、回忆录、日记，以及众多学者的笔记、杂谈、文集、奏章、小说等。这里面很大比例都是亲身经历过科举生涯的人们现身说法，真实可信、丰满有肉。

论通俗，作者选取了大量有趣的案例。比如，隋朝的科举为唐朝选拔了知名的宰相；宋代第一次殿试是靠摔跤选出状元的；位及人臣的曾国藩因殿试未进二甲遗憾终身；同治朝的探花郎竟然是废除科举制度的重要推手……

严密的推理，丰富的史料，加上不时冒出来的趣闻，理清了科举这一传统中国的大问题、真问题，更为今天诸多问题的成因找到了答案，使得“以史为鉴”不再沦为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