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那位女老师的眼泪

我手里捏着一张休学申请书朝教务处走去。

我要求休学一年。我写了一张要求休学的申请书。我在把书面申请交给班主任的同时，又口头申述了休学的因由，发觉口头申述因为穷而休学比书面申述更加难堪。

好在班主任对我口头和书面申述的同一因由表示理解，没有过多询问，便在申请书下边空白的地方写了“同意该生休学一年”的意见，自然也签上了他的名字和日期。他让我等一等，就拿着我写的申请书出门去了。

回来时那申请书上就增加了校长的一行字，比班主任的字写得少，自然也更简洁，只有“同意”二字，连签名也简洁到只有一个姓。

班主任对我说：“你现在到教务处去办手续，开一张休学证书。”

我敲响了教务处的门。一位年轻的女先生正伏在米黄色的办公桌上，手里提着长杆蘸水笔，在一本厚表册上填写着什么，并不抬头。我知道开学报名时教务处最忙，忙就忙在有许多要填写的各式表格上。我走到她的办公桌前，把那张申请书放到桌子上。

她抬起头来，诧异地瞅了我一眼，拿起我的申请书来看着，长杆蘸水笔还夹在指缝之间。她很快看完了，又专注地把目光留滞在纸页下端，班主任写的一行意见和校长更为简洁的意见上面。

我告诉她我父亲的安排：待到明年我哥哥初中毕业，父亲谋划着让他报考师范学校，师范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全由国家供给，据说还另发三块零花钱。那时候我就可以复学接着念初中了。

我不想再向任何人重复叙述我们家庭的困窘。父亲是个纯粹的农民，供着两个同时在中学念书的儿子。哥哥在距家四十多里远的县城中学，我在离家五十多里远的西安一所新建的中学就读。

在家里，我和哥哥可以合盖一条被子，破点儿、旧点儿也关系不大。先是哥哥，接着是我，要离家分别到县城和省城的寄宿学校去念中学，每人就得有一套被褥行头。学杂费、伙食费和种种花销都空前增加了。

实际上轮到我考上初中时，我家已不再有考中秀才般的荣耀和喜庆，反而变成了一团浓厚的愁云忧雾笼罩在家室屋院的上空。我的行装已不能像哥哥那样有一套新被子、新褥子和新床单，被简化到只有一条旧被子卷成小卷儿，背进城市里的学校。

我也不能像哥哥那样，由父亲把一整袋面粉送交给学生灶，而只能是每周六回家来，背一袋杂面馍馍到学校去。因为学校灶上的管理制度规定一律要交麦子面，而我们家总是麦子面短缺而苞谷面还算宽裕。我并未意识到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因为背馍上学的学生远远多于能搭得起灶的学生。

每到三顿饭时，背馍的学生便在开水灶的一排水龙头前，排起五六列长队，把掰碎的各色馍块装进各自的大号搪瓷缸子里，用开水浸泡后，便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围在乒乓球台的周围进餐，佐菜大都是花钱买的竹篓咸菜或自家腌制的辣椒。我们照样吃得有说有笑。

这样的念书生活终于难以为继。我上完初一第一学期，寒假回到家中便预感到要发生重大变故了。新春佳节弥漫在整个村巷里的喜庆气氛，与父亲眉宇间的忧虑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天晚上，父亲终于对我说出了谋划已久的决策：“你得休一年学，一年。”他强调了一年这个时限。我没有感到太大的惊讶。

女老师放下夹在指缝间的木制长杆蘸水笔，合上一本很厚很长的登记簿，站起来说：“你等等，我就来。”我就坐在一张椅子上等待，总是止不住猜想她出去干什么。过了一阵儿她回来了，情绪有些亢奋也有点儿激动，一坐到她的椅子上就说：“我去找校长了……”

我明白了她的去处，似乎验证了我刚才的几种猜想中的一种，心里也怦然动了一下。她没有谈她找校长说了什么，也没有说校长给她说了什么。她双手扶在桌沿上，低垂着眼，久久不说一句话。

她轻轻舒了一口气，仰起头来时我就发现，她亢奋的情绪已经隐退，温柔妩媚的气色渐渐回归到眼角和眉宇里来了，似乎还有一丝无奈。

她又轻轻舒了口气，问：“你家里就再想不出办法了？”我看着那双带着忧郁的眼睛，忽然联想到姐姐的眼神。这种眼神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着的心平静下来。

她终于落笔填写了公函，取出公章在下方盖了，又在切割线上盖上一枚骑缝印章，然后撕下并不交给我，放在桌子上。她说：“装好。明年复学时拿着来找我。”我把那张硬质纸印制的休学证书折叠了两番，装进口袋。她从桌子那边绕过来，又把休学证书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来塞进我的书包里，说：“明年你一定要来复学。”

我向她深深地鞠了躬，就走出门去。她喊了一声“等等”。我停住脚步。她走过来拍了拍我的书包：“甭把休学证书弄丢了。”我点点头。她这时才有一句安慰我的话：“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

我抬头看她，猛然看见那双眼睫毛很长的眼里溢出泪水来，像雨雾中正在涨溢的湖水，泪水在眼里打着旋儿，晶莹透亮。我迅即垂下头避开目光。要是再在她的眼睛里多驻留一秒，我肯定就会号啕大哭。我终于仰起头说：“老师……我走咧……”她的手轻轻搭上我的肩头：“记住，明年的今天来报到复学。”

我看见两滴晶莹的泪珠，从她的眼睫毛上滑落下来，缓缓流过一段，就在鼻翼两边挂住。我再一次虔诚地深深鞠躬，然后就转过身走掉了。

二十五年后，卖树、卖劈柴供我念书的父亲患癌，在弥留之际，对坐在他身边的我说：“我有一件事对不住你，我不该让你休那一年学！”

我浑身战栗，久久无言。我一九六二年高中毕业，恰逢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月，高校招生数量大大减少，我们班里“剃了光头”，学校同年级四个班考上大学的学生也仅仅是个位数；而在上一年的毕业生里，我们这所不属重点的学校也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考取了大学。我如果不是休学一年，当是一九六一年毕业……

父亲说：“错过一年……让你错过了二十年……而今你总算熬出点儿名堂了……”

这时，我对父亲讲了当年学校教务处女老师的眼泪。父亲喃喃地说：“你怎么……不早点儿给我……说这位女先生呢！”

那位女老师的眼泪，直到今天，依然感动着我，激励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