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

陈寅恪世丈此篇为研究李唐文学之一重要文献。原稿系以中文撰作，由魏楷（J. R. Ware）博士译成英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出版之哈佛亚细亚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一卷第一期。距今逾十年矣。原稿在国内迄未刊布，故承学之士鲜得见者。兹加重译，以飨读者。魏楷博士于吾华文学，所知似不甚深，故英译颇有疏失，行文亦间或费解。如《涉闻梓旧》，本清蒋光煦所刻丛书之名，乃译作She-Wen Edition of an Old Copy，可见其一斑矣。今悉随文改正，不更标举。其附注原列每叶下方者，兹改为子注，移入正文，所标引书叶数，亦从省略。皆准寅丈平日行文之例也。译成，承友人金克木先生校正，谨此致谢。一九四七年春识。

韩愈《昌黎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影元本）卷十四有《答张籍书》《重答张籍书》二通。（籍，《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有传，《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附《韩愈传》）来书二通，亦载同卷。籍第一书有云：“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愈答其咎责曰：“吾子又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籍第二书云：“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愈更答曰：“驳杂之讥，前书尽之，吾子其复之。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见《论语·阳货篇》）《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诗经·卫风·淇奥篇》）《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礼记·杂记篇》下）恶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考赵彦卫《云麓漫钞》（《涉闻梓旧》本）卷八云：“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于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小说家类，存目二）、《传奇》（《新唐书》卷五十九载裴翎《传奇》三卷）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案：籍书所云“驳杂”之义，殊不明清，未审其所指系属于一、文体，二、作意，抑三、本事之性质。若所指为第一点，则如赵彦卫所说，唐代小说，一篇之中，杂有诗歌、散文诸体，可称”驳杂”无疑。若所指为第二点，则唐代小说家之思想理论实深受佛道两教之影响，自文士如韩愈之观点言之，此类体制亦得蒙“驳杂”之名。若就第三点言，则唐代小说之所取材，实包含大量神鬼故事与夫人世所罕之异闻。此固应得“驳杂”及“无实”之谥也。

总之，设韩愈所好“驳杂无实之说”非如《幽怪录》《传奇》之类，此外亦更无可指实。虽籍致愈书时，愈尚未撰《毛颖传》（参《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四《答张籍书》樊氏注。《毛颖传》见《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十六），而由书中陈述，因知愈于小说，先有深嗜。后来《毛颖传》之撰作，实基于早日之偏好。此盖以“古文”为小说之一种尝试，兹体则彼所习用以表扬巨人长德之休烈者也。李肇《国史补》（《津逮秘书》本）卷下《韩沈良史才》条云：“沈既济撰《枕中记》（既济，《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及《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有传。《枕中记》见《文苑英华》卷八百三十三及《太平广记》卷八十二），《庄子》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

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卷二十一，《四部丛刊》影元本）云：“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史记》卷一百二十六）。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赵彦卫所谓“可见史才议论”，与李肇及柳宗元皆以《毛颖传》与《史记》并论，殊有会通之处也。

裴度《与李翱书》（度，《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及《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三有传。翱，《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及《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七有传。《书》见明本《文苑英华》卷六百八十及《四部丛刊》影嘉靖本《唐文粹》卷八十四）云：“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才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旧唐书》（岑本）卷一百六十《韩愈传》云：“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盩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此句诸本皆同，据《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新唐书》卷二百三，及《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讳辨》。“晋”下当补“肃”字。）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

从《国史补》卷下《叙时文所尚》条云：“元和以后，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大抵……元和之风尚怪也。”裴度所谓“以文为戏”，与夫《旧唐书》之所指陈，皆学人基于传统雅正之文体，以评论韩愈者。在当时社会中，此非正统而甚流行之文体──小说始终存在之事实，彼辈固忽视之也。《讳辨》问题，非本文范围，姑不置论。《罗池庙碑》（《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十一）则显涵深义。其中多有神怪之谈，此固可能缘于作者早岁好奇，遂于南人不经之依托，有所偏爱。若取“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言（《论语·述而》篇），文士所奉为科律者，以绳之，则于李肇“尚怪”之评，自以为然矣。顾就文学技巧观点论之，则《罗池庙碑》与《毛颖传》实韩集中最佳作品。不得以其邻于小说家之无实，而肆讥弹也。

贞元（785-805）、元和（806-820）为“古文”之黄金时代，亦为“小说”之黄金时代，韩集中颇多类似之作。《石鼎联句诗并序》（《昌黎先生文集》卷二十一）及《毛颖传》皆其最佳例证。前者尤可云文备众体，盖同时史才、诗笔、议论俱见也。要之，韩愈实与唐代小说之传播具有密切关系。今之治中国文学史者，安可不于此留意乎？

选自《程千帆全集》（第七卷·闲堂文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